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嘉庆武义县志（十二卷），（清）张营堠修、周家驹等篡，据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影印
武义县志，武义县方志办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
武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武义县地名办公室编，1986年3月，浙江省图书馆藏
武义县文化志，武义县文化志编篡委员会编，浙出书临（92）第111号，1993年4月
武义柳城镇志，武义柳城镇志办公室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
武川备考，（民国）何德润辑，武义县图书馆藏
宣平县志，（清）陈加儒修、雷育仁篡，乾隆十八刊本，载《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八一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印行。
八、作为文化遗产的天童佛教文化（46）
内容提要佛教文化是一种文化遗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天童佛教文化这一概念，并从佛教物质文化和佛教非物质文化角度对天童文化作了简要分析。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童佛教文化既指以天童禅寺为主体的天童佛教物质文化，更重要的是指其中所蕴含的无形文化遗产——天童禅宗文化。宏智正觉首创的“默照禅法”，则是天童禅宗文化的核心成份，也是目前亟待保护和弘传的天童佛教文化之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文化遗产天童佛教文化天童禅宗文化默照禅
引言：问题的提出
“佛教是一种文化”，这已经成为当前各界的共识。然而，如何从文化角度来认识、研究佛教，如何弘传佛教文化，却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准确地说，佛教文化是一种“文化遗产”，是历史和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200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及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界定：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或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由此，“文化遗产”已成为目前我国文物、文化及旅游等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也可以成为今天我们认识、探讨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方法。在国家已公布的5批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中，佛教遗址、寺院庙堂占了很大比例。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申报的多，进入名录的少，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比如佛教的传说故事，佛教法会、仪式和节庆，佛教寺院建筑及造像雕刻艺术，乃至禅修（禅法）、念诵（梵呗）的方法等等。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相伴而生、不可分割的。大多数佛教文化遗产，既是物质文化，也是非物质文化。因此，以文化场所暨地域特色来整合、发掘相关的佛教文化遗产，并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之，不失为一种思路和方法。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天童佛教文化”这一概念，并试图从文化遗产角度来分析之。
天童禅寺历史悠久、梵宫巍峨、高僧辈出、宗风峻肃，享誉海内外。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童佛教文化”既包括有形的佛教物质文化，更蕴含丰富的佛教非物质文化。本文认为，有形的天童佛教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童禅寺以及寺内各种文物，以及保存至今的天童历代文献著述，乃至寺院周边的生态环境（国家森林公园）等等；无形的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主要指天童禅宗文化，包括天童历代禅师（高僧大德），天童禅学（禅法），天童宗风以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影响，等等。
本文认为，在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暨天童禅宗文化之中，曹洞宗文化暨默照禅是其核心内容。可以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默照禅法，实乃天童佛教文化的核心和象征。
（一）天童禅寺：天童佛教物质文化
天童禅寺位于宁波市东郊的鄞县东乡太白山麓，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之一，2006年6月被国家认证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寺院”和“重点文化”的称号，突显了天童寺作为佛教物质文化的重要价值。
天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从义兴祖师结庐于此至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期间几度兴衰，直到明崇祯四年（1631），密云禅师主持修建天童寺，经10余年时间，建成殿屋近千间，规模宏伟，建筑华丽，佛像高大，遂有“东南佛国”之誉，并由此奠定了目前天童寺的建筑规模和基本格局。
天童寺现存佛殿为明崇祯八年（1635）所建，系寺内最古老的建筑物，殿高21.5米，宽39米，深29.25米，殿内三世佛坐像3尊，总高达13.5米，其中佛身高6.38米。迦叶、阿难侍立释迦佛左右，两翼为高约2米的十八罗汉坐像。天童寺法堂改建于1931年，上层为藏经楼，堂西为罗汉堂，内层高1.5米的十八罗汉石刻像碑，刀工精细，形象生动。传说在发生水灾时，这18罗汉拯救了该寺。从天王殿到法堂，两侧有庑廊与配殿相连。中轴线西有佛祖殿、选佛场、禅堂，后有东桂堂，又西为大鉴堂。中轴线东有钟楼、御书楼、御碑亭等。登上台阶，从寺院后面自上而下一眼望去，在两边青山的衬托之下，黑瓦红墙像波浪一般层层伸展开来，气势蔚为壮观。
寺内佛殿前，有清顺治帝书“敬佛”碑、康熙帝书“名香清梵”匾、雍正帝书“慈云密布”匾。寺内还保存有宋、元、明、清各朝遗存的碑刻30余方等，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物。
天童寺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白山（天童寺所处的太白山，是首批国家级森林公园之一）下，寺院四面群山环抱，重嶂叠翠，古松参天，正所谓“群峰抱一寺，一寺镇群峰”，东、西、北三方有六峰簇拥。其周边有“深径回松”、“凤岗修竹”、“双池印景”、“西涧分钟”、“平台铺月”、“玲珑天凿”、“太白生云”等十大胜景。宋王安石在鄞县任县令时，曾赋诗描绘天童：“山山桑枯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太白山与天童寺相映成辉、相得益彰，由此也彰显了天童佛教文化魅力无穷的生态特色。因此，本文认为，天童佛教物质文化还应包括天童寺周边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
（二）天童禅宗文化：天童非物质文化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禅宗文化史上，天童禅寺影响深远，地位十分突出。南宋时评定的天下禅院“五山十刹”，天童寺为五山之第三山；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册封天下名寺时，赐天童禅寺为“中华禅宗五山之第二山”；清代天童寺与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一起为禅宗“四大丛林”。因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称号，远远不足以概括天童寺暨天童佛教物质文化的全部内涵。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天童佛教物质文化背后蕴涵的丰富的内在价值。
本文认为，天童佛教文化的内在价值主要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即天童禅宗文化。诸如，天童寺作为禅宗祖庭的特殊身份；天童寺的历代祖师、大德及其禅学思想；天童禅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等。实际上，作为佛教物质文化的天童寺，正是天童佛教文化中丰富的佛教非物质文化内涵的物质符号及象征，是天童佛教文化得以传承至今的场所空间。关于天童禅宗文化暨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天童寺的“祖庭文化”：自唐大中元年（847），咸启禅师主持天童寺，开始弘扬洞山家风，时为天童寺曹洞宗文化发轫伊始。而宋宏智正觉住持天童以后，不遗余力地弘传曹洞宗风，并创立了默照禅法，由此使得天童寺成为中国曹洞宗的重要祖庭。而南宋长翁如净在竭力弘扬“默照禅”的同时，还将曹洞禅法及衣钵传与日籍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曹洞宗始祖的希玄道元，从而使得天童寺成为日本佛教最大宗派曹洞宗的发源地，成为中日曹洞宗的祖庭。天童寺除弘传曹洞禅法之外，宋淳熙十六年（1189），日本僧人荣西来本寺习禅，承临济法脉，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此外，天童寺史上还有不少临济祖师，如明代住持天童的密云圆悟禅师为临济正宗第三十世，被称为“临济中兴之祖”。因此，天童寺亦为临济宗之祖庭。由于与日本禅宗的渊源深厚，作为曹洞、临济二宗祖庭的天童祖庭文化，还带有鲜明的“国际化”的特色。
2.天童历代祖师及高僧大德：自西晋义兴祖师开山以来，天童寺历代高僧辈出，灿若群星。近代现以来，天童寺依然法脉盛旺，道风隆盛。这里仅列举其荦荦大端者。
晋义兴祖师：又称为“太白祖师”，为天童寺的开山祖师，于西晋永康元年（300）于此结茅潜修。相传其苦行感太白金星化作童子，每天给他送斋送水，后人便以太白名此山。
法璿禅师：又称为“天童禅师”。唐开元二十年（732），法璿禅师重建太白精舍，即今人所称之古天童（位于鄞县之东谷）。
藏奂禅师（790—866）：为史书最早记载与天童有关的禅师，谥号“心鉴”；相传于会昌大中之际，曾“徙清关之神龙于太白峰顶，镇毒蟒于小白岭上”。（47）他生前虽未住天童寺，但却自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是吾前生也”，圆寂后，其弟子遵照遗嘱葬之于“天童岩”。（48）
惟白禅师：常入皇宫宣扬禅法，并与神宗皇帝研讨禅理。建中靖国元年（1101）编撰成《续灯录》，呈徽宗皇帝。徽宗亦为之赐紫，赐号‘佛国禅师’；并为之书《天童景德寺惟白续灯录序》。
宏智正觉禅师（1091—1157）：被称为“天童中兴之祖”，住持天童凡三十年，令寺观焕然一新，学徒盛集；弘扬曹洞宗法，首倡“默照禅”法，丕振曹洞宗风。有《宏智觉和尚语要》一卷、《宏智觉禅师语录》四卷、《宏智广录》九卷、《天童百则颂古》等书传世。
应庵昙华禅师（1103—1163）：宋代临济宗僧，曾于天童山大弘临济宗风，时与大慧宗杲并称临济宗之二甘露门。有《应庵和尚语录》二十卷传世。
长翁如净禅师（1163—1228）：为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宝庆元年（1225）奉敕住持四明天童山景德寺后，致力阐扬宏智正觉以来久已衰微的默照禅风。有日本禅僧道元从如净受学并得曹洞禅法，回国后创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始祖。著作有《如净和尚语录》二卷、《如净禅师续语录》一卷。
密云圆悟禅师（1566—1642）：于明崇祯四年（1631）起住持天童，连续主寺十一载，苦心经营，大振宗风，其法众遍于全国，奠定天童寺永久之规模，被尊为“天童重兴之祖”。有《密云禅师语录》行世。
道忞禅师（1596—1674）：嗣法于天童密云圆悟，为临济正宗第三十一世。清世祖顺治帝赐之“弘觉禅师”之号。著作有《弘觉禅师语录》二十卷、《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六卷、《弘觉忞禅师奏对录》、《山翁忞禅师随年自谱》及诗文集等。
近现代以来，天童寺仍然不断有高僧涌现。爱国诗僧、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的首任会长的寄禅敬安禅师（1851—1912）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住持天童，任满连任，主寺十一载，百废俱兴；善于说法、力主参禅的现代奇僧慧明法师（1860—1930），曾在天童寺任行堂多年，后法缘日盛，曾讲经于天童寺、普陀山等地，后来出任灵隐寺方丈达十一年；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中国佛教界领袖圆瑛法师（1878—1953），天童禅寺是他幼年参学、中年住持和最后圆寂的道场；圆瑛法师的弟子、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明阳法师（1916—2002）早年即随侍圆瑛法师在天童寺习经弘教，努力不懈，1988年起住持天童寺；自幼出家、受具足戒以后一直留在天童寺的当代高僧广修老和尚，受命于文化大革命劫难之后的1979年，担任起寺院整修、恢复重任，终于使古刹得以振兴；2004年诚信大和尚住持天童禅寺，续传天童家风，千年古寺得以重辉。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童禅寺虽几经兴衰，却仍然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历代高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天童禅学：天童寺为禅宗名刹。唐开元二十年（732），法璿禅师重建太白精舍，人称之“太白禅师”，名其山曰“天童”。（49）至德二年（757），宗弼、县聪等禅师将寺迁到太白峰下今址。由此可见，天童寺建寺之初，就结下了禅宗法缘。北宋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赐寺名“景德禅寺”，寺归属禅宗，自兹肯定。（50）虽然后来，寺名屡有更替，而禅宗之性质未曾有变。无疑，天童佛学的主体为禅宗。
自慧能建立禅宗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唐末五代相继成立了禅门五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入宋以后，禅宗发展为中国佛学的主要流派。众所周知，在天童历代禅师之中，属曹洞宗者最多，其次为临济宗。因此，天童禅学之中，临济、曹洞二宗宗风最盛。除此二宗之外，天童寺亦有云门、法眼的弘传。如法眼宗的二传弟子有天童山子凝禅师、新禅师。而宋天童寺的宝坚禅师、怀清禅师则是云门文偃的三传弟子。（51）
4.天童寺的道风传统：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之时，虽然中国佛教总体上呈现出衰落之势，但天童寺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一起，成为天下禅林的道风楷模，素有“天童的规矩、天宁的唱念，金山的腿子，高旻的香”之说。天童寺以极其严格的“天童的规矩”在明清以来的东南禅林中独树一帜，不是偶然的。本文以为，天童寺的“规矩”，不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寺僧所持的清规戒律，还在于天童寺独特的道风传承：即“农禅”并重的禅林作风，以及宏智正觉以来弘传的默照禅法所倡导的“只管打坐”的坐禅之风。并且，天童寺这一古朴的道风和农禅的传统，在近现代以来仍有传承。
天童寺的禅寺、禅师、禅学与禅风，构成了天童禅宗文化亦即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
（三）默照禅法：天童佛教文化的内核
天童禅宗文化，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曹洞禅应是天童禅宗文化最有特色的主体部分。作为天童禅学的核心，宏智正觉创立的默照禅法，实乃天童佛教文化的内核和象征。
本文认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天童佛教文化之“默照禅”法，是天童禅宗文化即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成分，也是今天最值得我们保护和弘传的天童佛教文化之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略述默照禅法的保护意义、保护内容和对策。
1.保护意义：宏智正觉创立的默照禅，是与宋代临济宗大慧宗杲创立的看话禅相对立的而又同时流行的两种不同的禅观法门。默，指沉默专心坐禅；照，即以慧来鉴照原本清净之灵知心性。正觉倡导于禅堂坐禅习定，以“坐空尘虑”来摄心静坐、默然内照，以至于悟道。虽然默照禅在形式上体现为对达摩所主张的“凝住壁观”、“息心泯别”的传统禅法的回归，正如后来如净所说的“只管打坐”，然而，默照禅并不必期求大悟，唯以无所得、无所悟之态度来坐禅，其实旨在纠正南宋时下禅风之流弊（如一般的狂禅，野狐禅或公案禅，文字禅等），故与“枯木死灰”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默照禅的意义是与寺院禅堂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的。历史上，禅堂在禅宗丛林中被称为“选佛场”，其地位作用非常重要。而默照禅的保护和弘传，在一定意义上即体现为寺院禅堂功能的恢复。
近代禅门泰斗虚云大师，一身兼挑禅门五宗。虚云老和尚重振宗门家风时，就特别注重禅堂规矩。在他所复兴的寺院中（特别是在鼓山、南华寺等），将明清时期形成的禅堂规矩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整顿和重建，于是方有近代禅宗的复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佛教也呈现出复兴之势。然而，当我们看见各地新建的美轮美奂、金碧辉煌的佛寺时，却并不容易找到一个理想的能供人禅修打坐的禅堂；即便有些寺院有禅堂之设，但大多数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坐禅功能，而是几乎成了一种摆设。有学者曾这样说道：“寺院没有念佛堂和禅堂，就好像理工科大学没有实验室一样，要想在这样的寺院开发悲田，满足信徒种福报的信仰需求，犹如缘木求鱼。”（52）鉴于此，如何恢复禅堂的功能，保护、发掘和发扬天童佛教文化中“默照禅法”等传统禅法的现代价值和功用，应当成为今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2.保护内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角度来看，“默照禅”可以包括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默照禅法：在此，主要以坐香、行香等程序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传统默照禅法。包括默照禅法的基本理念、坐禅仪式以及坐禅要领等等方面。
默照禅相关文献：包括默照禅的创始人宏智正觉的《宏智禅师广录》（特别是其中的《坐禅箴》、《默照铭》）、长翁如净的《如净和尚语录》等文献。
默照禅相关文物：主要指天童寺东、西禅堂。西禅堂始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建，现为全寺僧人参禅修持场所，其规模之大在当今禅寺中罕见。堂中地面的印痕，乃是历代禅师长期坐禅习定而留下的。东禅堂重建于1936年，现辟为文物藏品陈列室，陈列着历代佛教文物和国外佛教徒所赠礼品。此外，位于古天童的《妙光塔铭》碑偈，原系南宋绍兴年间为宏智禅师所立。因年代久远正面碑文已漫漶不清，碑阴的“渊默雷声”（清顺治11年所刻）四字赫然醒目。亦为重要的相关文物。
天童寺历代祖师暨默照禅传承人名录：自宏智正觉之后，天童寺的曹洞宗属性最为突出。天童寺的历代祖师之中，为弘扬默照禅做出了杰出贡献者，当属默照禅传承人之名列。
3.保护对策：首先，应在思想方法上认识并真正理解作为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童默照禅法的宝贵价值，只有这样方能更好地推进以默照禅为代表的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次，要认真做好围绕“默照禅”为代表的天童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发掘整理工作，包括相关文献、文物以及历代祖师暨传承人名录等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论证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文化遗产法》的要求，做好规划保护和申报名录等工作。由于默照禅暨天童禅宗文化的国际性，相关工作内容亦可以由中、日双方的学者或佛教界联合开展进行。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整理，是为了继往开来，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许从“非遗”角度来认识和分析以“默照禅”主核心的天童佛教文化，并不足以把握天童佛教文化的全部内涵，但我们相信：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天童佛教文化，对我们深入研究和论证天童佛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中国佛教的振兴和佛教文化事业的未来发展，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九、作为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53）——以益乐观音寺及杭州古荡益乐村的观音信仰习俗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以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辖区内的益乐观音寺的创建及其历史演变为主要线索，以口述历史为主要依据，并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原古荡镇益乐村的观音信仰习俗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整理，希望由此提供一个认识民间佛教寺庙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功能的新视角。
关键词：益乐观音寺，观音信仰，庚申会，文化遗产
引言
益乐观音寺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益乐村内，始建于清朝末期，原属金氏家庙，也是清末以来该村唯一的佛教寺庙。然而，关于该寺的详细情况，既无寺志，在杭州市的各种方志史料中也一直没有查到相关记录，寺内也没有常住的出家僧人。因此一直以来观音寺的名气也不大，其影响范围也主要限于杭州城西的古荡益乐村及其周边地区，很多杭州本地市民都不曾听说观音寺之名。
然而，像观音寺这样的“三无”小庙在我国各地民间特别是江南地区随处可见，它们基本上是由当地的老年居士自发地管理和日常维护，大多数寺庙也没有取得合法的宗教场所身份。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境外宗教影响的渗透，很多类似的民间小庙正在逐渐走向消失。与此同时，依托于各地民间寺庙传承下来的种种信仰习俗，也在逐渐走向衰落，归于沉寂。
宗教是一种文化，民间信仰亦是如此。中国的民间信仰植根于基层的广大民众，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实为各地民俗文化的价值内涵和精髓所在，从而构成了各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见证。在民俗学界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专家也认识到：庙会、民间信仰习俗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54）
正是因为益乐观音寺的默默无闻、极其普通，故可视为江南民间观音信仰习俗的一个见证，从而也就有了典型的意义和分析的价值。鉴于有关观音寺的文献史料的缺乏（近乎空白），笔者通过连续多次实地走访若干位年逾古稀的益乐村原住民，以他们的口述史料为主要依据，并结合田野调查（遗址考察）、相关文献的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观音寺的历史、现状以及益乐村的观音信仰习俗的变迁作较为完整的考察和整理，以期深入探索和发掘民间信仰背后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功能。
（一）益乐村的历史沿革与民俗
益乐观音寺位于杭州城西的西湖区古荡镇益乐村境内。在解放以前，益乐村原属杭县留下区履泰乡。1958年4月杭县撤销，除瓶窑镇、长命乡划归余杭县外，其余皆划归杭州市。益乐村的建制即由此开始，由南沈塘、北沈塘、钱家村、莫家塘、周家蓬、金家浜、马家门、卢家湾、西斗门、南斗门、毛家桥、竹桥头、野荡头等十几个自然村合并而成。
就自然环境和生态来说，益乐村原属于湿地地貌，是西溪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村的陆地面积约有4000余亩，同时河港湖汊遍布全村，其水域面积与土地面积相当。因此，自古以来益乐村的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发达，益乐村与外地的往来交通也主要经由水路进行。作为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这里的村民既是农民，也是渔民。除种植水稻、小麦、蚕桑、竹笋以及柿子等果树之外，水产渔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益乐村的村民一年四季都十分勤劳，农闲之际则忙于水产渔业，几乎没有什么农闲的时间。
作为水乡，益乐村的很多传统民俗活动也与水有关。历史上，益乐村每年都要举行赛龙舟盛会，并且远近闻名。近些年来，益乐村的赛龙舟盛会也得到了部分恢复。2011年端午节这天，有关部门发起在益乐村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在外经商或工作的益乐乡亲分别从昆明、四川、重庆等地赶了回来参加这次赛龙舟盛会。（55）
原益乐村的宗族文化比较典型。全村总共大约有四百余户人家，由聚族而居的各自然村构成。如沈姓村民大多居住在南沈塘、北沈塘，周家蓬多是姓周的，金家浜主要是姓金的等。虽然益乐村家族姓氏众多，但在历史上，该村的望族主要有金、周、马、骆“四大家族”。在这“四大家族”之中，金、马两家族主要是为官的，而周、骆两家族则以经商为主。而金、马两家虽皆世代为官，但有文武的不同：金家是文官出身，而马家则为武官出身。关于益乐村的马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每年岁末祭祀灶神的过程中，腊月廿三为“送灶神”上天日，腊月三十日为灶神下降日，所谓“上天奏好事，下降保平安”。然而，在腊月廿三日送灶神仪式开始时，因为马家主人在外地为武官，常常要到次日即廿四日早晨才能赶回益乐村老家参加祭祀活动。长此以往，结果就形成了马家的独特的送灶神习俗，即马家人祭祀灶神，要比村里的其他人家晚一天。直到现在，这一习俗依然如故。
在上述“四大家族”之中，又以金家的影响较大。长期居住在金家浜的金氏家族，其祖先来自彭城（今江苏徐州）望族。金家祖先原是名门望族，以耕读传家。直至清代后期，金氏家族仍然比较兴旺，是本地的大户人家，人丁兴旺，家境也比较富裕。同时，金氏家族世代奉佛，并且金家的奉佛行为，也对益乐村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益乐观音寺就是由世代居住在益乐村的金氏祖先最初创建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益乐村的环境面貌和社会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纵横交错的水域已不复存在，这里已成为杭州市的中心城区范围，原住村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2002年，随着杭州市“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战略，“撤镇（乡）建街，撤村建居”，古荡镇益乐村也更名为古荡街道益乐社区。目前的益乐村已完全城市化，原住村民在拆迁后，集中居住在新建的益乐新村内，属于益乐社区，而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从务农转变为出租房屋、经商和单位上班等等形式，其身份则成为新一代的杭州市民。
更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化浪潮以及其他宗教势力的影响，益乐村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包括信仰习俗）正在逐渐褪变成一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二）金氏父子与益乐观音寺的创建
益乐村的村民大都信仰佛教，而且以观音信仰为特色。
“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在我国乃至亚洲大乘佛教信仰文化圈中，观音是最为著名的菩萨，在民间更是妇孺皆知。虽然观音信仰千百年来早已广泛流传，然而，在我国南北各地，观音信仰还是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如汉传与藏传的不同，民间与知识阶层的差异等等。而杭州地区的观音信仰则与杭州天竺山的“天竺三寺”（即上天竺法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镜寺）有关。三寺相距很近，均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且皆以供奉观音菩萨的圆通殿为寺院主殿。特别是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的上天竺寺内的观音菩萨，以“灵验”相传，号称“灵感观音”，以至于历代士民无不信奉之。历史上，杭城每遇旱涝灾害，必迎请之入城祈祷。明释宾编纂的《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卷一有《灵奇识》、《灵感录》、《灵应颂》以及《感应记》等篇章，详细记录了唐五代以来上天竺灵感观音“应验”之事迹。（56）上天竺寺内的该尊灵感观音像由香木雕刻而成，高仅1.2米。与其他寺院高大的佛菩萨雕像相比，显得其貌不扬。然而，正是这尊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观音菩萨像，在杭州民间信众的心目中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不可取代的神圣地位。益乐观音寺暨益乐村的观音信仰即是在上天竺灵感观音影响下的杭州观音信仰习俗的一个见证。
益乐观音寺的创始人，就是益乐村金家浜的金氏祖先，清末民初的乡绅金锦喜居士父子。
益乐村年近9旬（生于1923年）的卢志林老先生是益乐村民中年纪最大的长者，也是同辈老人中为数不多的读过书的，故能断文识墨，思维清晰。卢志林老人回忆了观音寺的创建过程。金家世代为官，有很好的家风。金锦喜居士的堂兄在南洋经商时，曾购回一段名贵的沉香木。清光绪16年（1890年），金锦喜（？—1928）居士等人仿照杭州上天竺法喜寺“灵感观音像”，发心将该段沉香木雕造了一尊1.2米高的观音像，装于龛中。金氏父子还将金家宅第中的数间房屋舍为寺院，将观音菩萨像供于其中。该尊观音菩萨像虽然仅仅只有几十公分高，但颜色黑亮（沉香木的原色），并且常年香气浓郁，因此，该尊菩萨像很快便远近闻名。因其形制颇小，被当地人俗称为“小观音菩萨”，而这座寺庙，则被称为“观音寺”。
那么，金锦喜为何要雕像建寺呢？卢志林老人说，金家是大家族，有很好的家风。但“过去农民很少有人读书，没有文化，因此不知道讲道理。很多家庭中有不孝顺父母和祖父母的，对老一辈邻居也不讲道理，没有礼貌。虽然金家很讲道德文明，但同农民讲理，他们听不进去。所以他们上一代人就打算建寺雕刻观音菩萨像，来引导村里的百姓移风易俗，和谐邻里，保一方平安”。
关于观音寺的创建人金锦喜居士及其父亲的生平事迹，现在已无任何史料可考。金家原藏有《金氏家谱》，可惜也于文革时被毁。在卢志林老人以及金家后人的记忆中，金锦喜的父亲曾在清朝的朝廷中为官，且为官清正，故致仕后皇帝曾下诏，钦赐300亩土地为其辖粮（食税）。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金锦喜的父亲曾在清朝朝中为官，去世后安葬于故乡附近，其墓地在今杭州市转塘镇桐坞村一带，其余情况已不得而知。而金锦喜的情况则比较清晰一些。据金锦喜的后裔、1927年出生的村民金洪兴老先生（称金锦喜“太公”，为金锦喜的玄孙）回忆，他出生的第二年，金锦喜刚刚去世。据此，可以推测金锦喜居士卒于1928年。
金洪兴老人以及另一位世代居住在益乐村的金家后裔金永贤先生（今年72岁）都曾听得金家长辈们说过，金锦喜去世时是戴着官帽的，这也说明金锦喜本人也曾为官，并一直享受朝庭官员的礼遇。
根据以上口述记忆材料，我们可以推测，金锦喜的父亲应当在清朝中后期咸丰、同治年间朝中为官。金永贤先生还依稀记得，在50多年前，十多岁的他曾跟着其父亲到位于今西湖区转塘镇桐坞村的先祖墓地去祭扫过。该墓的墓主正是金锦喜的父亲，亦即金氏后人记忆中金家世代祖先当中官职最高者。作为益乐村金氏家族史上影响最大的金家祖先，金锦喜父子既是益乐观音寺的创始人，也可称得上是益乐村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文化名人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金锦喜父子的为官身份，我们还特地来到转塘镇桐坞村，对金氏祖墓遗址作了实地考察。桐坞村的村口，原称“圣殿”，据称或与金氏祖先在朝为官有关。遗址处现有两棵树龄达三百余年的香樟树。
金氏祖先墓地遗址位于桐家岭的高速公路边的山坡上，原墓地占地面积很大，达三百余亩。据金氏后人回忆，这是金锦喜的父亲去世后，由朝廷出资建造的陵墓。原墓地面朝东南方向，墓道口建有华表，入口处有两棵树龄达150余年的香樟树。然而，墓地及华表早在解放后不久即被拆毁，两棵香樟树也在若干年前扩修墓地前的公路时被砍伐。如今，墓地遗址但见绿油油的茶园一片。在我们实地考察墓地遗址的过程中，外桐坞村一位余姓老人（今年90多岁）还依稀记得墓地当年的情景和气势。我们一行由见多识广、记忆力极佳的当地村民仇校根先生（今年60岁）作为向导，经过几番辨认，终于找到了原墓地遗址所在的确切位置。
据当地村民称：该墓地原来历代都有“坟亲”，即守墓人。然而不巧的是，当我们前来桐坞村考察墓地遗址时，当地村民说“坟亲”的儿子在去年（即2010）年去世。世事沧桑，如今古墓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卢志林老人还回忆了他少年记忆中有关观音寺的情形。他说：“我今年89岁，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说过，年纪大的都知道，我十二三岁看见过益乐观音寺的观音菩萨圣像（出）巡庙会（即‘庚申会’），以及‘放洞冲’（57）的热闹场面。七岁时，我到私塾读书。这一年我母亲因长年患病，去世了。直到13岁那年，我转到‘民众馆’读小学三年级，学校位于古荡，是由一座地藏殿临时改建为学校的，里面还有佛像。（58）我每天早上来到学校，上课前同学们要跟随先生一起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诵读中山先生‘遗嘱’。当时四年级的学生，若参加‘同志军’的，就有校服穿。我一直读书读到16岁（1939年），这一年下半年就被迫停课了。到冬天，日本人就打到我们这里，艰苦的抗战从此开始了。”
（三）益乐观音寺的兴衰与观音信仰的变迁
益乐观音寺自创建以来直至解放初期，由于观音菩萨像名闻遐迩，观音寺的香火也一直很盛。最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卢志林老人在内，现年龄在70岁以上的本地原住民大多数也还能清晰地记得，供奉于观音寺内的“小观音菩萨”，常被迎请至附近的九莲庄、古荡湾、宋江村及益乐村等处出巡，各地轮流做东，举行“庚申会”（实乃“庙会”的一种形式）。由此，观音寺也成了益乐村及周边乡村佛教信众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观音菩萨像出巡与“四班庚申会”：“庚申会”是益乐村一带观音信仰的一个重要见证，也是益乐村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信仰习俗，并且还影响到益乐村的周边地区。益乐观音寺的“庚申会”自设立以来，由益乐村及其周边的四个地方的村民分别主办，每三年一轮，故又称“四班庚申会”。据卢志林老人回忆，在他十二三岁时，曾看见过观音菩萨出巡时的隆重场面，特别是在“放冲”（即“放焰口”）时，场面非常壮观，因此让人记忆深刻，令人难忘。
所谓“四班”，分别是指四个地方：1.大中宫为一班。大中宫原址在今杭州市拱墅区的卖鱼桥霞湾巷附近，原是一所道教宫观；2.俞家圩、古荡湾合为一班；3.金家浜、南沈塘、北沈塘、周家蓬、毛家桥、钱家村、莫家塘合一班；4.九莲村、宋江村、五村合为一班。这四处地方，大约相当于观音菩萨出巡时的四处“行宫”一样，观音菩萨轮流被请至上述四地，接受信众的供奉礼拜。
案庚申信仰源于中国道教的信仰习俗，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流传下来。道教认为寄身于人体的“三尸虫”会引诱人行恶，幷于庚申夜（庚申日的夜晚，每年有六个庚申夜）离开人体向上天禀告该人所为之所有恶行。因此，道教主张于庚申夜（尤其是庚申年的庚申日之夜）时，众人聚集一起通宵达旦，或依经修持，或晏游、吟诗、诵咒，彻夜不眠，以防止人体中三尸虫脱离人体，上天禀告司命各人所行过恶，从而减人寿命，促人早死。是故，此习俗又称为“守庚申”。这一习俗流行甚广，后来还影响到了佛教习俗。
据宋代赞宁《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记载：
“近闻周郑之地，邑社多结守庚申会，初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念佛行道，或动丝竹，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夺算也。然此实道家之法，往往有无知释子入会图谋小利，会不寻其根本，误行邪法，深可痛哉！”（59）
由此可知：在赞宁生活的北宋初期，中土民众普遍流行庚申守夜，更有人因守庚申而结社。这说明在唐宋时期，道教守庚俗之习俗更已影响了佛教，使佛教信徒也有了庚申会的习俗，从而使之成为很多民间道教、佛教共同奉行的中国民间信仰习俗了。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一带，庚申会还是比较普遍流行的。而庚申信仰在唐宋时期就曾传入日本、韩国，从而使得庚申会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民俗之一。
日本学者洼德忠在其《道教史》一书第六章中设有“三尸说及其信仰”一节，其中就提到清代《庚申宝卷》所载的佛教“庚申会”：有男女信众一起出席，由初更至五更，颂赞玉皇、五星君、释迦、观音、药师、文殊、阿弥陀佛、弥勒等佛菩萨及神祇，烧香礼拜，彻夜不眠。该书还说道：“有报告说，本世纪四十年代，在大同附近的农村和杭州郊区还进行守庚申。”（60）洼德忠所提到的杭州郊区的“守庚申”，或即为益乐观音寺的“小观音菩萨”出巡时的四班“庚申会”。由此可见，益乐村的“庚申会”，在清末民初时曾经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以至于见载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了。
不过，自现代以来，我国汉族地区仅有少数地方的庚申会习俗还有保留，有些则于近些年各地发掘和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有所恢复，而绝大多数地区的庚申会几近消失。因此，作为益乐村观音信仰习俗的主要特色和形式，“四班庚申会”无疑可视为益乐村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虔诚奉佛的金家后人：金氏后人亦世代奉佛不断。据金锦喜居士的后人金月娟居士回忆，其奶奶及太婆（即其奶奶的婆婆）都是小脚老太太，虽然她们很早就都守寡了，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全家老小，但她们依然吃斋念佛，刻苦修行。她们曾以绕村子“拜华严”（忏）方式苦行，连续坚持了三年零六个月。对于这种长期坚持“拜忏”的修行方式，佛教信徒中有“三年易拜，六个月难过”的说法，但金家老太太却一直这样坚持了下来。金居士还依稀记得，其太婆临“往生”之际，头脑十分清醒，并且神态异常平静地嘱咐身边的家人：“丧事一切从简，好好把孩子抚养成人。我自有好地方去也。”
观音寺的毁坏与重建：在“文革”以前，由于“破四旧”及极左宗教政策的影响，观音寺遭到破坏，寺内的沉香木雕观音像也随之被当作柴禾劈成多块。据金家后人称，因沉香木观音菩萨像奇香无比，被劈成碎块以后，很长时间内仍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时过境迁，如今，原益乐寺观音像的残存碎片，也早已不见了踪迹。
改革开放以后，益乐村的居士们也逐渐恢复了念佛修行活动。1996年上半年，益乐村的佛教信众发心并自动集资，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观音寺，使之成为本村近百余位老年佛教信众的修行场所。
2005年6月观音寺因种种原因再次被拆。五年后，即2010年于原址复又重建。重建后的益乐观音寺为一栋二层楼的建筑，楼上为佛殿，楼下为活动场所，占地面积比原址缩小了很多。2010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十六），在浙江省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性一法师主持下，益乐观音寺举行了观音寺佛像开光法会。
恢复重建后的观音寺，因规模较小，一直没有常住僧人，也未能取合法的宗教场所恢复登记手续。寺内的法事活动及日常管理，也主要由本村的一些老年居士组成的管理小组负责，偶尔也会延请附近寺院的法师来寺里指导信众念佛、读经等事宜。据了解，目前寺内活动除每周三、六进行日常念佛之外，每逢观音圣诞、佛诞等佛教节庆日，观音寺都要举行诵经、放生、“佛七”等佛事活动，因此，观音寺也逐渐成为益乐村及周边地区佛教信众最重要的念佛修行道场。
结语
通过考察益乐观音寺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观音寺及益乐村的观音信仰习俗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地域性。益乐观音寺的观音圣像原系仿上天竺法喜讲寺的灵感观音像而造，因此益乐村的观音信仰习俗也深受上天竺法喜讲寺“灵感观音”信仰的影响，是作为“东南佛国”的杭州佛教文化影响下的观音信仰习俗的重要体现。
2.家族性。观音寺原是金家浜金锦喜父子“舍宅为寺”，属家庙性质，到后来其影响才逐渐扩大到全村乃至周边一带地区。聚族而居的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体现，而建寺目的之一，亦为移风易俗，保一方平安，并非完全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
3.儒道佛三教合一。益乐观音寺及益乐村民的信仰习俗，带有鲜明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如观音圣像为主体的“庚申会”习俗，就是佛道结合的，而家族性则是其儒家特征的体现。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如今的益乐观音寺安静地掩藏于高楼大厦之间，而原来的益乐村的观音信仰，也由典型的乡村民间佛教，逐渐演变成为地处闹市区的“都市佛教”。因此之故，益乐观音寺的角色和功能也在悄悄地发生相应的转变。由于杭州城西的古荡一带缺乏合适的佛教修行道场，因此寺庙的信众也由原来本村中老年居士为主，逐渐演变成包括周边一带小区佛教信众也参与的佛教修行场所，而寺庙信众的年龄层次、知识结构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是，益乐观音寺原来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逐渐为人遗忘，淡化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