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夏衍很为难地说，“我也曾经想学，但学不会。”
夏衍主持上海宣传和文化工作虽然为期不久，但在短短几年中，他依靠陈毅的大力支持，工作上比较大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得到较好的安排。当然，在建国初期，工作上缺乏经验和存在一定的左的思想影响，也有不少失误的地方。但是，夏衍在上海期间，时刻想到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一定要把上海各方面的力量都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如果不好以政府的名义，就以艺术团体的名义，就以你个人的名义，以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使他们安安心心地留下来，高高兴兴地工作。特别要注意，只要他们的一技之长确能有益于人民，并且今天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作贡献，就应该欢迎。老帐不要再去纠缠，只要弄清楚就好。对左、中、右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的照顾一定要一视同仁，在工作安排上也要各得其所。”【24】夏衍是努力这样做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夏衍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和干扰，他开始惶惑了。他推荐的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拍摄的影片《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他自己写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剧《考验》，也被当时市委的一位领导人以“宣扬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容易引起不满党的领导”的罪名而被下令停演；他在作家座谈会上强调学习以充实革命本领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讲话，也被不点名地反复批判；他提倡的文化干部和作家艺术家肝胆相照，不要摆官架子的平易作风，也被冠以“宣扬自由主义”的帽子。总之，在饶漱石主持上海的工作之后，连陈毅也受到排挤，因此助长了一些趋奉者在文化领域推行的宗派活动。尤其是饶漱石的手下挑唆在夏衍身边的彭柏山、黄源等反对他。彭柏山生性爽直，而黄源为人敦厚，但并不敏锐，因此处于两难之中。由此，夏衍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九
夏衍从事文化工作，是从上海开始的。前半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上海，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对上海感情深厚。但是，他不久终于离开上海。他先到外交部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文化部，担任分管电影戏剧艺术方面的副部长（起初尚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这既是中央统一研究决定的，也是有关部门领导所期望的。周恩来已觉察到夏衍在上海工作较难开展，但是他一直认为夏衍在上海，对发展上海和华东地区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有利的，调京，不是他的初衷，何况他一向对在自己身边工作较久的同志要求严格，没有轻易提出调动。
有一次，刘少奇与毛泽东议论要加强文艺方面的各工作时，提到了夏衍。江青讨好地在旁边插嘴说：“夏衍，老作家了。咱们的电影事业，就是他们开创出来的！”毛泽东点头称是。就这样，经刘少奇支持，毛泽东批准，夏衍便被调到北京工作了。后来传闻调夏衍进京是周恩来对他的照顾，这是猜想的。
当时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来自几个方面：有早期在白区工作的（有的后来到了重庆）；有从延安来的；有来自其他解放区和军队的。周恩来同志对夏衍说：“来自各方面的同志各有不同的经历和经验，你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和各方面同志合作得很好。”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教训是内耗太大。文化界一定要消除那些不正常的圈子和山头，首先要从我们自己的行动开始。”
夏衍理解总理的心情。其实，自1955年以后，北京文艺界的问题也就比较麻烦了。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情况下，已无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可言。尤其是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电影《武训传》的批评，以至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不切实际的批判后，一次运动伤害一批人，造成了互相隔膜和冷落的恶性循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破坏，使建国几年的文艺事业不能健康发展了。
1959年，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中宣部的陆定一和文化部的夏衍等，研究如何在文艺界反对左的思想倾向问题，后来被“庐山会议”的冲击改变了方向。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文艺十条”，不久又被彻底否定。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康生一伙便乘机把水搅浑，田汉和阳翰笙先后被罗织了“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夏衍则因在一篇“繁荣电影创作”的讲话中，强调了在广阔的生活中寻找多种题材，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起先康生等少数人在会上点名批判，后来又在社会上作不公开点名的批判。夏衍因而成了文艺界“离经叛道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上海公开宣布：“夏衍是我们上海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在向中央送的简报中罗织罪名，并提出“今后请他（夏衍）不要插手上海的文艺工作”！因此，夏衍就不再回南方来了。应该说，中央决策中的失衡和失控，在思想领域中很快出现了向左的倾斜。而后的20年，便泛滥成灾，生灵涂炭。
康生更逼着周扬要夏衍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公开检查。他抓住夏衍不放，其目的是要借此破坏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中的威信。因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电影、戏剧创作会议上，曾号召作家要多方面地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康生对“电影二十三条”的攻击尤为激烈，因它是根据周恩来参与制定的“文艺十条”的精神制定的。康生一箭双雕的伎俩，一开始就被周恩来识破。因此当周恩来听康生在政治局汇报文艺界的“敌情”时，当场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悻悻地说：“不敢，不敢。”事后，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谈了他当时的意见，这场栽赃活动才被暂时制止。当然，现在可以明白，当时毛主席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在了解情况中有片面性，对形势估计每有偏颇。起初，刘少奇也发现了这个倾斜度，也曾找各方面谈话，希望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气氛。但是毛主席身边有一个小班子，常以领袖的名义来干扰党政方面的决策，尤其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一再变动的文艺方针，就逐渐失去了文艺界的民心和党心。表面上的唯唯诺诺，行动上的摇摇晃晃，步履不稳，正是新中国建立10年之后逐步丧失了它应有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原故。加上队伍扩大了，思想素质却高低良莠不齐，有些难辨风向，有的不敢坚持真理，有的只为保自己乌纱帽，因此康生等人的阴谋逐渐得逞，最后中央开始被几个坏人把持，政治思想领域的官僚主义发展又导致了专制横行了。毛主席也并非没觉察，但因为受蒙蔽日深，他想下决心改变局面，又踏进身边阴谋者暗设的陷阱。这已不是文艺方针的失衡，而是政治策略上的失控。
到了1963年的下半年，形势更加严峻。由上海的柯庆施出面，并在江青、康生等的怂恿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具体泡制的两个严重诬陷文化部和文联的“报告”，矛头明指中宣部，隐指周恩来同志。毛泽东缺乏调查研究，作了批示。这两个批示下达后，便在文艺界掀起了一场“龙卷风”。建党40余年和建国13年辛勤筑起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架，至此就开始全面倾斜和坍塌了。夏衍心情十分沉重，尽管这些年也养成了克制与沉默，但终于忍不住了。他恳切地向周恩来反映说：“我们的工作肯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批评也是必要的。但许多同志多年来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是不能全盘否定的。有不少同志，虽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但作为一个战士，从20年代开始。几十年来，为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事业舍生忘死地工作，尤其是有些一贯进步的党外专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过去和我们安危与共，这些年又作了可贵的贡献。他们的一片冰心，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他们，辜负他们，否则，我们的信誉又在哪里？”
夏衍想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不禁声泪俱下地对周思来说：“胡公（30年代周恩来蓄须，当时进步文化人昵称‘胡公’）！我们过去许多左的做法，伤害过多少自己的同志，也委屈过多少信赖我们的朋友！今天，正当用人之际，绝不能再恣意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了……如果要按‘批示’来对照，自然我们这些当部长的责无旁贷。要严办，就办我们。如果要搞‘人人过关’，岂不又要牵连一大批了！”
周恩来当然是赞同的，也很受感动。但他除了点头之外，有些话一时很难说。尤其夏衍被调出文化部，把工作关系安排到对外友协之后，从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降为国际文化组的研究员之后，有些文件也不能看了。最后被迫在家“闭门思过”和下乡“改造思想”，周恩来事后得悉，虽觉得突然，但是他还能说什么呢？当时北京出现的不正常的政治形势，其来源和发展趋势他自然比夏衍更清楚。但是有些空穴来风和浊浪陡起，究竟源在哪里？流向何处？他也未必很清楚，何况党性原则使他不能对夏衍多说。他只能用深沉的语调说：“夏公，我们是相互了解的。我们不是圣人，也难免有错。但是你30多年来为党辛勤地工作，也曾出生入死，受了不少委屈，今天也还在为党、为人民受委屈。我相信你能正确地面对现实。你要保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必勉强自己。同时，我们党在近40年来领导文艺和文化统战方面的活动、成绩和失误，你是清楚的，但还有不少同志不清楚。你有时间要写一点回忆文字，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应认真地写一写，否则，将来下一代都不知道了！”
夏衍听了双眉紧锁：“我不写！至少在目前，这种有‘反党’嫌疑的事，我不做。”周恩来深情地望着他已经有些微驼的背影说：“你要多保重，考验还刚开始……”据夏衍回忆，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激动地谈话。当然，那一天周恩来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夏衍的问题，但夏衍心里明白这是党的纪律的约束。正是这种约束，使他们直到永别之前，彼此只能心照不宣。周恩来当时的内心，就像邓颖超后来所说：“他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说。”【25】其实，他神情也已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他不但提醒夏衍，也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时候的周恩来，心情格外难以平静，因为他也找不出答案。也许今天可以稍稍找到答案了：这是当时客观形势的咄咄逼人，使人难以招架。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素质，更在于领导人的素质。豪言壮语之外，唯一能衡量立党为公还是掌权为私的标志，就是领导人决不能因心理失衡而出现的理智丧失。这往往是社会动乱和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因果。所以，往往出现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悲剧。在艰苦创业时，人们容易团结一心，同甘共苦，而到了和平时期，由于权力的集中和再分配，就出现了因思维差异而形成的新矛盾。矛盾的激化，便会给人民带来苦难，使时代倒退。也许有人争权为了自己，尤其是江青一伙人的别有用心，而有的却为了表现出对领袖盲目的忠诚而过分地警惕。这在“文革”前后那两个三年间，就非常明显。今天我们可以庆幸，中国终究没有被那场大风暴所摧毁。这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众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和众多英勇无畏的后来者。中国的历史没有倒退，因为人民在不断考验中继续前进。
今天应该冷静地分析：这场灾难的发动者是有责任的。但是不少为了自己一时的进退方便而姑息和消沉，自觉和不自觉地推波助澜的人难道能心安理得吗？
十
形势还在不正常地发展，并且急转直下。1966年初，“文革”的序幕已经拉开，夏衍被派去农村蹲点搞四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因病回京小住。他足不出户，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
一天，突然对外友协的秘书用车来接夏衍，说是中央指定他参加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夏衍觉得奇怪极了：自己“靠边站”了许久，一直在报刊上被不点名地批判，怎么会让他参加外事活动，并且是“重要的外事活动”呢？
他应召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此时已飞扬跋扈的江青见了夏衍连招呼也不打，就把脸转了过去，她自然在这个时候绝不愿见到夏衍。但是工作人员奉命把夏衍介绍给外宾。原来是印度尼西亚电影艺术委员会主席苏里亚达马海军上将率领代表团来访，中宣部、文化部、文联的领导人全都“靠边站”了，文艺领域已基本上成为“旗手”的领地，所以江青第一天就“责无旁贷”地出面接待。但是印尼电影界仅仅把她当作出来应酬的“第一夫人”，根本不和她谈艺术的事，并且还让她转达印尼电影界对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的问候。因此，江青有意向周恩来施加压力：“他们对我这样不了解，我何苦带着病去应酬！”她的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在这“非常时期”，给她一顶文艺方面的桂冠，以便顺理成章地掌握权力。可是周恩来好像没有听懂她的话，又似乎出于关切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向江青提出：“既然他们熟悉夏衍，不如也把他找来，让他解答一些具体事情，你也可以减轻一点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夏衍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江青面前，并且受到印尼电影艺术家们的热烈欢迎。这是周恩来在生前最后一次为夏衍争取来的任务。这显然是为了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非常时期，使江青一伙一时不便对夏衍下毒手。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登出那张接见时的照片，人们意外地看到夏衍和毛泽东、周恩来及江青一起和印尼电影代表团的合影。
当然，这对江青来说是受不了的。她忿忿地说：“真不像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康生则不阴不阳地说：“人家是公认的‘祖师爷’嘛！这说明，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还远远没有深入。”
周恩来为夏衍能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出面而感到欣慰，同时也考虑到会因此招来江青一伙更大的忌恨。他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抓紧治疗。如身体好，可以到下面去看看，“但南方不要去”。周恩来所说的南方，是指上海和杭州。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十分猖狂，周恩来的意思，就是要他暂时还是以安全为第一。
夏衍理解周恩来的心情，他也知道，此刻的周总理已经不能总理一切，处境也日益艰难了。
十一
夏衍是在1966年12月中旬被“四人帮”秘密逮捕的。先是拘押在“群众专政”的监管所，后来送到秦城监狱，先后共八年零七个月。
那年12月的一个傍晚，一伙穿着军装但没有标徽的年轻人，突然闯进夏衍的家，夏衍平静地说：“请出示证件，你们是代表哪个执法机关？”这批不伦不类、非军非警的造反派武装人员狺狺地说：“少罗嗦！走吧！”
夏衍心里在盘算：如果此行不会很快被害死，就要准备坐牢。但他身无分文，在卫生间对女儿沈宁说：“给我一点钱。”被监视着的沈宁无法出去筹钱，只能把口袋里仅有的五元多零钱给他说：“等您有了确切地址，我会送去的。”
夏衍苦笑了一下，对儿子沈旦华说：“你和姐姐要照顾好妈妈。”他深知，此去容易归来难。然后，泰然地跨出房来，默默地向缠着他脚的心爱的花猫告别，并向屋子和庭院留恋地望了一眼，来不及也不忍向妻子蔡淑馨告别。这位66岁的老人，40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国民党特务、日本宪兵的追捕，哪里想到，今天竟被自己的政府机关秘密逮捕了。
夏衍被捕多日后，周恩来才辗转从身边工作人员的报告中得知。他立即让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结果都推说不知道。当时负责公安的谢富治诡谲地说：“现在造反组织抓人、关人是常事，公安部门没有线索，也难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人更轻描淡写地说：“黑线和黑帮人物，正是批斗的主要对象嘛！谁都可以抓走的。”还有一些当时貌似公正却心怀叵测的人说：“是金子还是蜡，烧一烧也能有个分晓，您别管了。”周恩来生气地说：“对这样的干部随便就抓，不作个交代怎么行！”
周恩来同志早在1966年秋天，当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击一些知名人士时，就拟定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名单报请毛主席，经毛主席批准后下达，但很快又被“造反有理”的口号冲破了，以至国家主席遭到武力批斗，田汉、老舍等惨死。这时残酷的批斗已无法制止，周恩来同志干脆以“监护待查”的名义，把一些重要人物保护起来，但对像夏衍这样的干部还来不及提出保护。何况突然“失踪”的人日益增多，一时都很难找到。
其实，夏衍是被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组织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起先关在秘密拘留所，在不断的残酷刑讯中，夏衍的右腿足踝以上被打断。夏衍的生命力很强，在受了许多内外伤而又基本上不给治疗的情况下，居然自己逐渐恢复。但右腿因萎缩而短了一截，成了终身残疾。尽管这样，他终于还是活了下来。
酷刑审讯是硬逼夏衍招认在上海时曾打击过一位“女影星”。夏衍心里很清楚，这是在逼他讲出江青——即蓝苹的名字。他矢口否认有什么打击的女影星。他知道，为了避免“炮打”之嫌，这批爪牙们自己口中不会说出“蓝苹”两个字。这样的捉迷藏，打手们也无计可施，只能在肉体上摧残夏衍。当夏衍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时，他们又让医生来给他治伤。来的是一位军医，他一见夏衍的惨状，失声说：“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如果真是罪大恶极，可以枪毙，为什么要用酷刑！”这种不加掩饰的愤懑之声，在这样的场合是少有的。
夏衍吃力地睁开眼睛，昏花中看到这位军医神情严肃，而治疗中手脚又是那样轻捷。几次治疗后，夏衍认定这是一位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医生，一次他欲言又止地喊了声：“医生……！”医生以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想让我办点事吗？”他见夏衍言语支吾，就干脆说：“要信不过我，你就别说了。”夏衍答道：“我是怕连累你。”“没有什么连累的，办不成，就不办。”夏衍神情严肃地说：“我想给一个人带个信，让他知道我在这里。”“送给谁？”夏衍没有说出名字，但是医生会意了：“好，我知道了，你快写。”
夏衍吃力地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我在秦城，子布。”署了半个化名，但是没有写收信人名字。医生收起信，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要耐心。”
这位医生是总参医院的，还曾一度当过康生的保健医生，但是他可能看不惯康生这伙人的卑鄙伎俩。出于义愤，他冒着危险，把信送到京西宾馆交给周总理的联络员之后，一言不发地走了。不知是此行被人窥见，还是其他原因，此后他再也没有被派给夏衍治病，而夏衍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的下落。
其实，信很快就转到周恩来同志手中，他当即要求谢富治放人。谢富治推说这是江青和康生直接管的，他这个公安部长“管不了”。
有一天，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际，正好江青走进来。周恩来就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故作惊讶地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说到释放夏衍的事，江青喟然感叹说：“总理呀，你的心太好了。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革这批文化界头面人物的命嘛！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然后又露出马脚，说：“据我了解，他的腿早接上了，绝无生命危险！”说完，扬长而去。周恩来陷入沉思中。而毛泽东似乎也在沉思，直到周恩来起身告辞，毛泽东始终没有说话。
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匆忙给夏衍等一批人定了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押解到秦城监狱。从此，夏衍就作为正式“政治犯”被关押了。
周恩来很快打听到夏衍等人关在秦城，派人就近保护，以免被他们暗中谋害。到了正式的监狱，倒使夏衍从“活材料”变成“死老虎”，再没有人去刑讯逼供了。他在监狱里独自孤寂地坐着。先是为了反复交代历史，不得不对逝去的岁月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后来索性对过去进行全面地回忆，往事却格外清晰起来，以至在80岁后出版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那本回忆录不仅纠正了一些人的失误和讹传，也让广大读者比较真实地看到了那半个世纪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当然，就他自己来说，并不认为是绝对精确的，或许还有讹误，犹待补正。夏衍被关押了八年零七个月才被假释回家。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干部的问题，江青和康生一伙总是多方阻挠，迟迟不放。直到1975年冬天。周恩来病重之后，毛泽东要他提出对中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又提到了：应当关心那些跟党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包括至今尚在关押没有作出结论的人，应该尽快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年老病残的应该允许他们先回家。这样，夏衍才被假释回家。但是规定他不能随便外出，更不许离开北京市区。他家所在的南竹竿巷居委会的造反组织仍接到通知，要对夏衍进行监视，不许他“乱说乱动”。
夏衍回到家里，病中的妻子和子女们为他收拾好那间狭窄但又洁净的小屋。心爱的花猫在他被捕后早被送走，现在竟然奇迹般地回到老主人的身旁，但是不久却安然地躺在夏衍脚旁死了。【26】
夏衍回家不久，李一氓和廖承志等来探望他。廖承志还带来周恩来对他的慰问。“肥仔（廖承志的绰号），你见到胡公吗？他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夏衍问。廖承志答道：“他的病不会很快好，但精神还不错。他要我向你问候，他要你安心养身体，这是他再三嘱咐的。”
“谢谢他了！”夏衍胸头涌起一股热流。他深知，周恩来不仅病重住院，并且“批林批孔”开始不久，也开始在报上不点名地挨批了。
周恩来听廖承志汇报了见到夏衍的情况，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好！只要人健在，就好……”
十二
夏衍最后见到周恩来，是周恩来逝世后停灵的北京医院。这是一天中午，当时工作人员已在收拾灵堂，准备下午4点将遗体送八宝山火化。这时候，邓颖超想到夏衍，她觉得应该让这位老战友最后看一下总理的遗容。但是她非常谨慎，把这个想法告知了王洪文，说：“不知道能否允许？”王洪文很乖巧，因为此刻已不会有什么人来，不如卖个人情，就点头了。但是他不派车，让夏衍最后的安置单位对外友协接送。
夏衍当时断腿初愈，行走艰难。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北京医院那间小小的灵堂。
他几乎不能相信，这样一位名震中外、功德盖世的历史伟人，竟然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停灵！此刻，他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悲忿，刚走近周恩来的遗体，就放声嚎啕起来。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他有多少话要说，但是，周恩来已经听不见了。40年相交，30年相知，难道就这么分手了吗？这九年浩劫中的党心、军心和民心的得失，就没有机会和他细说了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夏衍在周恩来逝世后，忽然老了许多，也忽然彻悟了许多。从6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后期，夏衍在这整整20年的岁月里，在他被迫失去自由到病残后行动不能自如，但是他在逆境和困难中思维得以在洪涛烈火中自由驰骋。他从这场浩劫的起因想到，为何从中国共产党建立46年之后，居然会出现这样自己策动又自己无法控制和收场的旷世人祸呢？这就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70多年来呼喊不止的“民主”二字，始终使善良的人们在美好奢望中不断地迷惘。夏衍同志虽然自责地“清醒得晚了些”，其实他很少糊涂。就是1978年文化部才给了“顾问”的虚衔，并不让他管实事，他也“乐于接受”，因为至少能有机会建议和坚持一些为拨乱反正、去恶怯邪的原则问题。虽然也因此遭到“凡是派”的干扰和围攻，甚至在《文化部1979年第10期简报》上被影射点名为“复辟”和“沉渣泛起”。他郁闷，但并不消极，他始终是乐观主义者，他坚信：严冬再长，也挡不住春天的到来。
夏衍同志1987年被邀请列席中央工作会议时给笔者写的一封信中说：“今年是我入党60周年；又参加了中央的会议，我感到自己开始清醒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开始清醒了！”【27】所以，人们都说他“80岁以后头脑格外清醒”，这是真实的。
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革命伴侣，也作为夏衍多年相知的老战友，在自己80初度那天，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了许多当年追随周恩来的文艺界朋友。她亲切地握着夏衍的手说：“夏公，你为党受了许多委屈，也为恩来受了许多委屈，我向你慰问。你在监狱里托人带来的信，我至今珍藏着。为你的安全，我们操了心，虽然恩来一直在营救，但总难如愿……”余下的话，她不愿也不能多说了。
“您不用说了！”夏衍激动地说，“我怎么会不理解你们的心情呢！”
那一天，夏衍和阳翰笙，还有章文晋、张颖夫妇、周巍峙、王昆夫妇、贺敬之、柯岩夫妇、赵寻、蓝光夫妇，以及凤子、刘厚生、冯牧、路曦、白沉、孙新世以及沈宁、欧阳永华等，都为邓大姐80寿辰祝贺。他们以茶当酒，表达他们老少三代之间清淡而又深沉的君子之交。邓颖超代表已故的周恩来，向在场的每个人表示慰问和祝愿，更祝夏、阳两位老人长寿。
1985年中秋，邓颖超为了祝贺夏衍从事电影、戏剧事业55周年和85寿辰，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夏衍和他的女儿沈宁、儿子沈旦华，还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何赛飞特地送去的杭州颐香斋的细沙小月饼款待他说：“你爱吃甜食，又是家乡的土产。”夏衍将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送给了邓颖超。邓颖超说：“感谢您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近60年！”
他们不约而同地望着墙上周恩来的遗像。周恩来同志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依然激励着他们。那一天，是1986年9月30日。对坐的地方是西花厅后院的小书房。
流光如水去，往事似潮来。转眼到了1987年深秋。当夏衍打算重返故里小憩时，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虽因年事已高请求退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但又被作为建党初期的老同志邀请列席大会。他给在杭州的晚辈写信说：“今年是我入党60周年。今天我才开始清醒，因为我们的党也更加清醒了……”
在大会开幕式上，全体与会者起立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默哀时，夏衍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又过了几个月，就在周恩来同志诞生90周年的前夕，夏衍以不尽的哀思，写了一篇怀念故人的文章。他把文章的复印件寄给笔者，并加上一段话：“革命终究要牺牲的。无论在哪种场合的牺牲，都是应该的。周总理的牺牲比我们要大得多，也多得多！他个人所受的磨难和牺牲，似乎从不向人诉说。”他希望通过回忆录，让年轻一代传播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无私无畏，宠辱不惊，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为人民贡献出自已的一切。
但是笔者读了两遍，觉得他似乎并未能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也许他真的想不起。也许他不想也不便把话都说完。也许，他们这一辈的人，无论是哪一个，都把自己的剖白留下一段空白，让后人去填充……
修改完这篇稿子，正凌晨2时。我坐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小心地打着电筒，小心地写下了当年马一浮先生为毛泽东同志写的一幅前人的名联，后来周恩来同志自己又请人重写了这幅联，留在自己身边：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我用它来结束这篇文字，似乎是贴切的，作为纪念周恩来和夏衍，都是适当的。此时，护士长卢漱玉走了进来，她没有批评，但夺去了我的电筒和钢笔。因为，已过子夜了。
——1987年1月初稿于北京西单中央警卫局招待所
——1988年1月修改于杭州市第一医院干部病房
——1997年再改于杭州洪春桥浙江医院12病区
——2002年冬补充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阳翰笙同志百岁诞辰》会上。
三点附注：
①在夏公生前，我曾先后写了多篇有关夏衍的文章，包括：《青松盘石傲霜久》、《夏衍的沉默》、《无字的丰碑》和《与吴祖光、新凤霞谈夏衍》、《随夏衍在北影和“明星班”座谈》等，约有十万字左右。这一篇是最长也是修改多次的文章。台湾《传记文学》除名称中略加改动外，基本全文发表，实属意外。希望在可见的将来，两岸有志于史料研究和保存的有识之士，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宗旨，无论是在职或退休的有关专家，能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平常心，为后代留存宝贵的难得的人文史料。后人撰写有关传略和评论时，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艰难了，让后人能看到应该看到的真实史料。此文原载《人物》杂志1988年第4—5期。由《新华文摘》和《夏衍研究》转载时均有不同增删。海外《人物传奇》转载时更因不同观念和见解而作了删略，并在每个段落加上导读的引文，今以笔者自己增删的文本收录，去掉段落引文。凭良心说，此文尚有从略和故略之处，言犹未尽。
②夏公生前最后的10年中，有两件事他认为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并且引咎为“与我的没有及时坚持有关系”。并且告诫后人说：“如果以后再旧事重提，应该指出‘与夏衍当时态度不鲜明攸关’。”
这就是在1979年前后，女作家张爱玲和港台歌星邓丽君先后辗转让人传话：希望来大陆看看。此事经吴祖光等向阳翰笙提出，翰老就找夏公商量：是否向当时分管的领导胡乔木提出。夏公是赞成的，但当时正准备举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牵涉到许多前辈名家平反昭雪的疑难问题，海外的事情并非当务之急。乔木同志但说：“等（夏衍）他们正式打报告来再看吧。”但是倾向是不支持的，这是主要原因。
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凡是派”的势力还很大。有些应邀而未能邀，有些在可邀可不邀，情况较复杂，作为当事的执行者之一，夏公在两难中。为投鼠忌器，未能及时报告。但是文代会结束，时机又不相宜，终于此议夭折了。并且有人竟推诿说“口头建议不足为凭”，把责任推向夏公与翰老。夏公在病重时犹为此慨言：“文联出面，当然是文化部合适，不能怪翰老。我当时若能拼着这个‘文化部顾问’不要，就是挨批评，我也心安了。”
第二件事是李万春及其子李小春调回北京的事。1957年他们去内蒙后，成立自治区京剧团，“文革”后群众呼声甚高。李万春求助于夏公，但因京剧界存在的宗派，未能成功，加上私人的纠纷，夏公碍于自己不分管戏曲。没能坚持，事后他深为自责。并说：我还是缺乏周总理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这两件事其实当时都有阻力，但是夏公的自担干系，永远使人感佩。
③如今海外为夏公立传的已有四种：陈坚，陆荣椿，王扶林、绍武夫妇和沈雷、王文滨合作的电视剧脚本，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索，但是都未能更深刻地展现夏公的品格、胆识和贡献，这是时代的局限所致。寄希望于后来者能有新的进取。
回忆老头
沈旦华
1995年初，父亲去世，当时我已经58岁了，从小学记事开始，和父亲生活了半个世纪，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一直到“文革”和改革开放。经过事情多，认识的人也多，感到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出现了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尽管党派不同、政治观点不同，但在爱祖国、希望中国富强、人民幸福的这个目标是共同的。父亲正是这群人中的一员，经历坎坷曲折，又能亲身投入改革开放，见到国家繁荣昌盛。
在浙江读书时，家境不好，读好书、有出息、改变自己，到后来参加五四运动时，已经有了思想上的进步，想到的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笔名宰白），去日本后，视野开阔了，在日本六年了解日本情况，结识很多日本进步青年，有改变中国当时状况的紧迫感，要寻找新的道路，认为读书、拿文凭不能解救中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改变中国。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经过日本门司，他去欢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见了他们这批留学生，促成他在孙先生面前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离开了中国国民党左派，加入了共产党，这决不是一时冲动所能做出的决定，他是一个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能独立思考的人，他的成长可以说是一个自觉的过程，直到30年代在周恩来领导下，才进入组织领导，听从安排，进行革命工作。
很难用几句话形容我父亲，简单来讲他是一个君子，理性而不感情用事，独立思考，做事之前先想好，再行动。大到如何设计他自己的人生道路，“文革”结束时，别人问过这个问题，他从来不讲在牢中被打断腿骨、锁骨，对这辈子走过的道路不后悔。小到写剧本，花较长时间去思考、准备，到动笔时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如电影《祝福》，他最后加进了越剧中“砍门坎”的镜头，也是他反复思考的结果，效果还很好。小时候经常让我做一个动作，双手手指交叉相握，看是左手大拇指在上还是反之，他讲左拇指在上的是理性，右拇指在上是感性，他就是左拇指在上。
看一个人的性格，最好是在“倒霉”时期。第一次是受潘汉年事件所累，他实在难理解，很痛苦。周总理帮他解脱了，第二次“文革”前（1964年）被罢官，安排在对外文委当研究员，闲在家中，养花、喂猫、读书，对清末黄遵宪的书很感兴趣。一天街上有号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那一天是他少有的高兴日子，黄遵宪所向往的国家不再受欺侮日子，老头子见到了，那时我才知道他对个人进退无所谓，祖国强盛是他的最高理想。
在工作上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当天送来的文件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批复，在文化部时，白天会议多，夜里在家中批公文经常到半夜一点才能休息。上班、开会从不迟到，对秘书、下面工作人员安排工作总要说一个“请”字，也不会对处理不好问题的同志发脾气，林缦是他最后一个秘书，病危前林缦讲快去叫医生，老头子更正她讲“要去请医生”。我称他是“君子之道”。
对子女，尤其是我，亦从不苛求，中学因为贪玩一度成绩下降，他也是以鼓励为主，对我讲“考不考得上大学并不重要，一辈子都要学习、读书、看报才是最重要的”，以他学“电机工程”转行到翻译、社会科学工作，再改行电影、话剧、记者，都是靠不断学习才能完成任务的。
到了晚年，接见外宾前，秘书只要在途中汽车上读一遍对外宾的致辞，他就能在会上很准确地讲出来（因为他已经看不见稿子了），翻译对老头的记忆力都很惊奇，也很高兴为他作翻译。
简单从衣、食、住、行介绍一下他的生活方式：
衣：一般是中山装、西服，也穿长衫（从不穿马褂），整洁是他一贯作风。
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一是上海刚解放，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看见穿一身灰布军装，头戴军帽，腰间有一把很大的手枪（加拿大产、马牌枪，空军飞行员专用）的人，仔细一认，才知道老头回家来了，这种装束也只是维持了几天。
二是“三反”、“五反”期间，华东军政委员会开大会，中央派薄一波来沪传达文件，到会的干部不约而同把刚进上海时的服装穿了去开会，会议开始不久，老头西装毕挺，很自然地在前排就坐，“全场侧目”（此语为警卫员转述），他亦丝毫不在意，因为他刚接待外宾赶过来。
饮食：饮料基本上是绿茶，偶尔也喝红茶。香烟是从抗战一直吸到“文革”结束，工作忙时一天一包，从进口骆驼、三五到中华、牡丹（飞马、前门是四清或卫戍区时抽的），算是日常生活最大开支。家中饭菜都是江浙家常菜，母亲是德清人，对金华火腿、笋干、虾米、螃蟹等家乡特产，市面上（稻香村）总是会买的，另外是喜欢吃牛肉，老头解放初在机关工作时，经常中午请同事吃牛肉汤、酱牛肉，因为那时是供给制，没有工资，上海的老同志回忆他都提起这件事。其次是喜欢吃豆类、瓜类、花生，不吃茄子和香菜，对蔬菜并不在意，什么都可以。
老头绝不饮酒，在宴会上总是请秘书打过招呼，以茶代酒。
50年代，北京有对虾，天津胜芳的螃蟹，质优价廉，困难时期就没有了，有时秋天到了，宋庆龄会派人送来一蒲包阳澄湖大闸蟹，对全家来讲，真是一种享受。
住：最早在上海房子是虹口塘山路广业里41号，隔壁是我姑妈的家，上二楼中间亭子间边上的板壁是活动的，如有情况可以进入姑母家去。抗战前搬到爱文义路普益里38号，在老头《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就是此处已经拆掉了。抗战胜利后住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59号A，表面上弄堂口在南京路，后弄堂深处有一个很小的门通到静安别墅，胶州路。
由于地下工作，不是每天都能回家，所以普益里和重华新村离我外公外婆家很近，不足500米，可以有照应，可见老头考虑问题很缜密。
解放后住在安亭路41号，1955年调文化部住朝内南小街八大胡同27号，这是我家住得最长的房子，住了24年，1979年迁入北小街46号（原黎锦熙住的房子）院子不大，1986年搬到西单大六部口街14号（邓初民住的房子），在北京的房子都是国务院机关管理局的公房。
行：解放前，当然乘公交车和三轮车代步，解放后每到休息日总要出去走走，步行出门走路速度很快，可谓健步如飞。
在上海工作期间给他一辆1948年产最新的别克车，在当时上海很少见这样的新车，用了不到一个月，他一定要换成一辆普通的雪佛莱车，他讲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朋友说成大官来了，可是司机和警卫员很不高兴，因为车子一般，开会时总被安排到离会场很远的地方，他对这事毫不在意。到北京也照此办理，坐一辆伏尔加车。
“文革”结束后，工作单位安排在对外友协，廖承志为了照顾他行动不便，把一辆超豪华丰田车给他专用，这种车当年丰田厂只生产八辆，北京是唯一一辆车，因为维修费用高，又是右舵车，老头要求不要专用车，有什么车用什么车，只是司机是固定的，叫李培成，北京市优秀司机，从未出过事故。1995年2月17日去八宝山开老头追悼会的路上，出了点很小事故，李培成给父亲开了近二十年车从没出过事，可能那天心情不好。
老头生前爱好广泛，解放后下班经常和警卫员打乒乓球，或者外出散步，星期日中午去潘汉年家打桥牌，500分。他麻将也打得很好，在六部口时，过年和家人玩麻将，手法很精确，他讲是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以打牌为名，打麻将就是开会。
集邮也很专心，最有收获的是抗战胜利，作为《新华日报》总编辑，第一批坐飞机经南京到上海，闲暇之时去虹口逛地摊，当时日本人遣返归国，带不走或者要变现钱的东西都在地摊上出售，他发现一个日本老太太出售的邮集是日本最早期邮票，而且是实寄封，反映了最早上海和日本通商的情况，他用日文问价，老太太要5000元，真是一笔巨款，按习惯日本人是不会讨价还价的，他想了想，约定明日再来，回去后问我外公借了钱，买了这邮册。1985年日本集邮权威来我家看邮票，见到这邮册，开玩笑讲：“这是日本的国宝，我用500辆丰田小轿车和你交换，还是让它回日本吧。”老头立即说：“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国宝是否也可以归还中国。”当即两人哈哈大笑。可见它的珍贵，最后这邮册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另一件文物是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17封讨论艺术思想的书信，老头工作太忙无暇去琉璃厂闲逛，干脆放一本活期存折在荣宝斋，委托他们代理，其中就有这件宝物。“文革”结束时，什么都归还了，就缺这件，最后从号召“斗私批修”的毛家湾林彪家找了回来。也捐到上海博物馆去了，这是因为纳兰性德书信稿件存世极少，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他的书信七封，讲的是家事、友情。老头的观念是文物收集不容易，而散失很方便，故集中到上海博物馆。1978年他请齐燕铭刻一收藏闲章“仁和沈氏曾藏”，可见他的用意。
“文革”中当了八年黑帮子弟，但有两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一是“文革”中排山倒海的大字报中，没有一张揭发老头有“绯闻”的，这让我很有面子，老头有一句常说的话“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知足又不知足”，乃真君子也。二是1975年7月2日，毛主席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此时毛双目几近失明，还是提笔给中央写了意见。所以我家解放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的一大批干部好几年呢。这也让我们很高兴，因为母亲一直有病，快坚持不住了，能见到老头回家真是大幸。另外还有我的外婆和姑母，听到这消息也十分欣慰，因为他们是最关心父亲的人。
对于钱财、地位，老头一个原则：借给别人的钱从来不要人家归还。30年代我家条件很好，每月有三百多元收入，主要是他勤奋，清早起来要翻译两千多字，还在各大学教书（中华艺术大学、立达学园、劳动大学），故而有能力借钱给朋友。
解放后陈毅给他定的是七级干部，到“文革”还是七级，放弃了三四次长级机会，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讲别人子女多，有困难，让给人家好了。“文革”时期在“交通干校”（卫戍区），待遇就大不相同，如果是五级干部就不至于被打断腿，胃大出血也不及时抢救，总之对这些别人看成头等大事的事情他看得很淡。
最后，介绍一下他最喜欢的猫，猫是我家的成员，养过的好猫太多了，只讲一只叫“博博”的大黄猫（1962—1975），坊间对它的传闻有几个版本，先是吴祖光，后是袁鹰。都不太准确。“博博”是1962年来我家，它的母亲是一只粮店里有口粮的猫，生下几只小猫，困难时期，没有奶水，由熟人老石师傅送来，来时不到一个月大，特别瘦弱，我们用牛奶把它养大，到了发育期，身上大片脱毛，南方人称“剥皮猫”，故取名叫“博博”，这是父亲最用心养的猫，为了增加它的营养，去宴会时，会带一只“三五”牌香烟的铁皮扁盒，不知用什么手法装进了牛肉、鸭肉之类，回家后亲自用剪刀铰细，拌猫食喂它，这只猫后来变成了一只十三四斤重的大猫，特别漂亮，对父亲也最亲，只是苦了我，因为铁盒里的油会漏出来，弄得口袋里都是油渍，要去买纯白汽油来清理。“博博”小时候怕冷，经常钻进老头被里睡觉，大猫有时很脏，被子和床上也弄得很脏，可父亲很高兴，愿意和“博博”同一被里睡，还说“人猫友谊万岁”。
1967年，老头被抓进卫戍区后，别人介绍“博博”不见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养着它，它很聪明，有外人来它就上房。1975年6月底，“博博”病了，十几天不吃不喝，7月12日中午，老头回来，“博博”已经站不起来，后腿不能动了，靠两只前爪，爬到老头坐的藤椅下，望着老头，父亲也十分难过，到了半夜“博博”就去世了。正因为这样，外人对这猫的说法就有了不少版本。所以家中养猫，好猫很多，“博博”是老头最喜欢的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