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是具有交往性质的，它承担着沟通人们思想和情感，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任务。散文也不例外。没有一个散文作品创造出来是为了敝帚自珍和孤芳自赏的，它总是希望得到读者的阅读与认同。可以说，这种交往或交流不仅是作家选择语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散文追求的目标之一，从本质上而言，任何文学创造活动的最终是指向交往的，现代散文的创作最终也需要通过交往来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具体到文学文本，有论者指出：“从言语行为角度看，文学文本存在着不同的交往层次，一般至少有如下两种最常见的交往层次：一是作品中人物角色之间的言语交往行为；二是作者对读者之间的言语交往行为。”【1】这种划分虽然并未能完全反映出文学文本的交往层次，但它对文本内部的交往，对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交往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如果撇开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交往，就文本内部而言，人物角色之间，也包括以“我”的身份出现的叙述者或抒情者，与作品中其他人物存在的对话关系。鲁迅的《一件小事》，就是通过“我”与人力车夫的交往，剖析出“我”的渺小与人力车夫的伟大。
对话就是交流，它必然会涉及双方乃至多方。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伯姆（David Bohm，1917—1992）认为：“对话并不仅仅局限于两人之间，它可以在任何数量的人之中进行。甚至就一个人来说，只要他抱持对话的思维与精髓，也可以与自己进行对话。这样来理解对话，就意味着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2】也就是说，对话并不意味着只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它可以在多者间进行，同时甚至可以是在一个人内心深处进行的自我对话。对话的范围可大可小，对话的对象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我，从此意义上说，现代散文话语的交流与对话，其对象不只限于他人，而且包括自我，也包括所有自然的有生命的和非生命的一切存在。根据这一交流范阈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体交流形态和对话方式：闲话式、独语式和倾诉式。闲话式，是多人的对话与交流；独语式，是作者与自己的对话与交流；倾诉式，一般是作者与单一对象的对话与交流。
可见，每一种散文语体的选择，都是针对一定的交流范阈所作的一种“应该这样”的对话。同样，作家对语体的选择，也是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适应性追求。王力在谈论五、七言诗的转换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多数七言诗句都可以缩减为五言，而意义上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气更畅，意更足罢了。”反之，“每一个五言句式都可以敷衍成为七言”【3】。诗人对五、七言诗的选择，是出于对不同审美效果的追求，五言诗与七言诗相比，其意义更为含蓄凝练，写七言诗则有对抒情写意更酣畅的追求。同样，作家对散文语体的选择，也是为了适应自我的表达需要，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其散文也存在着不同的语体，如朱自清的《给亡妇》属倾诉体，《欧游杂记》属闲谈体。所以，闲话体也好，独语体、倾诉体也罢，都是作家个人心境真实而贴切的话语表达，代表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主要潮流与传统。
一、闲话体：天南地北的娓娓絮语
谈话，是人类交际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有论者将人的交谈形式归结为聊、辩、商、谈四种基本类型，认为：“聊乃是闲谈，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也不追求任何的结果，在家只是为说话而说话，或为发泄而说话。”“谈的意图就是为了实现最自由、最彻底、最无拘无束的交流和沟通，在谈话过程中去探索和发现真知与灼见。”【4】闲话体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主要语体风格之一，实际上就是上述“聊”与“谈”两种交谈方式的结合。聊时，话题宽广，内容纷杂；谈时，无拘无束，间有感悟。闲话体散文就是以这种轻松的心态、随意的言谈表现自我，指涉人生，在无所不谈的话题中显示出作者的智性追求和审美情趣，营造了相对自由宽松的语境，表现得灵动、开放、亲切、自然。从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实践来看，闲话体是散文创作中最大量的，最能体现散文的自由抒写，且为现代散文作家最为看重的一种散文语体。从现代作家对散文“絮语”、“娓语”等特性的概括，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闲话”几乎成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闲话体的基本特点
1．表现内容的“闲适”——谈资的纷杂与琐碎
闲话体散文纵贯古今，横亘中外，包容大千世界，穿透人生社会，寄寓于人生百态、家长里短，取材十分广泛。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人间万象、宇宙万物，大至国事、时政，小至一花一草一木，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涉及，无所不谈。这些纷乱杂陈的、琐屑细碎的内容，恰恰构成了闲话体散文的主要谈资。而胡梦华所谓的“絮语散文”，所指出的正是散文的这种“闲话”特质：“它的内容虽不限于个人经历、情感、家常掌故、社会琐事，然而这种经历、情感、掌故、琐事确是它最得意的题材。国家政闻、社会舆论不在说的，有时也许讨论得着，但不是严词正意地有头有序的记出来，只是散漫地零碎地写着。”【5】
广泛的谈资，散漫的写法，可以视为闲话体散文的最基本的特征。这类体式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梁实秋等，他们大多从小处、凡处着手，以敏锐的观察，洞悉人间世态和宇宙万物。我们只要翻开他们的散文作品，随意浏览一下，就可发现一种看似漫无边际，实则蕴含丰富的闲情逸致。如：《苍蝇》、《喝茶》（周作人），《妓女与妾》（林语堂），《男人》、《女人》（梁实秋），《春初早韭》、《秋末晚落》（叶灵凤》，《眠月》（俞平伯），等等。应该说，作家自由选择题材的过程，其实也是作家创作心理中的“闲适”意趣寻求自由表达的一种物态化过程。正是这些“衣”“食”“住”“行”的身边琐事才最能体现作家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态度；同时，作家们“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也通过对身边琐事的抒写，“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6】
周作人是闲话体散文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有《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苦雨茶》等。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包含面极广，既有食、行、住等方面的内容，如《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谈酒》、《乌篷船》等：也有对生命的感悟，如《苍蝇》、《苦雨》、《死之默想》、《死法》等，从蝇、虱子、金鱼等小生物，到高级生命形式的“人”，从自然现象的“雨”，到人工的石板路，等等，将万物百相纳入自己的视野，从最平常处入手，衍发自我的感悟与情思。
林语堂是闲话体散文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坐在椅中》一文里这样说道：“我的喜欢躺在椅子中的习惯，和我的拟想将一种亲热自由潇洒的文体导入中国杂志界中的企图之间，竟有一种联系存在着。”躺在椅中的姿态是自由自在的闲适，躺在椅中的言说是心之所至，轻松平和。他的散文有谈人性的，如《女人》、《一团矛盾》；有谈生活态度的，如《悠闲生活的崇尚》、《坐在椅中》；而大量的是对中西方文化及民族性的探讨，如《和平》、《论西装与中装》、《谈中西文化》等，在他的笔下，吃饭、坐卧、交友、赏花、建筑等，谈论话题之广泛，可以说现代散文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而其间又无不显示着艺术的情韵与个人的情趣。他说：“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有相仿佛。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的色迷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轶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资料。”【7】
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则以平淡、从容的文字，传平常心所感受的“平常事”，“不强说硬说”地表现作家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和社会人生。闲适体散文的构建者们，充分利用了文字表现的自由性，在题材选择、创作视角上，表现出有别于主流文学话语，着眼于重大题材、主题的不同面目。
2．表达方式的“闲适”——谈话式的随意与散漫
基于无限广阔的取材范阈和随处可取的谈话资源，闲话体散文往往采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抒写形式，来传达创作主体的闲适与随意，呈现出一股扑面而来的“谈话风”，所以有人也将之称为“娓语体”：“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熟的’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8】
谈话也好，娓语也罢，其实都强调了闲话体散文在语体形式上的轻松和随意，恰如朋友相聚，或围席而座，或促膝而谈，或论道，或言志，或争辩，随性所欲。正如胡梦华在《絮语散文》中所言：“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的零碎感想文章。……它乃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地说着。”【9】家常絮语，是一种亲切、自然的谈话方式，拉拉杂杂，絮絮叨叨，随意而自在。
周作人从古纸堆、风俗民情中拾掇着创作的素材，随意漫谈，开合自如，涉笔成趣，涉趣成篇。林语堂神侃着东西方文化，俯身引经，仰首据典，以个人之管见窥文化之异同，其议论与观点未必精确，但其娓娓而谈之风令人印象深刻。梁实秋则在日常世事的描摹中，显示出随意而典雅的微笑，如《孩子》、《男人》、《女人》、《衣裳》等。
这种随意与散漫，追求的是一个不受规范的艺术空间。如梁实秋的《狗》，先从自己的体验说起，看见别人家的狗总是用进攻的办法进行防御，“见头打头，见尾打尾”，然而总不见胜利，因为主人总是站在狗的一边：“主人对我并不解救，看着我的狼狈而哄然噱笑，泛起一种得意之色。面带笑容对狗嗔骂见声：‘小花！你昏了？连×先生你都不认识了！’骂的是狗，用的是让我能听懂的语言。”然而，当自己养了狗后，他也成了狗的主人，这时，他明白了主人的心理：“狗咬客人，在主人方面认为狗是克尽厥职，表面上尽管对客抱歉，内心里是一种愉快，觉得我的这只狗并非是挂名差事，它守在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所以对狗一面呵责，一面也还要嘉勉。”文章由自己的客人身份到主人身份的变化，将客人、主人对狗的不同态度，娓娓道出，行文自然素朴，毫无生涩之感。
又如许地山的《落花生》，行文完全是拉家常式的，人物之间的对话是家常对话，整篇文章的语气也像和读者拉家常一样：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我们争着答应：“爱。”“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人物的对话，全是生活化的，有一种返璞归真之趣。而从整篇文章的语言及结构来看，也极为随意自然，纯然是一个温馨家庭真实的生活写照。就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并被称作视为文眼的那段话，也是通过父亲与孩子们的对话反映出来：
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在看似随意的谈话中，不露痕迹地道出了文章所蕴含的哲理，真实、自然、可信。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人生的某种妙处，使你反复去咀嚼体味，体会其中的深邃的人生哲理。
闲话体散文寓真情实感和个人理趣于轻松的笔墨中，表现了创作者的闲适心态，“因为它是个人主观散漫地、琐碎随便地写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它不仅担当起文学的表情达意的责任，而且因其自身的特点，将作家的个人性情较好地传达于笔端。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所倡导的“闲适”小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闲话体散文的一次自觉实践。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甚至将闲话体散文视为心目中的“理想散文”，他说：“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10】
闲话体散文的随意自然，既像是一位长者对过去生活的反思或对现实生活的新感悟，又像是一位智者在与你促膝而谈，文字大都口语化，不注重技巧，一切都顺其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作家心境的淡泊自然，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指行文的自然，不卖弄，不做作。看似无技巧，在无技巧中实则又隐含着高明的技巧。
3．内蕴的“智性”——闲谈中的哲理闪光
闲话体作为一种散文语体，与日常谈话语体毕竟是有区别的。日常谈话语体是在人们在交际活动中产生的，平易自然，通俗易懂，是纯粹的口语，有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一种纯然的谈天说地而已。而作为文学的语体，闲话体不仅是一种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闲聊，更重要的是，它的闲聊是一种有意义的闲聊，其中渗透着作者的体验与感悟，是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和睿智的结晶，往往体现着作者的智性追求。
所谓“智性”，是指作家源于对生活的体验、感悟和思考，而在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智慧和哲理思辨。闲话体散文从表面上看，是琐屑杂碎、随意而散漫的，但从闲谈的隙缝中，我们仍能窥见或感觉到文字背后的情感或智慧力量，这是一种对自我，对人生，对历史，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索，其中有爱，有忧虑，也有幽默，有讥讽。又由于闲话体散文往往通过平凡的、庸常的生活进行表达，因而，它很容易在不经意中，透过语辞、片段或章句，从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让我们领略到文章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哲理思辨。
然而，由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个人审美情趣的差异，他们对“智性”的理解又是以不同的性状体现出来。如周作人强调的是“言志”，林语堂看重的是“幽默”，鲁迅彰显的是“投枪和匕首”，梁实秋、陈西滢体现的是一种绅士之风。而无论是哪一种“智性”表达，都建基于对事物的洞察之上。
如《雅舍小品》几乎篇篇充溢着梁实秋的闲情逸致和智性思考。在《女人》一篇中，从女人的性格、人性的缺陷着手，写出了女人的善变、犹疑，女人的饶舌、胆小以及女人的聪慧与耐力，并予以适度的夸张。如写女人买衣料时，“她从不干脆脆地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而是“东挑西拣，翻天覆地”，还要“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等等。个中原因，却“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码太贵而已！”在略带谐谑的笔触中，有否定也有宽容，对女人行为与性格的相互矛盾之处的描述，显示了作者对人性固有弱点的思索。
鲁迅也是闲话体散文的大家，他的《狗·猫·鼠》就是一篇典型的闲话体散文。文章从有人说鲁迅“仇猫”一事引发了作者对“仇猫”原因的回顾，信笔所至，随意点染着覃哈特博士《自然史底国民童话》的“猫狗成仇”童话、祖母说的“猫是老虎师父”的故事，以及床头“老鼠成亲”的贴花，等等，其间不时闪烁着智性的光芒，如对“慢慢折磨弱者”、“媚态”的猫性的揭示，对人性恶的一面的讽刺：“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更有鲁迅式的“复仇”精神的体现：“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表达了对现代评论派无端指责的愤懑。
而作为现代评论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陈西滢，如果抛开他作为鲁迅对立面的个人自由主义立场而不论，他的《西滢闲话》中的许多篇什也是在闲谈中显示了诸多智性的思考。如《模范县与毛厕》、《多数与少数》、《捏着鼻子说话》等文，从社会现象入手，挖掘出愚昧迷信、逆来顺受等落后的国民性，对国民性的针砭也是较为深刻的。他的《象的故事》，先引贝多芬所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人请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各作一篇幅关于象的论文，英国人到印度去猎象，写了《大象，怎样去打它》，法国人到动物园，写了《象的恋爱》，德国人找来关于象的大量资料，写了三厚册的《象学入门》，俄国人在楼顶喝了许多伏特加酒，出了一本小册子《象——有没有这种动物》，波兰人写的是《象与波兰问题》。而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一定在五分钟内写一首白话诗：“庞大无比的象呀，我羡慕你那韧厚的皮。”或不用两天时间东摘西抄，写成论文，在现时，必是《英日帝国主义之侵略者——象》。在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时代，他对国人的讽刺确然不合时宜，但如果撇开此点，平心而论，文章对各国民族性格的比较与形容的确惟妙惟肖，尤其是对国人实用主义至上的功利性格的揭示，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的。
总之，正是因为闲话体散文的这些特质，才使它得到了许多作家的青睐，可以说，现代作家的散文创作都涉及过闲话体，如朱自清、徐志摩、梁实秋、冰心、老舍、丰子恺等人的散文有相当部分都具有“闲话”的特性。确实，家常式恬淡平和的心境与“絮语”的笔调相结合，使“闲适”散文呈现出尤为放松、随意、自在的特点。它们的读者既是作者自己，又是听作者絮谈的友人，还有听作者闲谈的读者，如此，则显得不拘形式、亲切自然，就像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自序》中所表白的那样：“这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比口说或者也更为明白一点了。”“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林语堂也认为“闲适”散文“絮语式”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心里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
诚然，最能体现闲话体散文特点的作家，首推周作人和林语堂。
（二）周作人：冲淡素朴的闲话
周作人，字启明，号知堂，是中国现代散文自觉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极为复杂，既有“金刚怒目”式的凌厉之作，也有“悠然南山”式的闲适之作，渊博与深邃凝于一身，简朴与苦涩相得益彰。
他在《两个鬼》中曾坦诚地解剖自己内心的矛盾，承认在自己身上存在“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并宣称“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后来，他又在《泽泻集》的序里写道：“戈尔特堡批评霭里斯说，在他里面存在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之前。”这里所说的流氓或叛徒，其实就是参与民主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积极进取精神，而所谓的绅士或隐士，则是周作人逃避现实的消极隐逸思想的反映。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和消极退隐思想的复杂交织，折射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上，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一种是批判旧文明和讽喻现实的“金刚怒目”式杂感，少温柔敦厚之风，多犀利辛辣之气，体现出浮躁凌厉的风格。如《偶感》、《死法》、《前门遇马队记》等谴责了反动军阀政府屠杀进步学生和无辜群众的暴行；《祖先崇拜》、《天足》等揭露了封建伦理道理，呼唤思想革命。另一类是抒发自己生活情趣，风格平和冲淡的“悠然南山”式小品，如《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草》、《北京的茶食》、《苦雨》等，尤其到了20世纪30年代，思想逐渐游离时代主流，沉溺于“草木虫鱼”的庸常世界，提倡闲适，抒写性灵，其小品创作也日益炉火纯青。在这两类作品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第二类，时人称之为“启明体”。这类散文小品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说起，在对庸常世界的娓娓闲谈中，体现了作者隐士式的闲适。
周作人的“闲话体”散文的艺术构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随兴而谈、情趣盎然的话语交流方式。
周作人认为写作是“自己的园地”，兴之所至，信笔而谈，最适合表达自我的情致。他的散文往往追求一种日常交流的语境，轻松率性的闲谈风格。他的不少散文更是直接以谈为题，《谈养鸟》、《谈娱乐》、《谈天》、《谈酒》，等等，体现出士大夫般的闲情逸致。他的“闲话”，大多从“自我”出发，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笔触所至，旁征博引，草木虫鱼、衣食住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包罗万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知识。他的闲话，不是单纯的“聊”，而是从平凡而习见的事物中谈出各种天然物趣和自我情趣，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东京的点心，中国的饮酒，日本的茶道，等等，往往通过作者的琐细关怀和细切体味，很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故乡的野菜》里，以荠菜为引子，念妇女、小儿拿着剪刀和“苗篮”蹲在地上搜寻的情景。在“荠菜马兰头，姐姐嫁在后门头”的童谣中，发游子情怀，行文自由不受约束。
而最能体现他的闲谈兴致的是《乌篷船》：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哆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上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
文章以书信笔谈的方式，向友人娓娓介绍了家乡的乌篷船，说明了“三明瓦”船名的来历与好处，最后写出了自己坐船的感受与态度，“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算是理想的行乐法”。行云流水，谈兴所至，将友人及读者带入一个无拘束的氛围之中，其情景与乐趣令人神往。
其次，体现在舒徐自在、平和素淡的“简单味”。
所谓“简单味”，就是不故作高深，不刻意修饰，语言素朴无华，情感自然流露。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说自己“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十分欣赏文潞公为一竹园题榜，“想了半天才丢开‘绿筠潇碧’等语，找到了一个平凡老实的‘竹轩’”，为作文提供了“极大的经验”。他认为，文章的至难之境是“本色”，文章的最高标准是“简单”：“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而“华绮便可以稍容易，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11】他的散文总是以舒徐素朴的笔致抒发冲淡之情，笔随情遣，挥洒自如，毫无雕琢斧凿之迹。《故乡的野菜》、《谈酒》、《喝茶》、《苦雨》等均是这方面的佳作。
他的“简单”，主要体现在感情的淡化和语言的平实上。
如《故乡的野菜》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钩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故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个魂牵梦绕的地方。从李白广为传诵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余光中的《乡愁》，中国文人往往赋予故乡许多情感的想象，并形成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故乡情结。而在周作人笔下，故乡一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平淡而简单。语言朴素自然，没有愁，没有怨，没有各种各样的故乡意象，“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浙东、南京、东京、北京等都是自己的故乡。在极为平淡的叙述中，写出了自己对于故乡的理解。然而，简单并不等于乏味，简单所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意味，即味中之味。周作人的故乡观，其实已超越了狭隘的故乡情结，而蕴含了更为广义的故乡意味。
这种情感的淡化在《初恋》一文中也得到鲜明的体现。初恋的回忆通常是美好的，让人记忆深刻的。但我们在周作人的笔下却找不到徐志摩式的“甜蜜的忧愁”，他的初恋“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他对初恋姑娘的记忆也是模糊而朦胧的，“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的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结尾也只是淡淡地写出她的归宿：“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上述两例也典型地反映了周作人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质朴无华、平实如话，自然、平易、生动，体现了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简单素朴之美。《故乡的野菜》、《初恋》两文没有出奇制胜的构思，也没有花哨秀丽的词句，一切就像家常聊天那样，平易而亲切。
语言的简单味，其实是作家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和高超的表达技巧的表现。要做到包括语气、词藻、结构、修辞等方面的简单且有味，是对作家文学表现能力的考验。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这样写道：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会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
在遣词造句上，完全是书面语体的讲究和提炼；但在语气表达上，却又极富口头语的风韵，简单明了，自然随和。然而细细推敲，由自然天色的雨晴联想到人们心里的雨晴，在简单中却又能品味出别样的意蕴。
第三，体现为闲化生活、幽默诙谐的“趣味”。
周作人散文的“趣味”，多为“名士趣味”，或写风花雪月，或谈轶事掌故，或叙琐事习俗，呈现出洒脱俊逸的“名士”风度。他宣称：“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他的“趣味”，往往体现为在平淡的叙述中体会人生的况味，在生活的悠闲化中表现内心的情趣。如《苦雨》中写道：
这回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是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很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虾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虾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吧，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虾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深恶而痛绝之，大有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
下雨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但在周作人的笔下，却也写得饶有生趣。对小孩们“淌河”嬉戏、大人参与情状的描写，形象而生动，颇有生活情趣。而对虾蟆的喧嚣，则以宽容的态度，认为随便听听也是一种趣味。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的乐趣，这也正是周作人“闲话”的一大特征。又如《谈酒》：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就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
在这里，周作人从喝酒这一普通的饮食行为身上发掘出独特的乐趣，从自己的体会感悟“陶然”的状态，写得贴切而合理。但在其中我们仍能品出一丝淡淡的苦味。
周作人的“趣味”，还表现为轻松谐趣的幽默。幽默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语言艺术风格，它的基本特点是用轻松有趣的语言叙事或说理，引人发笑，却意味深长。如《苍蝇》一篇，引用有关苍蝇的典故，古今中外，一一搜罗，其渊博的学识令人叹服，而以日本作家小林一茶的俳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写出了许多生趣，表达了自己“以一切生物为兄弟朋友”的温情态度。在《故乡的野菜》中，有这么一段：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对黄花麦果的介绍，引用了一首童谣，既富生活情趣，又有幽默意味。
第四，体现在各种语言因素交杂的“涩味”。
这种“涩味”也是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一种语言表现。他的散文读起来有种干涩、难读的阅读感受，其原因就在于作家对散文语言的处理。他认为：“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成分，杂糅调和……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12】在口语化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融进了欧化、古文、方言等因素，增加了耐读的“涩味”，这种“涩”，其实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语言风格。
周作人散文中的文言成分较多，因而形成鲜明的半白半文的文字风格。如《喝茶》就使用了大量的文言词语，其中有一段介绍家乡的茶食（豆腐干）的：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
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短短一段文字，夹杂着“吾”“曰”等文言词语，且行文几乎都为文言句法写成，极具文言风韵。同时周作人还有意识地运用了一些方言，如上文叫卖词中的“格”，便是典型的吴方言；其他如“破脚骨”（《破脚骨》）、“苗篮”（《故乡的野菜》）等绍兴方言，也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从而有了一种滞涩之味。
此外，周作人在“闲谈”中，往往喜欢引经据典，而对所引古书，也常常引而不述，有时不免有卖弄知识、炫耀博学之嫌，这些引文用典使普通读者感到生涩难懂，也增加了文章的“涩味”。故有论者认为：“与一般作家不同，周作人不是面对面地直接与读者交流，而是把书本放在作家与读者之间，通过书本与读者对话，这种交流形式决定了他与读者的交流不是很畅通。”【13】尤其到了后期，周作人散文甚至被人称为“抄书体”，其“闲谈”之风更显得艰涩精深。如《蚯蚓》一文，抄录了古今中外历史文献中对于蚯蚓的有关记载，引《劝学篇》云：“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又引杨泉《物理论》说：“检身止欲，莫过于蚓，此士所不及也。”再引外国如怀德、达尔文等人对蚯蚓的研究，怀德《色耳彭的自然史》中说：“土地假如没有蚯蚓，则即将成为冷，硬，缺少发酵，因此也将不毛了。”达尔文的《由蚯蚓而起的植物性壤土之造成》：“证明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肥土都是由这小虫的努力而做成的。”这些摘录不仅仅是作者与书本、读者与书本的交流，更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通过作者对蚯蚓相关资料的描述，使读者领悟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看重的是精神与修养，西方看重的是科学及探索，而这一领悟又是必须通过读者的去“涩”和积极思考获得的。
（三）林语堂：幽默诙谐的闲话
林语堂是“闲话体”散文的又一代表作家，也是“闲话”的积极倡导者与自觉实践者之一。1919年至1923年先后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此时的散文创作以杂文为主，颇具斗士性格，集有《剪拂集》。30年代在上海创办《论语》、《人世间》，提倡幽默闲适的“性灵文学”，是“论语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此时期林语堂的激情逐渐消退，代之以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但其个人风格则日趋成熟，集有《我的话》；1936年赴美国任教与写作，集有《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颇有国际影响。
林语堂散文的“闲话”与周作人的“闲话”有着共同之处，如谈资的丰富，论题的广泛，知识的渊博等等，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周作人注重的是散文的“简单味”和“趣味”，从寻常事物的闲谈中发现天然理趣；而林语堂则强调“幽默”，从常理中发掘喜剧性效果，如《打狗释疑》、《闲话与谣言》等文，在拉拉杂杂的闲话中时常加入个人的议论，讽刺与幽默并存。从语言体式上看，周作人的散文更能体现日常交流的语境和轻松率性的闲谈风格，而林语堂的散文则更能呈现出寓庄于谐，庄谐并出的语言效果。
林语堂是我国现代幽默的先驱，有“幽默大师”之称，他对“幽默”极为推崇。从1924年5月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开始，首次将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指出了要学会欣赏幽默。此后，相继写下了《幽默杂话》、《论幽默》、《论幽默感》、《论解嘲》等一系列文章，对幽默的理论不断加以发挥，从审美趣味、审美感受等方面不断完善其幽默的文学主张，从而使“幽默”在他笔下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法，一种美学追求，更提升了闲话体散文的审美品味。“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14】在他看来，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幽默“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而狭义的幽默不同于浅薄的滑稽和辛辣的冷嘲。因为幽默的性质是“温厚的”、“同情的”，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而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的，革于道理之参透”【15】。幽默固然能收到谐谑的效果，但对所谑的对象却充满温厚、同情和悲悯，并非止于尖酸刻薄的讽刺。所以幽默的文学应该是“有相当的人生观”的，能“参透道理”的。“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16】可见，林语堂的“幽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令人发笑的文字，而是一种以轻松、愉快、豁达的态度思考人生的创作境界。
他明确指出了闲谈与幽默之间的联系：“谈天这桩事情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舒舒服服，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到。……在谈话时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屑，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煞有介事的情形”【17】。“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认为幽默小品，“文字极清淡，正如闲谈一样”。【18】
林语堂不仅是我国幽默理论的建设者，也是幽默艺术的实践者。在他的散文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自然、生动的幽默语言。表面上看作者似漫不经心，娓娓道来，仔细回味，却独具匠心，富有蕴藉。幽默已经渗透到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散文特有的内涵。
他特别擅长对日常生活情趣的挖掘，特别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乐趣，描写乐趣，在庸常琐事中发掘幽默的元素。如《记春园琐事》，林语堂一反人们对春日的惯常赞美，写了春色的恼人之处，并以西方人所谓的“春虐”，表现春季人心之烦恼不安。他在文中饶有趣味地记载春日园中人与物的琐事，特别是小狗阿杂的春情发作，“我明白：他要一个她，不管是环肥燕瘦，只要是她就好了”。这种幽默纯然是日常生活化的，随意而发，令人粲然，写出了生活琐事所蕴涵的快乐与情趣。随后，他又记叙了小鸽子之死这一琐事，并作了一番推断，认为是公鸽子“遗弃妻子”的结果，并在文章最后这样写道：“现在丈夫外逃，小儿又死，母鸽也没心情孵卵了。这小家庭是已经破裂了。母鸽伶仃孤独的歇在对过簷上片刻，顾盼她以前快乐的小家庭一回，便不顾那巢中的蛋，腾翼一飞，不知去向了。我想她以后再也不敢相信公鸽子的话了。”这段拟人化的描述，笔调幽默，又暗含着对生活的某种理解，让人在近乎调侃的笑的背后感受到生活艰难的一种苦涩。
可见，林语堂的幽默不只是一种闲适的态度，其中往往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思考与人生哲理。如《我的戒烟》一文，写自己戒烟的经过与感受。“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但戒烟的结果是，只经过了三个星期，就赌咒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区区一段戒烟经历，让林语堂写得趣味横生，且颇有感悟。首先对戒烟理由进行探讨：“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这问题我现在也答不出。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总常是没有理由的，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处境太闲，无事可做，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预备做大丈夫罢？”而后将自己戒烟过程分为“生理上的奋斗”与“魂灵战斗之第二期”两个阶段，再写B君、C君、H君等友人在自己面前抽烟的兴致，在友人相聚欢谈的明快轻松氛围中，自己忍受住了抽烟的诱惑；而直至某下午去拜访一位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烟，一手靠在膝身微向外，颇有神致”，“我觉得醒悟之时到了”，待洋女士拿起烟盒请抽时，“我慢慢的，镇静的，从烟中取出一支来。知道从此一举，我又得道了”。作家幽默的描述，使整个情景弥漫着令人发噱的喜剧气息，文章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而文中一句“无端戒烟断绝魂的清福，这是一件亏空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虽有为自己戒烟意志不坚定而失败进行辩护之嫌，但其中所蕴含的人生感悟却也不无道理。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有意识地将“幽默”与国民性直接联系起来，他的《酒令》、《脸与法治》、《中国的国民性》、《中国人之德性》等文，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以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中国的国民性。如《酒令》一文，由自己“生平不喜饮酒”谈起，谈论国人对“饮酒的时机与环境”的讲究，以及国人“对于酒的态度和酒席上的行为”。其中有这么两段：
中国的食酒方式当中，可以赞美的部分就在声音的喧哗。在一家中国菜馆吃饭，有时使人觉得好像是置身于一次足球比赛中。这些具有美妙韵节如同足球比赛时助威呐喊一般的嘈杂声音，究竟是因何而发的呢？其答语就是猜拳。
有些在中国的西方人，如若他们依旧对中国人是一种略带拉丁色彩的快乐民族表示怀疑，而仍认为中国人民是静默沉着、缺乏情感的人类，则他们只须去看一看中国人请客吃饭时的情形，便会知道自己的认识错误。因为中国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方露出他的天生性格和完备的道德。中国人如若不在饮食之时找些乐趣，则其他尚有什么时候可以找寻乐趣呢？
对国民性的思考这一严肃的话题寓于一种戏谑的调侃中，体现出了一种亦庄亦谐的语言效果。事实上，当林语堂在谈论时事时，其幽默往往渗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他在《论语》、《人间世》上发表的许多幽默小品，就时常由风月谈到风云，既有幽默之趣，又有讽刺之利。如《假定我是土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