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籍教师迈克尔·鲁夫门什先生访谈录
迈克尔·鲁夫门什简介
迈克尔·鲁夫门什（Michael Luftmensch），加拿大人，历史专业毕业，学过平面设计，从事翻译工作多年，后致力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工作。持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社区学院英语教师资格证书，并获温哥华社区学校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师资证书。他擅长希伯来语，长期在耶路撒冷担任希伯来语翻译。他还通过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高级证书考试。教学方面，他主要开设过英语对话和写作等课程，并负责教授说汉语的学生英语。除此以外，鲁夫门什先生还曾为一家中加报纸《环球华报》开设过英语专栏，同时还是温哥华汉语-英语语言交流俱乐部的合作创立者。
鲁夫门什先生长期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对外语学习、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访谈内容
问：您觉得浙江省在高校建设方面做得怎么样？
答：我认为浙江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不仅省政府关心高等教育，普通民众对高等教育也很重视，通常父母会不惜代价将孩子送到好学校就读。而且与国外高校的学生相比，浙江大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显然要更好一些，他们很用功也很上进，他们很清楚毕业后将面临的压力。因此这种危机感促使他们早早地做好了对未来的规划，并更珍惜大学生活。浙江学生与国外大学生相比的另一大优点是，学生们的抗压能力比较高，能够积极地面对压力和挑战，并做出相应努力和调整。此外，浙江高校的教师都很敬业，这也为教育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问：与加拿大高校相比，浙江高校有什么不同？
答：在加拿大上大学很容易，但是要拿到文凭却很难，一般大学一年级下来就会有一半的学生被刷下来，因为他们不适应大学生活，或者选错了专业，或者没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因此，很多学生就选择退学，并在多年以后再返校，所以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结构更多元化。中国学生在上大学之前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不过一旦读了大学，毕业率比较高，因此学生的同质化程度也比较高。在中国，上大学被认为是人生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在加拿大，如果某人想从商，他完全不会将上大学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另一不同之处是，在加拿大很多学生都半工半读，有商业头脑的学生会在兼职的过程中找到出路，但是中国大学生中做兼职的相对较少，不过近几年已经有明显地提升了。
问：中国人口众多，求学人口很大，即便政府实施了扩招，仍然有很多学生无法上大学。正如您所说，中加大学生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学生进大学难，但是一旦进去后就相对容易毕业了，而这在加拿大刚好相反。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形？
答：我知道中国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学生们进入大学之前都经历了艰难困苦，进大学后他们不再像高中那么努力学习。但是加拿大学生的大学学习生活不太一样，学生们很少被要求记忆知识，而会更多地被要求参与研究项目。而在中国，学生们更多地关注能否通过考试，老师们也侧重于帮助学生们通过考试。考试在中国扮演着更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初中、高中还是大学，这与加拿大教育制度比较有着很大区别。但中国已开始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但是在几百年之前，西方的教育系统和中国差不多，都强调记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现象才有改变。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变革引起了社会文化变革和人口变化。几百年之前，进入英语国家高校学习的学生也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很好，那就是，在中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思想已经被学生们内化了，学生们觉得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要耕耘、要吃苦。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和西方的教育制度相比，哪一个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呢？
答：我想西方的教育制度更重视发展学生的创新性，而且对负面意见和批评意见更有包容性。中国是一个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94%以上的人口来自一个民族，使用同样的语言，拥有同样的传统。而在移民国家情况完全不同，人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传统价值观、家庭结构，孩子们从很小开始就被培养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批判自己文化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因为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方式。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一个每个人行为方式都相似的环境中，要形成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就会更困难。差异化程度大，社会就像一个载满不同船只的湖泊，有的船有着漂亮的帆，有的船有轻便的桨，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比较中学会取长补短。开放的文化会投射到教育系统中，使教育系统更开放、更有包容性。
问：您觉得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的大学生有足够的潜力适应并引领未来的发展吗？
答：我知道在中国，用人单位更注重应聘者的学习成绩，而在加拿大，实践经验更受重视。这是一大区别。中国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工作经验，但是在加拿大，用人单位都更愿意使用具有实践经验的学生，比方说做过兼职的学生。
问：您认为中国高校的扩招会影响教学质量吗？
答：我听我的学生和同事们说，扩招对教学质量有些负面影响。很多学生们说正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本科教育阶段没学到什么东西，他们才打算读硕士。而且学生们认为他们没有学到足够的技能在毕业后求得较好的职位。
问：加拿大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容易吗？
答：哦，一点都不容易，找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加拿大的失业率高达7%～11%！在加拿大，不仅毕业生难找工作，任何人都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除非是一些紧缺岗位，例如护士等。如今，想找体力劳动的工作都不太容易。不过建筑工地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可能比教师要高，因为与中国不同的是，加拿大的很多体力劳动都由机器替代，而这些机器需要有一定技术的人操作，因此这些工作也是有技术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比较大，但在加拿大却不同，因此他们的收入相对更高。
问：中国的大学生中有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当作小皇帝宠爱，您觉得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中国的学生面对困境的能力会削弱吗？与加拿大的学生相比又如何呢？
答：我觉得中国学生比加拿大的学生更快乐。加拿大的高校没有类似中国大学“班级”的组织，每个学生有着各自的时间表，而中国的学生更有一种集体归属感，不过这也导致中国的学生同质化程度更大。我没有在我教的研究生中发现你所说的“小皇帝症状”，不过的确发现另外几个自费本科的班级中有这样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生家境不错，因为只有这样的父母才有钱自费给孩子读书。
问：您觉得中国的研究生够独立吗？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来独立决策或行事，正是因为这样，当他们面对分岔路口的时候，或者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会不太适应，不知道如何独立思考和决策。中国学生总是一群群的，一个寝室里有好几个人，一个班里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做作业，甚至一起玩。但是在加拿大，学生们都更独立，他们没有这么多同学，而且不太可能和同学住在一起。我的印象是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行事的机会，而这导致他们在真正面临问题时会有些疑惑和不解。
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父母愿意花钱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您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您觉得在国外求学真的能够给学生带来好处吗？
答：我觉得如果你学习的东西与外国文化相关，那么在国外学习肯定能给你带来很多收获。但是如果学习的是其他的学科，我就不太确定了。毕竟，国外的学校中有比中国好的，也有不如中国的。我碰到的在外求学的中国学生中，很多来自于富裕家庭，他们把留学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这种身份可以通过金钱获得。这些学生中很多并不真正出色，他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所以，留学的意义究竟多大要取决于留学者的目的。
问：在加拿大，是国家支付大学学费还是个人承担学费？
答：在加拿大是父母买单，不过国家会贷款给学生。此外，学生自己也会工作赚钱。他们在上大学前攒钱，在上学过程中也打工赚钱。加拿大的大学学费与家庭收入的比例与中国的差不多。国家贷款能基本覆盖所有开销，学生在毕业后开始还款。在加拿大打工的学生非常多，打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当然，不得不承认，打工会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影响到学习。不过学生们可以申请延期完成学业，这样就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学习了。
很多加拿大的学生不是高中毕业后就进大学继续学习，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先工作，然后再确定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因此大学生的异质化程度很高。比方说，我的一个亲戚在大学教授社交方面的课程，她的学生平均年龄超过30岁。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一入校就冲着自己的明确目标奋斗，还有一些更倾向于接受全方位的综合教育。但是从总体上来讲，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后，工作更难找了，因此学生们会更注重使自己适应市场需求，学习相关技能。
问：那么学校会针对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吗？学生们可以换专业吗？
答：我觉得这要看专业，有一些专业比方说工商管理，会比其他专业和市场有更多的互动关系，因此也会对市场需求有更快的反应。而其他专业比如物理、数学等可能更自成一体。在加拿大，学生们转换专业的自由度很大，他们可以将原专业的部分学分带到新的专业中。一般来说，本科毕业必须要拿到120个左右的学分，其中60个左右的学分是关于本专业的，而剩余的其他学分的专业性并不强，很可能是相关专业共享的，因此就可以带到新专业中。此外，加拿大的学生们还可以选择不在进校之前或进校之后立即选择专业，而可以等到一两年后再选专业，这样他们的选择可能更合理、更明智。当然有的学生目标很明确，一进来就可以选择。
问：加拿大的学校是否重视通识教育？
答：我想这取决于学生所学的专业，如果学习的是牙科专业，那么课程会紧紧围绕牙医所需的技能展开，但是如果学习的是哲学，通识教育显然会更重要。
问：那么有没有什么课程是不分专业所有学生都必须修的呢？
答：我知道在中国学生们必须要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是在加拿大，一门必修课程是写作。如果你在入学时写作水平有欠缺的话，你必须要修这个课程，因为学习过程中许多课程都涉及论文写作，这种课程像是一个小型研讨会。另一门必修课程是生理卫生课。
问：您觉得中国的学生是否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和目标？
答：这取决于学生所学的专业。我觉得我所教的国际贸易班的学生目标不太清晰，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研究生班的学生，尤其是工科的学生，基本上都有比较清晰的目标，比较清楚地知道将来想做什么工作，想做什么事，而且他们有专长。
问：加拿大的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侧重于自己的兴趣呢，还是专业的市场前景？
答：两者都会考虑。中国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历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在北美，过去35年中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比较缓慢，因此对前景的期望会和中国学生不同。
问：如今学校与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企业需要来自高校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而高校需要企业的资金支持。在加拿大学校和企业的联系很紧密吗？
答：在某些领域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赞成企业独享研究成果和科技革新，我觉得公众才应该是受益的主体。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很多国家一直有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争论，人们认为私人利益过多地控制和影响了公共利益。我也认为过多地注重商业部门的发展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通常大型公司会支付专家一定的报酬让他们生产出适合该公司需求的产品，这样不免会对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商业利益侵入公共领域是其中最大的问题，我们需要质疑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如果政府能投资资助科研，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这也意味着政府会对利润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也会引起很多问题。
问：很多外籍人士认为中国学生说的英语很大程度上是中式英语，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答：我觉得这很正常，任何语言学习都会存在过渡语，但是如果将这种过渡语当作是地道的语言那就不对了。人们要做的是越过这个障碍。不过在中国和其他很多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国家，都存在着将过渡语误认为地道语言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比方说在中国，英语被认为是一种装饰、一种信号，会说英语标志着较高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国际化程度。在中国人眼中，英语已经不只是一种用于沟通的语言，而是一种国际化的标志。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你总能看到英语标题，街上的店名也是英语。
问：前几年政府规定如果一个学生不能在毕业前通过基本英语水平考试，他就无法毕业。虽然现在这项政策取消了，但是如果学生们无法通过英语科目的考试，甚至补考还不及格，那么他们的毕业同样会受到影响。您如何看待我们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
答：我觉得中国人的确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来学习英语。我认为与其培养1000万名水平一般的英语学习者，还不如集中精力培养1万名出色的笔译和口译人员。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人们说英语和法语，但是学习第二语言在十年级之后就不是强制性的。学生们一般会用5年时间学习第二语言的基本知识，但是尽管这样，很少有人能顺畅地使用所学习的第二外语，除非他们继续认真刻苦地学习下去。如果学习者无法进入相应的语言环境，即便他们学习多年也很可能无法使用那门语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个典型的双语城市，那里的人们都能讲双语，那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使用这些语言。但是在一些距离法语区较远的城市，或者在一些远离英语区的居住区，那里的人们往往只能讲一种语言。在美国，人们对学习第二语言有某种偏见，这与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同，与欧洲的就更不一样。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大陆，比如瑞士，它没有很多资源，学习多种语言是一个出路，但是在美国，使用最多的第二语言是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裔美国人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人群。
我觉得中国对英语过于重视了，比方说，有一回我让学生们以“英语是否应该是必修课”为题用英文写一篇短文。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是，英语不该成为必修课。而且我发现学生们也很难找到合理的理由来论述必修英语课的原因，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学生们把“能看懂英文科研论文”作为学习英语的主要理由。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把这些论文翻译成中文呢？有些学生说我们不能依赖翻译，但是事实上，如果翻译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拥有专业技能的，那么他们准确把握原文含义的能力远比英语平平的学生们要好得多。还有一些学生说他们学习英语是为了与外国人更好地沟通，但是据我所知，对学生们来说，这种直接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很有限。当我问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只能在网络上得到这种机会。中国学生平均要花费十多年在英语学习上，我们应该想一想这样真的值得吗？
问：那您觉得如何解决中国大规模的翻译需求问题呢？
答：我在以色列做翻译的时候，一开始翻译新闻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后来翻译法律文件的时候就很痛苦了，因为缺乏专业知识。翻译需要专业知识，尤其是翻译专业性很强的东西时。但是如果翻译培训更到位一些，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觉得翻译人才不应该从英语系选，而应该从其他专业中对英语感兴趣的人中选拔。每个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中都有英语比较好的学生，他们应该是翻译的备选人才。很多硕士研究生他们都具有翻译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缺少的只是语言能力，但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完全没有翻译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就算他们的英语好一些，他们仍然无法翻译。当我刚开始翻译法律文件时，翻译一页要花费我一天的时间，但是后来就熟能生巧，越来越快了。每个翻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科技翻译似乎比人文翻译更难一些。
问：您是从语言专业毕业的吗？
答：哦，不是。我学的是历史，然后在耶路撒冷学习了平面设计，后来成为了一名翻译。我回到加拿大后，开始教加拿大移民英语。
问：您觉得什么因素会影响外语学习效果？
答：能否有机会使用该语言。在加拿大，很多移民来自中国，他们学习英语动力十足，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是融入加拿大社会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是很好的学生。不过他们有很多语言毛病，但是由于他们身处于英语环境中，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的中式英语毛病，更容易发现过渡语中的问题。他们学习起来很投入，课内花3小时，课后又要花5到6小时，很用功。我想这种浸没式是学习语言最好的方式。但是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英语是被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来传授的，而不是一项单纯的实用技能，学生们很少有机会使用。今年，我的学生中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学生，她说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籍教师，我很吃惊。后来她说她以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有几个外国朋友，我想这就是她英语出色的原因。我想像她这样的学生就应该被吸收到翻译培养的队伍中来，他们能成为很称职的笔译或口译人员。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将英语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之前我提到过荷兰的例子，荷兰在德语和法语的包围之中，学习第二语言对他们来说很有必要。要流畅使用一门语言需要很多年的苦功，我觉得没有必要让100个人都来学习英语，而最终只培养出一两名合格的翻译人才。当语言的学习成为强制性的必修课时，学生的学习动力总是会受到影响。我自己一开始在学习法语时也没什么动力，因为我没看到使用它的机会。
另外，中国的英语考试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整个考试系统中，学生们还是侧重于学习可以应付考试的技能，但是我们不应该忘了这些技能最终应该为交流沟通服务。如果没有交流的机会，那么考试只是测试我们对英语这个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而不显示我们将英语作为沟通工具的熟练程度。我再拿加拿大来打个比方，在蒙特利尔的孩子们会觉得学习第二语言非常有必要，因为他们看到了今后的使用前景。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孩子，就未必能这么动力十足了。你可以在学校学习和语言相关的知识，但是真正学习使用语言的地方并不是学校。比方说我自己15岁才到以色列，当时我的希伯来语很糟糕，但是后来我成为一名希伯来语的翻译。学习语言最终靠的是内在动力、努力和希望用那种语言与人沟通的愿望。如果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仍然只有有限的机会使用英语，我觉得学生们只注重应付考试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问：但英语出色的学生的确有更多机会进入理想的工作单位或获得晋升，因此人们拼命学英语。
答：是的，我同意这是学生们之所以努力学习英语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只占到总体工作供给量的5%左右，不是吗？
问：是的。您刚才提到浸没式学外语最有效，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您是否认为第一语言有助于外语学习，比如你自己的中文很出色，您会在中国学生的英语课堂上使用中文吗？
答：从来不用。不过有时学生会问我一个中文词汇的英文表达法，如果我知道那个中文单词，我会告诉他们相应的英文。不过困扰我的是，每当我让学生们用英语进行小组讨论时，他们总喜欢说中文。在加拿大教移民英文时，由于每个人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因此除了说英语，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其他办法沟通。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学生们不习惯用英语交流。我用的方法是每次小组讨论后随机选择一名组员用英语陈述。英语班级的人很多，有的课程有40多名学生，教师不得不把学生们分成几组实践。但是很多教室的设计不是很利于师生沟通，有时候我得把桌子搬动到更有利于沟通的位置。在加拿大，所有的语言教室都有很多小圆桌，一组学生围坐在周边讨论。在这里，小组合作任务的另一个问题是，英语好的同学会被“委以重任”，而其他同学就“坐享其成”。
问：您在教学的时候会教学生们一些模板吗？
答：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学生们会把模板当作范本，照样画葫芦。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过度强调了模板的作用。很多老师建议学生背诵新概念英语，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问：近年来双语教学很受重视，在很多高校中试用推广。您对双语教学有什么看法？
答：我仍然觉得浸没式教育是最好的办法。在加拿大，学习法语的学生们上的任何课程都是用法语讲的：数学、物理、文学。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等到大学阶段才采取这个措施会有些晚，可能早点开始会更好。
问：您觉得将学生的专业课用英语传授的效果会好吗？
答：我觉得这会有帮助。比方说像跨文化交际这样的课程，就应该用英文，因为本身这门课程就涉及多种文化和语言背景。不过双语教学的一个问题是可能有部分同学听不明白，我估计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跟得上，三分之一的学生会听得比较痛苦，另外三分之一的同学可能根本就无法听懂。
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两个老师，一个是翻译，课堂上讲的基本是英语，另一个在课堂上从来不讲英文，只说中文。这两个老师我都喜欢，但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从翻译老师这里我们学到了许多中国文化，而从另一个只讲中文的老师那里，我们学到了更多的语言技能。他们两位的教学风格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问：您觉得英语学习中的听、说、读、写哪个最重要？
答：我觉得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你学习的目的和学习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总体上说，学习语言的自然过程是先听说后读写。中国的英语考试比较侧重读写能力，学生的听说技能训练得不够，特别是在说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发音问题，这可能与他们学习程序有关。此外，这个问题还与学习者的年龄、兴趣和学习环境相关。阅读需要的是动机，如果你自己有动力，你可以自己阅读，自己将自己浸入在英语环境中。很多学生问我如何学习英语，我觉得如果能将英语学习和自己所喜爱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会解决一些问题。
问：中国的高校在对教师进行考核时必须要看发表文章及承担课题的情况，这是学校考核教师的标准之一。在加拿大教师也是如此吗？
答：这要看你所在的岗位是怎么样的。西方有句话叫“不出版就完蛋”。但是这也要取决于你在等级阶梯中处于哪个层次。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教授，那你当然必须发表文章，做科研。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授课老师，你并不需要做这些。
问：有的教师一周需要承担超过20个课时的工作量，您觉得高校教师比较合适的工作负荷是怎么样的？
答：我一周有16个课时的工作量，我觉得目前还可以忍受。不过我不需要像中国教师那样有科研的要求，而且我所教的课程是口语课，备课和批改作业的量都没其他课程大，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我觉得12课时的工作量是比较合适的。
问：加拿大的高校是如何考核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的呢？
答：在加拿大的高校中，资历、工作年限是两项考核指标，而且还要看你是否是学校的全职教师。学校倾向于按合同制聘任老师，而不是雇佣长期教师，年终学校会根据教师的绩效决定是否和你续约。而且学期末的时候，学校会请学生们评价老师。
问：加拿大的高校是否重视教学生如何做人？
答：在加拿大教师不像在中国这样受尊敬，教师的社会地位要低一些。中国的学生对老师有较高的期待，而在加拿大，人们并不对教师有很高的期待。此外每个文化对什么样的人是优秀的人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中国在文化上比较趋同，因此人们对一个优秀的人的理解可能更清晰更一致，而在一个多文化的社会中，很难对这一点达成共识。我觉得在加拿大，道德教育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家庭的肩上，而在中国，道德文化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有着很好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采访手记
迈克尔给人的感觉是典型的绅士，温文尔雅，但是当我们问到他教育的问题时，他一下子变得激情澎湃起来。他肯定了浙江省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对比了中加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对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英语教学提出了独特的建议。
在他眼中，中国学生比加拿大的学生更快乐，因为中国学生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感，而加拿大的学生更习惯于独行。不过中国学生如果能在集体精神的基础上训练自己的独立能力，就更有利于个人的全面综合发展。他还指出中国学生很知道辛苦耕耘的道理，而且他们中间基本不存在所谓的“小皇帝症状”。
在谈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时，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依然还是以考试为核心的教育，太注重记忆，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有所欠缺。但是他坦承西方教育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中国很相像，而且中国正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
鲁夫门什先生自己修习数种外语，对外语学习有深邃的见解。他认为浸没式学习方法是外语学习的最佳方法，语言应该以用为学习动机，应该在用中学。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对中国高校翻译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由于翻译涉及专业知识，翻译培养对象应该从对英语感兴趣而且英语基础好的非英语专业学生中选拔并进行重点培养。
对于留学项目，他认为要视专业而定，与文化研究有关的项目会收获很大，其他项目则未必。这给国内盲目的留学热注射了一剂清醒剂。
我们还谈到考试不及格率、学生专业调换、学习期间打工、校企合作等问题，他的回答莫不体现了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者的深刻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