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有迹绿苔深——访夏衍旧居
方淳
建筑的价值在于它的灵魂。
仲春四月的清晨，我站在夏衍旧居前，仰头凝视赵朴初题写的匾额“夏衍旧居”四个拙朴的大字，心中却怀有一丝模糊的不安与困惑：夏衍，这位革命文艺的领军人物，我国电影先驱，文人出身的官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何以这样一处所在诞生了如此杰出的人物？他的最后长成与这片土壤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处90年代初新建的旧居，真足以承载夏公的英灵吗？他的灵魂真否回来，隐藏于门墙屋舍下、花木林荫间？
人是一种奇妙的存在。诚如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死亡属于此在最近的存在，而此在其他可能性的存在都排列在死亡后面。生死的分割，从另一视角来看，死即是生的延续，是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罢了。
这处旧居，又能让我寻觅到夏公曾经怎样的此在以及如今怎样的存在呢。带着悬念，我一脚迈入及膝的门槛。
一
夏衍旧居，位于杭州城东严家弄50号。1993年，经夏衍首肯，于老宅故址上建造而成，1994年底竣工。2000年，夏衍百岁诞辰，复又扩建，占地915平米，建筑面积467平米。
旧居是一处仿古江南院落。大门前狭窄的巷道与小商品市场相邻，左近都是农居楼，楼底满藏矮小的店铺，嘈杂与喧嚣此起彼落。院落坐北朝南，两米见宽的朱红大门，进门是四五平米的小小的厅堂，矗立着夏衍的半身塑像，身穿西装，古铜色，与夏公生前风貌契合，一派深沉儒雅。左壁悬着王伯敏的书法，是夏衍等革命志士从香港辗转桂林途中，田汉的诗作：“高歌一曲动华筵，老凤新声似昔年。碎玉正悲香岛远，衔杯何幸桂江边。剃须不作行商状，抵足曾同海盗眠。且把犁锄收拾好，故乡犹有未耕田。”右壁是1991年元宵节江泽民总书记与夏公的照片。左右两厢是展厅，图文并茂，辅以实物，展示了夏衍作为“世纪老人”革命生活创作的一生。
出展厅北门，隔着游廊花圃，正对的是“八咏堂”，堂前正中高悬郭仲选题写的匾额，内置长案桌椅。沈家祖籍河南开封，于宋室南迁，战乱中安家，结亲于官宦，城里城外置下房产。全家人住于城内骆驼桥，这处郊外的老宅只是春秋下乡祭祀的别业。老宅五开间七进深，足以容纳三百人居住，高几丈的风火墙，将大院团团围住，雄踞街弄。打听沈家，只消告之“墙里”。沈氏家族传承到夏衍祖父和父亲，已经败落。夏衍便诞生在敝旧古老的宅院里。
游廊向左穿门而过，豁然开朗。约二十平米见方的空地，遍植花木，爬山虎蔓着高墙，满眼葱绿，称作“后院”。夏衍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落第秀才，一生没有正式职业，教过私塾，行过医。教书不收学费，只逢年过节收点鱼虾、鸡蛋，后院便是种百草的地方：薄荷、甘草、麦冬等，有百余种。
再朝西便是沈家蚕房，墙角置放高高的匾架。夏衍出生第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沈学诗祭祖上香，突然中风去世，终年48岁。母亲徐绣笙要养活六个孩子，养蚕是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徐氏系养蚕高手，每年养一次“头蚕”和“二蚕”，三四张蚕纸，劳动力不够，还得请短工，夏衍五六岁就是养蚕的辅劳力。“掸蚁”、“上山”，一整套养蚕工序没有不会的。这在他改编茅盾《春蚕》时，便派上了大用处，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夏衍是唯一懂养蚕的技术顾问。蚕房北墙悬着朱关田的书法“蚕缘”二字，西墙挂着夏公嬉猫的巨照。鼠是蚕的大敌，防鼠得养猫。夏衍爱猫，小时候猫是他的睡伴，常常去陈家荡钓鱼喂猫。及至少年求学，寄居于德清舅父家，感受陌生和孤独时，最好的玩伴也是小花猫。夏衍之爱猫在文艺圈内出了名。夏衍85岁时，华君武画了他的小像，坐在一只大白猫怀中，黄苗子还题了诗：“一个老头八十五，创作生涯五十五。果然有‘纸’万事足，却道无猫终身苦。你爱猫来猫爱你，‘猫道主义’也可以。不拘黑白拿耗子，人生乐事猫怀里！”蚕房前一株高大的桑树，旧居初建时种下，而今绿荫入盖，高高地遮蔽了屋顶如鳞的瓦檐，清风嬉戏，落下萧萧风语。地上散落的桑葚，汁液饱满晶亮，醉紫荼蘼。
蚕房之南，是小小的私塾。五六平米见方，内置几条板凳，一张木桌，甚为简陋。夏衍六岁，母亲送儿子进了私塾。私塾设在邬家店后的小屋里，三张板桌，几条板凳，先生坐在骨牌凳上，前面用一个破旧的柜子作书案，教授《三字经》、描红和写字。这样的穷私塾，与沈家书香门第不相称，不到两年，经城里大姑母劝说，转入“新式学堂”正蒙小学。12岁，送到德清念县立高小，起居在舅父徐士骏家，学费由两个嫁到德清的姐姐供给，直到毕业。
私塾之东，是夏衍的两间卧室。西边一间按照北京寓所的格局布置，只几件简单陈旧的家具：一张小木床，两个木柜，一个铁柜，两把柳条椅。东边一间是童年的居所，更考究些，内置一张雕花大床，一条厚重的桌案，一个龙纹嵌玻璃镜的脸盆架，上面放了黄铜脸盆。楼上是夏衍电影播放厅。
底事无常吟白头，故园有迹绿苔深。夏衍20岁离家东渡日本求学，此后因地下工作需要，足迹历经上海、香港、桂林、昆明、北京等地，回乡大概只有四五次。1954年，随谭震林到浙江视察，住了一星期。故园不再，于抗战时期被烧毁，成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农场。“文革”“监护”期间，也许心生感慨吧，常常梦到自己还在后院橘子树上捉金龟子，出生的旧屋，地板朽烂、墙壁剥落，细节历历在目。1981年，中国电影第一届金鸡奖、第四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在杭州举行，他回到严家弄，无限感慨：“树长高了，我也老了。”还能忆起在这儿钓鱼，为学游泳差点淹死。然而，走到哪里，这里都是他的根，因为“游向社会这个大游泳池，是从这里开始的”。1988年，他获得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奖，向浙江省政府捐赠教育基金5万元。1989年，又将珍藏的明清以来中国文物字画94件捐赠省博物馆。1995年2月6日，夏衍95岁，无疾而终，溘然长逝。临走前，他曾说，自己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并嘱咐将骨灰撒进钱塘江。
二
展厅最东侧的展柜内摆放着12本夏衍先生的出版物，其中有一本薄薄的册子是当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写于1935年夏衍在上海杨树浦日本纱厂调研之后，发表于1936年《光明》创刊号。据夏衍回忆，里面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和夸张，甚至“芦柴棒”也确有其人。大抵旧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血泪控诉，以感情和思想见长，通过小说、戏剧、杂文等形式表现的文章居多。报告文学追求真实质朴，战斗性强，作家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1935年，是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时期，夏衍利用隐蔽机会，在纱厂青年工人的帮助下，换上工装，足足做了两个月的“夜工”。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步行十几里，实地察看包身工上下班的情景。这种身体力行、不怕吃苦的个性与少年时期的磨砺是分不开的。
1914年夏，夏衍从德清县立高等小学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回家，家里穷得几乎断了炊。母亲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交不起学费，夏衍只好一直在家呆着。冬天，漫漫长夜，夏衍听到了母亲的啜泣。为了撑持家庭，他瞒着母亲，进城找工作，终于在太平坊“泰兴染坊”做了学徒。每天四五点，他就得起床烧火、抹桌子、摆碗筷，然后在大铁锅碱水里练染。艰苦的劳动，磨炼了意志，强健了身体，使之养成了不畏艰苦、勇于担当的个性，由此踏上了南征北战之路。
忍看朋辈成新鬼。革命路上，处处是陷阱，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夏衍凭借稳妥机警的个性得以保全。1935年5月，夏衍接到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的袁殊的一封信，约他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见面，他坐电车到海宁路，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共管，不安全，就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会了朋友，不想因此躲过一劫，差不多同时，王莹被捕了。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少小寄人篱下、学会察言观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展厅西厢房侧壁张贴着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图片。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曾经笔战多时。1929年秋，夏衍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潘汉年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停止他们之间的战争，划归到统一战线下，为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做好准备。在长期从事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夏衍必须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协调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谨慎处理各种人际矛盾。这种稳妥、干练的个性与幼年的经历也有着蛛丝马迹的联系。幼处僻乡，父亲早逝，少小离家，出身贫寒，养成了他不爱热闹、真诚质朴、谨言慎行的性情。1928年，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大家对《动摇》、《幻灭》反感，洪灵菲要夏衍写一篇批评文章，他答应了，但是因为和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在一个小组，经常见面，不时一起散传单、写标语，怕伤了感情，就没参与争论。这种善于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能力在他负责文化和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他没有搅入这场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去，夏衍才被委以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重任。
夏衍因为家贫，从小有自卑感，家里来客或出门做客，总躲在角落里，惟恐受人关注，被称为“洞里猫”。以后“年纪大了，也只想做一个不为别人注意的常人，夹在人丛里面。我不注意人，人不注意我，就觉得心安理得，畅适无比。从这种习性出发，在人多口杂的地方，我就尽可能少作惹人注目的行为，不发引人注意的议论，积习既久，遂成癖性”。这种性情对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确是必须的素质，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也因之少获很多罪名。表现在著文上，就是不喜欢专用一个笔名。有人问过他用过多少笔名，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家，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民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的时候，就随意用一个，被人认识了，马上就换。也没有一般文人“敝帚自珍”的习性，在《华商报》工作期间，很多文章都在乱哄哄的编辑室或会客室里草就，有的甚至在车马劳途中赶制而成，一个笔名几个人合用，根本谈不上版权和稿费。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不引人注目的性格，使之在二十多年的地下党生涯中吉人天相，在后来的文革中，也没有让专案组抓住太多把柄。
三
展厅西侧壁上张贴着一副碳晶素描，是夏衍入党宣誓的画像。夏衍从1927年入党，直到1949年5月任命为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文艺处处长，之间从事地下党工作20多年，没领到党一分工资，全家生活来源仅靠稿费。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对党抱着如此忠贞坚定的信念，怀有如此持久不衰的激情，如此无私忘我的奉献之情？
20世纪早期的中国，“道术将为天下裂”，围绕中国的出路问题，百家争鸣，主义纷呈。但总体说来，最有吸引力的，在“五四”之前，是以个性自由为基调的由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五四”之后，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目标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核心，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来摧毁旧世界。马克思主义要革资本主义的命，却没有在殖民印度和资本主义日本生根发芽，偏偏选择了封建古老的中国。因为印度有佛学传统，百姓坚持忍让，国父甘地想赶走殖民者，采取的策略是“非暴力”、“不合作”，宁可饿死，也不肯以暴易暴，唯期敌人良心发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泰戈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坚守东方文化主张，试图以东方智慧挽救处于物欲危机中的西方文明。而日本治国传统是改良。中国人却有革命基因。先秦开始，两千多年来，民间底层无不赞同革命。他们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只有革命才能打倒富人，才能使自己摆脱贫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是普众革命心理的最好表达。于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普罗大众的有利武器，迅速和中国文化土壤相结合。因为它为底层人民说话，因为它有助于“民生主义”理想的实现，在当时就自然为大多数所接受，代表了进步势力。人们相信，马克思就是革命暴力的燎原之火，其目的是要烧掉旧世界，并最终将在废墟上建立金灿灿的新世界。
1915年9月，夏衍在德清高小校长曹续康先生的推荐下，进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前身）就读。校长许炳堃是学校创始人，是夏衍人生道路上的决定性人物。许先生以“实业救国”思想治校，对教育事业怀有抱负。他希望学生“有坚强的体魄，健全的道德，正确的知识，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动作，娴熟的技能”，做到戒欺、戒妄、戒虚、戒浮、戒骄、戒侈、戒惰“七戒”。但是，夏衍入校不久就突破校方阻挠，成为“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这种自醒自觉与他苦难的早期经历、改变自身命运的迫切愿望是分不开的。
少年泰兴染坊做工的经历使夏衍从小就接触底层劳动者，了解他们受奴役剥削的真实生活状态；因为家道中落，自己穷得一双防雨的“钉鞋”都买不起，每次会计处墙上张榜公布学生的欠费通知，夏衍就在同学面前压抑得抬不起头来。这种处境，迫使他早早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人生的出路问题，“穷，苦，这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这仰头向天的发问，是清醒自觉的开始。“在当时，我只是对现状不满，自己穷，又不想向有钱人低头，但根本想不出也找不到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而这本小册子，才使我想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改造社会。”当宣扬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思潮来到身边，他立即踏上了对光明执着追求的人生之路。“看了《新青年》这类杂志后，学古文、看旧书的劲头消失了。”就这样，革命的火种就在夏衍小小的心田里播下了。穷得交不起学费，创办《双十》和《浙江新潮》刊物时，他却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块袁大头。1920年夏，夏衍在染色科成绩虽然名列第一，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品行”不及格，如果不是许校长的袒护，差点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了。展厅西侧张贴着夏衍当年7月从“甲工”毕业的文凭证书。
甲工毕业，穷困依然是必须直面的现实，正彷徨不知所往之时，又是这位许校长既往不咎，由学校公费出资，将夏衍送上了日本留学之路。谈话中，许校长叮嘱他“好好用功，不要再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希望他成为一个能够报效祖国的工业人才。但小小火苗，却已经在夏衍的心中炽烧成火焰。留日期间，他的兴趣完全转变到文学与政治上来，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如《进化论》、《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3年和日本进步人士一起，偷偷参加群众示威运动，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实业救国”的念头渐渐消失了，对于学业，制定了“七十分”方针，努力方向调整到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上来。1924年，幸运之船将他载渡到孙中山身边，由李烈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组织部长，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1927年，正是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共产党人到处遭到屠杀，报上常常可见有人退党，在党最危难的时刻，夏衍冒着连累全家杀头的危险，5月底6月初，在郑汉先和庞大恩的介绍下，在上海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在革命道路上惊涛骇浪的人生。
信仰至上，理想第一。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的人生追求，对于家人来说，却是沉重的代价。1930年暮春，夏衍已经成长为中共左翼运动的干将，他和蔡淑馨经历了六年风雨磨难，终于花好月圆。夏衍的公开身份是学者、翻译家，蔡淑馨也从日本留学归来，可谓金童玉女，天造地设。展厅西侧张贴着两人的结婚照，蔡淑馨头戴缀着花冠的婚纱，温柔端庄外，眉宇间有男子般的英姿和睿气。但是，倚在青年才俊怀抱里的幸福的新娘何曾想到，从此五十多载的人生，要受尽聚少离多、担惊受怕的折磨。丈夫是地下工作者，随时有性命之虞，变换居所，谨慎设计逃生机关，是家常便饭。为了不给丈夫带来危险，蔡淑馨做教员也不得不经常变换学校，一所学校刚呆熟，又要换了，无论家庭氛围还是工作环境，到处充溢着不安全的气息，很难交到贴心的知己和朋友。丈夫离开香港，辗转于香港、桂林、昆明等地，蔡淑馨一人操持家庭，为远在天边的丈夫提心吊胆。好容易等到解放，总算可以从此过上太平生活了，不想到了文革，丈夫被抓，家被查抄。展厅里有一双夏衍的皮鞋，右脚的鞋子是特制的，比左脚大而高，就是因为夏衍在文革牢狱中右脚被踢断。蔡淑馨一生受尽精神折磨，文革后已到晚年，更陷入了极度的忧虑和恐惧，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觉，去世前成了植物人。对于这样惨痛的人生灾难，夏衍却无怨无悔，初衷未改。在回忆录中，他引用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骥伏枥，壮怀激烈！何等的胸怀与气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当是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夏衍，与党一生肝胆相照的人生写照。
四
夏衍是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的传播者、贯彻者、执行者，又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研究者、实践者。夏衍坚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文学在他手下的确成为革命的有效手段和有利武器。1930年3月，在夏衍的精心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作为左联的灵魂人物，鲁迅对联盟的纲领是同意的，表明了他晚期政治倾向性的转变，但同时他也申明：“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正是这种文艺观的分野使夏衍作为文艺家的人生充满矛盾和纠结。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主张真实描写和揭示人类的现实关系，并把所描写的事实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作家要表现和歌颂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19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反映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文艺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如恩格斯赞扬宪章派工人爱德华·波米德的诗歌《蒸汽王》“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赞美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列宁1905年也提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的问题，其内容要服务对象，表现对象，要求文艺来源于生活，真实反映生活，并更高更典型。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才是艺术标准，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时代的需要，是为社会变革、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提供服务的产物。
夏衍一生的文学艺术创作正是这种文艺观的实践。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夏衍和郑伯奇、沈西苓等人一起，喊出了“无产阶级戏剧”口号，为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准备了条件。1932年，夏衍进入电影界，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艺术家，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一个全新时代，掀起了中国电影百年的第一个高潮。1933年至1935年，编剧出品了《时代的儿女》、《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自由神》、《风云儿女》等作品。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夏衍提笔代枪，先后创作了电影《压岁钱》、《白云故乡》，戏剧《法西斯细菌》、《心防》、《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愁城记》等反映抗战的作品。解放战争打响后，夏衍枕戈待旦，笔耕不辍，创作了《恋爱之道》、《结亲》、《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经典作品。解放后，创作了《人民的巨掌》、《祝福》、《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等优秀电影作品。1994年11月，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除戏剧、影视之外，还有大量杂文、散文的创作。在回忆录中，对于自己的文艺创作，他有明确的论定：“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对自己的创作，夏衍始终抱着谦虚的态度。在晚年论创作的文章中，说自己“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
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着左倾思潮的烙印。”1959年，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他，曾有过“离经叛道”的言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和‘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的。”在长期的剧本创作实践中，他探索出了一条秉承人文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之路，这使他的作品既因为“不够革命”而曾遭到左翼电影评论的批判，又因为“为政治服务”而受到批评。对自己作为文艺家的这种尴尬处境，他非常坦然，“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对于50年代以后的文章，他也诚恳地认为“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他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修改。“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人生如梦，沧海桑田。一切怎么脱离得了历史的轨迹？从历史角度客观地分析，作为集翻译家、电影家、戏剧家、散文家、新闻家、社会活动家、文化战线领导人于一身的杰出的文化名人，夏公对后世的影响功垂千古，彪炳千秋。而他这种真实质朴的自我观照，坦荡的胸襟与浩然的正气，更令人高山仰止！
“八咏堂”前，枇杷荫荫，仿佛依稀听到童年夏公咳嗽，母亲熬好枇杷汁唤他喝下的声音。驻足旧居厢庑游廊间，看鸟雀在绿荫黑瓦上啁啾一片，我想，夏公，他的灵魂，应该回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