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故乡行
沈祖安
一
自从1919年初夏，夏衍第一次出远门去上海算起，夏衍在这漫长的七十余年里，共回来过几次家乡？夏衍自己回答说：“大概不到十次。具体次数就记不清了！”
在我的记忆中，黄宗江和谢晋都当面问过他，连研究夏衍多年的陈坚教授也多次要和我核实夏衍回故乡的次数和内容。但是在夏公1993年7月最后一次来杭州时当面向我和陈坚、林缦说：“我想最多六七次，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几次，总共有四次。就是从日本回来就回杭州‘避风头’那一次，加上1951年冬季随谭震林同志回杭州，只住了两夜就回上海的那一次。第三次就是1981年，恢复电影百花奖，和首届金鸡奖，在里西湖新新饭店举办颁奖活动，与各方面朋友相见最多的一次。我还正式回到严家弄的老家。1986年那一回，我印象深的是，有关方面把我安排在新装修的蝶来饭店的‘总统套房’。我不愿揩公家的油，自己又住不起，才搬到新新饭店的一间标准房。倒蛮落位。第四次是住在汪庄的那一个星期。内容也丰富，也值得回忆。”
“那这一次（1993年）呢？”
夏公愣了一下，随即笑道：“这是最近的一次，印象……还不深。同样也住在老地方汪庄2号楼，但是说实话……一时还无法说。我还没有离开杭州，因为还不清楚……不知以后还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总是在离开后过一段时间，印象也会更实在，也更真切。”
二
于是，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说。也不能全程叙述，只是从时间的次序，由远及近，由表及里，有话即长，无话则短。
1919年4月，夏衍第一次出远门六个月后，在1920年1月的冬天回过杭州，也可以称之为他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后第一次回故乡。
1919年6月初，夏衍第一次去上海时，经亲友介绍，去上海江南造船厂电机厂实习机电制造工艺，第一次学习用数据绘图。虽然没能学到真本事，半工半读中也没有拿到应有的工资津贴，还让姐姐和姐夫送来半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家中不得不将两间约二十椽的店面卖掉。这就是他说的“生平第一次愧对家乡”的事。
但是他在这里结识到不少朋友。其中有几位是“一生最重要的引路的朋友”。并且有机会经过实际的才智考核，在上海的洋务会馆将“沈乃熙”的名字列入保送赴日勤工俭学的名册，虽然这个等待批文出洋的时间也足有半年。
1920年1月，为了在等待审批的渴望，夏衍靠朋友的推荐，帮助当时反对地方军阀的酷令暴政的进步力量传递宣传品，不慎暴露，就连夜逃回杭州。
这是夏衍在1919年初夏离家寻找救国良方和解决安身立命的壮行中，第一次回故乡。
1920年前后的杭州风气并无明显的开通。辛亥革命在名义上胜利了，但是各地的民国军政府，虽然袍子马褂已经改成中山装，辫子剪了已近九年，但是梳成小分头的民国官吏的脑海里，依然是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仗势欺人的官僚政权。当时杭州已办了三份报纸：如《民国日报》、《新闻日报》和《浙江新闻报》，都是国民党的右派元老和新派CC头目办的。他们用时髦名词为自己扩大地盘，以时髦的名词为巧取豪夺来蒙面遮羞，甚至为没有了皇帝之后的酷吏专政张扬，以军阀、豪绅与党棍的合流来曲解三权合作。更为野蛮的是：让地方势力出钱买武器和刑具来镇压民众，因此新兴军阀变本加厉的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当然比上海的空气要浑浊得多。
夏衍离家不到一年光景。但是这一年在上海受到新鲜空气的熏陶，他真的成长了。这次回来，忽然觉得杭州今年的冬天格外冷。母亲为他装满一铜火囱的炭火。因为乃熙从小怕冷，所以一天三次为他换上烧红的热炭。但是夏衍觉得这“不是从外面冷进去的，而是从心里冷出来的”。
尤其是早上地保——乡村里为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区乡政府调查外来人口和登记闲杂人员的走卒的嘴脸，使夏衍十分恼怒。导火线还是那两张“洋蚕种”引起的。因为杭州闲林埠的“模范蚕种场”向由日本浪人行贿操纵，由地方保丁助虐的“蚕种改良新法”，其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而迫害乡民的酷政。
据说就是在1919年的“双十节”不久，浙江省政府的农业厅蚕桑实验所收了日本人经营的在华农桑合作株式会社的一笔“补偿费”，浙北杭嘉湖周边十二个县、七十二区的蚕种培植，大部采用日本的雄蚕“赢6”和中国的雌蚕“华10”交配的新蚕种。
“和尚哥，你在大码头做事，见过大世面，你倒评评理看，这样的欺侮同胞，就是秦桧的末代子孙！什么‘民族共和’、‘保护民权民有’，革命党里全都是祸害同胞的披着羊皮的狼！”青年农民沈春芳比夏衍小一岁，读书不多，小学毕业就在家务农。就是他平时喜欢看闲书，看民众教育馆里的报刊，关心时事，又常常去听大书，从说书先生的口里听到古今中外的一些新鲜事和倒霉事。所以在同辈农民中显得开通和有见识。尤其是他对夏衍说的那几句话：“怪不得老百姓还是有苦没处说，原来真是革命党里钻进封建余孽，辛亥革命不彻底，民国政府是块空招牌！你说，老百姓还有啥望头？”
夏衍当然比沈春芳心里明白得多。因为这一年来，他脑海里装着的见识，各种观念形成的思维方法，虽然还很不成熟，甚至还比较幼稚。但是他的体会，是在生活实践中来的。并且都是从大书先生和卖糖的小热昏那里听来的。但是真要他回答沈春芳的疑问，说实话，他当时还说不清楚。
在上海，他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不仅是这场辛亥革命是否彻底和到底有没有成功的问题。而是有不少地方，把清朝衙门改成民国政府，服装和场面不同了，内容几乎没有改变。但是革命不彻底，是不是还要重来一次大革命？又怎么个“革”法？他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但是他不能辜负春芳的热望，当然也不能用空话去哄骗他。因此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五个指头拍拍他的背脊说：“我想，一定会有许多有大学问、大本领的能人还在为我们想办法，会引导我们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沈春芳也相信，沈乃熙这位和尚哥心里一定比自己明白一点，因为他是上海回来的。但是他也谅解他，更不想难为他，于是说到眼前的事：“和尚哥，小和尚顺便问你一声：你此番又要出远门了，一定会跟着高人去寻找救国良方吧？你这个大地方大庙里去过的和尚，可以来小庙里做当家师吗？”
夏衍听了又高兴又好笑。为什么他和沈春芳都有一个“和尚”的绰号呢？因为他们这四五个同住在附近的邻家男孩，从小都在附近一个剃头摊上剃头，为了便宜和方便，他们从小都剃光头，几个小光头从小在一起玩耍，很像灵隐寺和海潮寺里的一群小和尚。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都有一个“和尚”的雅号。根据年岁长幼，便有大和尚、小和尚、三和尚和四和尚的称号。后来都到了青少年的年纪，有的都梳起了西式小分头，但是“和尚”的绰号一直沿用下来。
夏衍望着疑惑不决的沈春芳说：“论名次，我是二和尚，你是四和尚，但是我们毕竟都还是小和尚。我想，下次回到杭州，我也许会讲出几句，现在还想不到的话来，你等着吧！”
沈春芳说：“我等着！”
其实，到了七年后他从日本秘密回国，躲过上海十六铺轮船码头的搜查，连夜逃回杭州。第二天见了变成“大和尚”的沈春芳，他们还没有话说。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只是革命阵营的“小和尚”。
夏衍在1920年2月初春节过后的第五天，就去上海了。这回他手里多了一只用细藤条打制的皮箱式的白藤箱，比他当年去上海时的小藤篮，要考究精致得多。
“看看，穿上一身中山装，拎了这只藤箱，真像一位读书先生！”大姐高兴地说。
“眼前也只能这样了，只怪我沈家没本事，娘亏待你了。”母亲说，“只望你自己争气了！”在夏衍的眼里，母亲的眼神总是忧郁的。但是充满了母爱。
“我知道。”夏衍素来性格内向，加上心中愧疚，再没有话可以安慰母亲。“你放心……我走了。”夏衍每次别母远去，心里总有许多话要说。但是见到母亲的忧郁眼神，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是夏衍去日本以前对娘说的两句话，只有六个字，直到五十年后，他还记得。
三
据夏衍自己回忆和他的亲属证实，自从1919年6月夏衍离家去上海，这是他的人生旅途上第一次背井离乡，成为他乡游子，浪迹天涯的开始。第二年的春天，他留学日本，走上了风雪迷漫、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此后实在是没有机会回来。从他去日本之前，回乡筹措旅费，在同年腊月回来作为第一次回乡算起，至1937年冬天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的前夜，因母病沉重；星夜赶回，住了两夜，这是第二次回故乡。
抗战八年和三年解放战争，他都是在战争和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浪迹四海，多方奔走。直到1951年春天，他想回乡探亲，就通过陈毅市长向华东局执行书记饶漱石请示。但是这位大权在握的书记，先用冠冕堂皇的话说：“确实有许多年不回去了，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当面回复夏衍，却过了几天让彭柏山转告说：“浙江正在土改复查阶段，你家中成份究竟是‘地主’还是‘小土地出租’，最后要当地农会核实。此时去杭州，恐怕不妥当吧？”这个“吧”字好像轻飘飘。但是夏衍听了心里明白，这是在暗示你究竟它有多大份量，你扛得起吗！他当时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市文化局长，头衔也不小。此时去杭州，难免会惊动亲友，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再一想，潘汉年也晓以利害得失，不去也好，权当这是领导对你的关心好了。
谁知没到两天，谭震林同志已奉调到北京当政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他要赶回杭州，卸掉“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向接替工作的省委书记谭启龙交代工作。就在电话里对夏衍说：“听说你想回家乡去看看，跟我一起走吧，三天后一起回来，怎么样？”
夏衍却感到为难。因为他要在上海继续工作，不想得罪饶漱石。因为饶漱石虽还年轻，但资历不浅，在新四军重建后成为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深得器重，调来华东局担任书记，也是在少奇同志的推荐之下，取陈毅而代之的。正犹豫间，饶漱石的秘书电话通知说：“能随谭政委回杭州，很好。饶政委说，您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又是原则性很强的老干部了，一切情况，您自己斟酌。”
夏衍就随谭震林返杭州，住在南山路大华饭店分部——涌金桥边那幢有大草坪的别墅里。除了随同会见各方人物，哪里都没去。时值仲春，清明刚过，谷雨之前，春光明媚。谭政委让省接待处长陪夏衍去旧居探亲，但是夏衍没去。因为当地正在“土改”复查阶段，他想到那“自己斟酌”四个字，让汽车沿南山公墓绕了一圈，把原来接待处代为做好的一只大花圈，挂在公墓口的大树上，汽车调头，回到招待所。
花圈上面写着：“父母、兄嫂安息”，下款是：“乃熙、淑馨敬挽”。
也有不少人对夏衍这样的做法和花圈这样的写法有不同的说法。后来有人报告了饶漱石，他笑道：“究竟是个书生！”
但是夏衍自己说：“当时换了谁，我看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就是夏衍第三次回杭州。
四
夏衍第四次回杭州，是在1981年4月，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在杭州颁奖，《戏文》杂志在杭州创刊。夏衍这一年为故乡做了许多实事。
夏衍第五次回杭州，是1986年，在杭州面对了当时两种思潮的冲突。省委书记薛驹、省委宣传部长于冠西和省文化厅长孙家贤去探望他，问他在杭州想见什么人？要办什么事。他想了一回说：“就是想去德清的外婆家看看儿时的小学，就打算回去了。”
然后他提了两件事：“一是郁达夫在场官弄的故居‘风雨茅庐’，现在被占用了，能否保存；二是杭州的行道树多为法国梧桐，树壮、叶盛、根浅，对抗台风不利。”薛书记欣然说：“夏公建议很好，我们及时研究。”
夏衍第六次回杭州，是在1986年的秋天。由省委委接待办公室安排在西子国宾馆（汪庄）。可能这是他晚年回乡的最轻松、宽舒的二十天。他在汪庄写了多篇文章，包括代人作序。他嘱咐我说：杭州有不少老朋友要见见面。先后约了陈学昭、汪静之、莫朴、黄源、史行等多位文学、戏剧和美术家的前辈。也接见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全体演员。临行时，他说：“此番算是真正休息了几天！”
夏衍第七次回杭州，是1993年，他生前最后一次回来。这次凑巧巴金先生也在汪庄休息。他们两人坐着轮椅，在西湖边有多次畅谈，可惜不让第三者在场，无缘听到两位爱国的文化巨匠倾心的世纪对话。
他这一次见客很少，但看稿和写字不少。他鼓励浙江的文化人要团结奋进，并肩奋进。他为人题字中最长的句子，是给沈雷的那一篇：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赏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用古为今用的手法，激励后人。
五
夏衍第八次回杭州，是由家人接回他的骨灰，撒在钱塘江上。
那一年春天，他在病床上接见了我。他为了方便说话，把吸氧罩拿掉。还是那句老话：“从哪里来？”
我答道：“从杭州来。”
他问：“最近杭州怎么样？”
我答：“从江浙沪长三角算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发展较快。”
他微笑道：“那就好……”然后平静地说：“论条件，也应该。”
忽然，他喃喃地说：“我也应该回去了。”
我有点吃惊：“你这样的状况，暂时总不可能去吧？”
他平静地望着我，半响没说话，然后和缓地说：“人老了，想回去了。”然后，他闭目养神，我就悄悄离去。
这是离他逝世半年前的事。也是有一丝诀别的预兆。
不久，我参加了骨灰撒在钱塘江上的仪式。
除孙家贤、梁平波、沈者寿等省市领导外，家属亲友和他的崇拜者挤满一只护航大船。
谢晋打开一瓶“五年陈”绍兴加饭酒说：“夏公，我们好久没有对酌了，我先敬你！”
他刚喝了一口就嚷道：“啊哟，这酒是假的！”大家哄笑。谢晋说：“夏公喝酒不多，但分得出真假”，他曾对我说过：“我抽烟，是内行，但是对酒，我是外行。我不能骗他。”
滔滔的钱江水，从西往东涌来，哗哗有声，好像是夏公的笑声：“谢晋，你不也是外行充内行吗？”
江涛陡然涌起，裹着夏衍的笑声。他第八次回来，趁着奔腾的秋涛，冲出鳖子门，奔向浩淼的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