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台湾当局以“复兴文化”为由开展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台湾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台北市阳明山新建的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在文中他雕文凿字，叙述对中华文化的认识：【1】
我中华民族文化，至二千五百有余岁，至孔子始集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屡为邪说诬民者所毁伤，降至今日，赤祸滔天，民族不幸，竟遭此空前绝后之浩劫！而我五千年来传统优秀之文化，几乎濒于熄灭而中绝，幸我国父之诞生，乃有三民主义之发明，而道统文化又一次集其“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之大成。此不惟使我中华民族，于长夜漫漫中，启明复旦！亦使人类履道坦坦，共济于三民主义之新时代也！
国父发明三民主义，以继承我中华民族之道统为己任，乃使我五千年民族文化历久而弥新，盖我中华文化精华，尽撷于此也。
在这篇文章里，蒋介石借纪念孙中山、阐扬三民主义的机会，大谈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鼓吹“三民主义思想，不惟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汇归；乃益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也”，宣称今日台湾“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惟一之宝库；且又为发扬我中华民族文化使民富且寿之示范也”。【2】
蒋介石文章发表的次日，台湾的一部分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们立即召开座谈会，讨论蒋介石提出的新理论。接着，孙科、王云五、孔德成、张知本、陈大齐、于斌等1500人之众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将每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之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冀使中华文化复兴并发扬光大”。【3】“行政院”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由蒋介石明令确定。台湾的名流、学者孙科、陈大齐、王云五、陈立夫、王世杰、张其昀、张道藩、罗家伦、钱穆、曾约农、林语堂、孔德成、张知本、钱思亮、刘季洪、孙亢曾、马寿华、陈纪滢、蓝荫鼎、龚虹等人，也纷纷表示意见，一致赞扬蒋介石的这篇文章。他们说：“国父集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成，手订三民主义，进一步予以发扬光大。事实上国父的诞生，即为我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以这天订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可谓恰当之至。”【4】
同月25日，“国大宪政研究会”开会。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讲话，他重点说明了发起“中化文化复兴运动”的意义，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行三民主义，凭借传统人本精神与伦理观念，唤醒理性良知，消弭共产邪说，加强政治思想与经济反攻，再以全力进行致命打击。”【5】从1966年底起，蒋介石亲自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1925年，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为反共需要，利用孙中山先生对传统文化的颂扬，最先鼓吹孙中山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降之中国道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竭力塑造国民党是中国道统嫡传的形象，把“国民革命”说成是渊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处的一个“现代革命运动”。1927年后，蒋介石更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为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巩固其政权，国民党不断散布“共产主义是外来文化”，“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文化是中共“第一号敌人”【6】等谬论，竭力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一面，使其失去生存根基和土壤，以此打击共产党的发展直到最终消灭共产党。
然而，以正统自居、一贯标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国民党，却遭到了人民的唾弃，最终被赶到了台湾。
国民党在失去大陆后，在台湾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蒋介石更加注重宣传传统文化，强调“法统”、“道统”，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他不惜歪曲事实，将国共斗争描绘成是一场“道德文化战争”，把国民党的失败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空前浩劫”，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是维护“道统”，“反攻大陆”政策就是为了“复兴中华文化”。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宣扬孔孟之道，出席祭孔活动，处处要塑造自己为中国文化“继承者”、“传道人”的形象。
另一方面，退居台岛后的蒋介石，开始总结和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除政治、经济、军事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出了问题。国民党人思想不够统一，对三民主义不能笃行，是“败在革命精神的丧失”，败在“对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方法，欠缺认识，欠缺研究的上面”；因而“我们今后要领导革命，完成革命，就必须要党员言论一致，行动一致”。
此时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利用，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更加注重为三民主义寻求传统文化支撑。这样，只有孙中山以及他本人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人，只有台湾才是汇集中华文化“惟一之宝库”和发扬中华文化之“式范”之说，以及三民主义即中华文化之论，就师出有名了。
应该说，这是一种很不自信的表现。为此，蒋介石也只能傍传统文化这棵千年大树，拉大皮做虎皮，颇有狐假虎威之嫌。
二是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其“力行哲学”。在蒋看来，以往国民党人“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缺少他一再强调的所谓“革命实践精神”，因而一与共产党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了”。如今要想“反共复国”，“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用不着做更多理论探讨，只要跟着他这样的先知先觉，一心一意奉行他的思想主张，按照他讲的去做就行了。因为他的“力行哲学”与孙中山、王阳明的学说暨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
与大陆军事对抗，台湾显然不是对手，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也只有试图在道德文化上相抗衡。
蒋介石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突出“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场范围大、持续久的政治运动，有他较为明确的目的和为内外部的环境所致。
首先，是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使无数海内外中国人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困惑。这是一场打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号，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的运动。自然，台湾当局抓住这个机会加以利用，不失时机地拉起“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以卫道士的面目出现，曲解中国传统文化，力图重塑已毁之形象，获取民心，反对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就曾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起，这实在也就是三民主义向大陆更积极、更全面的进军，因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凭藉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共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需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随后才能彻底地消除共产邪说，摧毁匪伪政权。”【7】“今日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质上，就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思想主流的延续，亦就是北伐、剿匪、抗战三大革命战役所达成‘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精神，而克敌制胜的惟一关键。”【8】可见，蒋介石“文化复兴”是虚，“反共复国”才是实。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向大陆宣布：蒋介石明定每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主要在激励全民英勇奋斗，共同保卫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希望留在大陆的史学家们，为维护中国优良传统历史文化而继续不屈不挠地与中共斗争”。为此，广播电台决定增设三个对大陆广播的特别节目，加强宣传。
国民党在去台的近20年中，一直难有机会与中共较量。虽高调“反共复国”，但犹如风过耳。1966年大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台湾当局而言，不啻为一根救命稻草，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同中共进行思想战与文化战的“天赐良机”。动机不纯，初衷不善，为浓烈的政治空气所包裹，使得这一运动的文化含量就大打折扣。
其次，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国民党奉行的“以党领政”的方针而带来的社会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普遍下降，引起当局的不安。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台湾社会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在达官贵人的带动下愈加浓厚。特权泛滥、政风败坏、贪污腐化、窃盗猖獗、世风日下、色情赌博盛行、贪求不劳而获等。“在工商界，病症更是不胜枚举，吃、穿、用一切皆假，如假油、假药、假账，假出口真套汇、空头支票满天飞，牛肉、猪肉大灌水，白米当中掺石粉，营造商偷工减料，制造业仿冒商标，乃至逃税、偷税等现象，深刻暴露出工商界所患‘虚假狂’的严重性。”【9】台湾世风日下的“时代病”，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和对当局的不满，一部分人或撰文或演讲，呼吁改良社会风气，“充实国民精神生活”，提高道德水准。无奈，台湾当局请出“中国固有文化”，用作治疗社会问题的良药，试图仰赖“礼、义、廉、耻”为救世灵丹，来改变社会奢侈之风。蒋介石就指出：“复兴中华文化不仅要维护和保存优良的文化传统，重要的是要发扬我们的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文化的光辉，也就是要提高我们国民的品德修养……”“复兴文化运动，应从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三方面着手，而以提高伦理道德，建设社会秩序为重心，并以实行新生活为规范。”【10】固然，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无可非议，但国民党极力回避造成这类问题的根源是“导源于各级官员和执法者的乖违和不力，以及制度和结构本身的缺陷和腐化”。【11】不抓住要害，切中时弊，自然收效甚微。
三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雷震案”之后，台湾的反对势力在高压政治下不敢公开抗争，只好剑走偏锋，以文化为武器。以李敖为代表的宣传西方文化、倡导“全盘西化”的一批人，猛烈抨击传统文化，对国民党“道统”也表示出怀疑。1965年10月，李敖在《文星》上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他的言论不仅在思想文化界产生强烈震动，并且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国民党的既得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对此，台湾当局深感忧虑，蒋介石亲自下令，要开除与《文星》有关人员的党籍，对《文星》“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12】强行压制，使李敖获罪入狱。但文化的争论及影响绝非强权所能禁锢，蒋介石便祭出中国传统文化这面大旗，希望在这基础上，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心”，【13】以对付“全盘西化”论者的挑战。蒋介石在《革命复国的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立国于亚洲大陆，外患内忧，虽纷至沓来，而仍能救国图存拨乱后治，所倚恃的，也就是这一伟大的传统精神与文化力量。”【14】自由思潮，“全盘西化”论，在台湾颇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道德水准下降，长久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并威胁到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
为了弘扬中国“国有文化”，努力改良社会风气，充实国民党精神生活，保持国民党当局的优势，蒋介石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吹响了反击和应战的冲锋号。
1967年7月25日，台湾当局宣布将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其主要工作：一、推动伦理、科学、民主与文化建设。二、鼓励公私科学文化学术研究机构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三、协助推进民族精神、智能、道德、风气、人格。四、推动实施国民生活规范。五、推动大陆与海外“讨毛”联合阵线。28日，台湾各界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由蒋介石出任委员长，孙科、王云五、钱穆、于斌、左舜生、林语堂、王世宪、钱思亮、谢东闵组成主席团。其后孙科、陈立夫、王云五担任副委员长，谷凤翔为秘书长。3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颁布了《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办法》：一、加强学术研究；二、推动社会生活；三、举办文艺活动；四、教育配合；五、倡导大众传播；六、加强妇女工作；七、揭发大陆暴政。同时颁布四条措施：一、加强三民主义教育；二、坚定战斗意志；三、弘扬传统文化；四、加强对中共认识。随后一场持续数年之久、波及台湾与海外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如是兴起。
为在台湾普及该运动，在总会下特设各专门委员会，计有：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学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设计研究委员会、标准行书研究委员会等。台湾当局还颁布了“国民生活须知”，从“一般守则”，到衣、食、住、行各方面订出规定性条款达99条。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1967年发轫，在70年代初形成高潮。这个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利用孙中山的某些言论，散布“中国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
1922年，孙中山在桂林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有过一次谈话，孙中山说：“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15】蒋介石抓住这段话大肆发挥，曲解中国文化和三民主义，声称，“三民主义以继承中华民族大道德行知和传统为己任”，“三民主义为民族之托命，亦为我文化之凝聚”。【16】显然，蒋介石大谈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绝非为了学术研究，他要给世人造成一个印象，三民主义就是中国文化，是一脉相传的。他曾说过，“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所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17】以此论断，“中华民国”、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三者之间具有不可分性，而蒋介石和国民党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神。
在提出“复兴中华文化”之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台湾党政要人、学界名流掀起一股“阐述”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热潮，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人，或长篇，或短论，纷纷著文论述三民主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说什么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主要就是一部三民主义”。【18】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首尾贯彻于三民主义之中”，并把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用一个公式来表述：“民主+中国文化传统=三民主义。”【19】他们倡导要“活用儒家思想”，“即研究集儒家思想之大成三民主义”。【20】蒋介石就说，“三民主义实集中华文化之大成，中华文化也因三民主义的弘扬，而愈益充实光辉”。也就是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只需研究三民主义即可。
一句“活用儒家思想”，无意中道出了当局的真实用途。把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用一句话来概括，未免有些偏激。对中国传统走向现代化这个极为复杂而又深刻的问题，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问题的终结，不管是文化发展的导向，或是现代化发展的趋势，都不可能完全归结于所谓“三民主义”的框架之内。
“文化复兴运动”推行以来，在台湾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声势。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蒋介石发起这项运动的初衷，就明显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是陪衬、是契机，政治才是主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说：“我们今日如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其一个彻底的解决，这实为今日反共斗争中最迫切的当务之急。”【21】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推行“复兴中华文化”的实质。文化只是导向，以文化诠释政治，以此作为统治当局坚实的基础。它的出台，不是单一的文化举措，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中共意识形态总决战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原本弘扬中华文化使之光大，只要做得得体，未必不是件好事，但它是在蒋介石别有用心的操纵之下推行的，其最终的结局自然走入歧途。
“文化复兴”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阐发传统文化的微言大义，强调三民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价值上，必然与黎民百姓脱离，作为一个运动也就会失去社会基础，成为无本之木，这显然是当局所不愿见到的。于是当局制订了《国民生活须知》等，将民众的日常生活都纳入到“文化复兴”之中。
1971年2月12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修正通过“文化复兴运动再推进”计划纲要，规定了“文化复兴再推进”的五个努力方向：
（一）“文化复兴”与生活结合：（1）以四维八德为基础，继续加强推行《国民生活须知》与《国民礼仪范例》。（2）继续加强推行国语运动。（3）推展文艺运动，净化文艺作品，改进大众传播内容。
（二）文化复兴与教育结合：（1）改进教育制度，充实学校课程。（2）加强本国史地教学，培养“反共爱国”思想。（3）加强学生生活教育，增进德智体群四育均衡发展。（4）鼓励学人回国讲学任教。（5）提倡职业教育，辅导中学学生就业。（6）积极推行全民体育运动。
（三）文化复兴与学术结合：（1）汇合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推行科学研究及创作发明。（2）扩大中外图书交换，选择最新科学著述。（3）加强国内外各学术文化基金或奖学金的联系运用，奖励文化投资与文化基金捐献运动。（4）继续从事古籍今注今译工作，或择要予以新式标点。
（四）文化复兴与“外交”结合：（1）以文化为前驱，争取国际人士了解与同情，以转变国际间“姑息妥协”的言论与行动。（2）建立海外中华文化活动中心，传播中华文化。（3）大量制作具有民族文化风格影片唱片等，免费或低价供给侨校、侨社、留学生、旅外学人、外国社团及大众传播机构播映。
（五）文化复兴与“国防”结合：（1）唤醒同胞对“共匪”的“倒行逆施及企图彻底毁灭我中华文化的狠毒行为”，予以直接间接地打击。（2）揭发“共匪”在国际间的文化宣传伎俩。（3）加强“空投”、“海漂”、“隔海喊话”及“大陆广播”等心战措施，掀起大陆同胞的“革命浪潮”，以达内外夹攻的目的。（4）整肃文化战线，扫除毒素宣传，“以坚强革命阵营”。【22】
如此详细的条款，很能说明台湾当局对推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视。其后，台湾当局又制定了再推行计划分工实施进度草案，责成各有关机构执行，使今后“文化复兴运动”进一步与国民生活、教育、学术、“外交”、“国防”等五大环节密切结合。
综上内容不难看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弘扬文化、加强道德观念等积极的一面，但其针对大陆而作出的政治性攻势，如文化复兴与“外交”和“国防”的紧密联系，却又与弘扬文化不着边际。究其原因，正如蒋介石曾大肆鼓吹的，“今日之反共斗争，推本溯源，实为思想与文化的战争，未取决于疆场，先取决于人心，不专恃武力以制毒，而尤击于道德精神之重振”。【23】说什么，“复兴中华文化，实行三民主义，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堡垒，而亦就是我们光复大陆的基础”。【24】可见打着“复兴中华文化”的招牌，行“反共复国”之实，才是蒋介石更重要的目标。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当局的大肆鼓吹下，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是它取得的成就何在？1971年2月22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在国民党中央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中进行过阶段性总结，他声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工作的推广，是从文化宏扬、文化保卫、文化建设、文化作战等方面齐头并进”。其主要成绩为：在文化宏扬方面，整理出版中国经典及思想名著，保存历史文物，收集并研究乡土文献，经常举办展览及活动，复制古画古物，普遍向海内外发行，加强文化交流访问，鼓励国剧及艺术团体至“友邦”演出，大量拍摄民族风格影片，协助及奖励整个革新国剧、国术、国乐、国医等使之现代化及科学化；在文化保卫方面，积极防止并取缔诲淫诲盗及思想荒谬的作品表演等，阻止不良作品表演嬉痞等风气传播，培养善良风俗，积极倡导国民体育、德育、群育、智育均衡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兴建现代化体育场、剧院、美术馆及各项文化活动中心，推行《国民生活须知》，有计划地由军中向社会、由学校向家庭推展，制订《国民礼仪范例》，表现中华文化礼仪风格、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实施“国家长期科学发展计划”，培植科学人才，设置学术及文艺奖金，提高学术研究水准并积极发展新文艺运动，三军教育以文化复兴为精神训练主题，大规模兴办青年娱乐活动；在文化作战方面，运用心战策略，向大陆推展文化复兴运动，在海外地区加强知识分子团结，对“共匪”展开联合作战，在台湾内外展出“共匪暴行”资料照片实物等，激发同胞“敌忾心”，通过国际组织及各种活动，宣扬中华文化之优美，进而共同努力摧毁“共匪伪政权”。【25】从这一总结也可看出，台湾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希望所达成的多重目标。
蒋介石在1972年7月28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竟然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文化复兴，为一长期性运动，其伟大绩效，决非咄磋间所可立见。如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孳孳不辍，为时甚久，始克有成”。并声言“从中国文化之大开大阖的历史发展路线看，可说我们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日，文化复兴运动即已发轫”。【26】谷凤翔也说，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具有国际意义，“亦将为动荡中的世界，创造了精神文明的标准”。
1973年12月7日，蒋介石在给“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颁发的训词中，有如下小结：“回顾过去六年，本会工作，成就殊多，如对古籍之整理，西方名著之译介，国民生活之端正，礼乐教化之激扬，科技发明之提倡，均已显示出文化教育之功。”【27】如果仔细审视一下蒋介石的讲话，发现此时他本人已经比较实际地看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成绩，没有将其“反共复国”和捍卫中华文化联系在一起。其中原因之一是，此时的时局演变已彻底打破了蒋介石曾有的梦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可动摇，他必须正视现实，这应是他不断自省后的认识。
台湾当局在侈谈“三民主义就是中国文化”、“实践三民主义就是复兴中国文化”等言论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来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一是在总会下设置各种专门委员会，各负其责；二是出版了古籍今译。
国民党当局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编织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主要矛头是对准中国共产党的，其强力推行的结果，使得部分台湾知识界人士和海外侨胞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三位一体论”，把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视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当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的社会风气也有纠正的效果。然而，与台湾当局的期望与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相比较，收获微乎其微。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各种矛盾激烈变化的趋势，使国民党为“文化复兴运动”规定的政治导向受到冲击。《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政府断交，保钓运动唤醒了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许多台湾同胞摈弃了反共八股，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下，越来越关心国家、民族的现实命运和台湾的前途问题。民族意识的凝重，使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题淡化了，渐渐失去了社会基础。
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背景、手段与效果，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于1934年在大陆发动的另一场运动——“新生活运动”。当时蒋介石面临着中共与日本的双重压力，便祭起传统文化的大旗，试图通过对“四维八德”的宣传，“收拾人心”，通过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准军事化的规范来强固其统治。“新生活运动”从江西开始，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运动。但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当时，中国人民连日常生活都难维持，何来“新生活”。“新生活运动”在喧闹一阵后，很快就无疾而终。与此相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颇多类似之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政治需要。尽管它在中西文化关系处理及其他社会改革方面，态度和措施较为平和和贴近实际，但仍难满足转型期中台湾社会发展之需。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一运动渐趋萧条，最终划上一个休止符。
台湾当局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原本是打政治牌，移花接木。不意却留下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古籍今译，在客观上对整理、注释、出版中国历史古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欢迎和重视。迄至1981年3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已出版古籍今译共28种，它们是：《尚书今注今译》、《周易今注今译》、《说苑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荀子今注今译》、《礼记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周礼今注今译》、《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墨子今注今译》、《论语今注今译》、《孝经今注今译》、《史记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孙子今注今译》、《大学今注今译》、《中庸今注今译》等。
台湾“学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和“中央图书馆”，为展示台湾3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详细的研究参考资料，同时编印了《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录》，收录单篇论文计12万多条目，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商务印书馆带头，其他出版机构也纷纷仿效，选译古籍，其中最著名的有《白话史记》、《白话三国志》、《白话资治通鉴》等书。这大概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最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以往，大陆学者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评价多为贬语，近来对这一问题则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随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行，它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和当初的主观动机不尽吻合。客观上，它对台湾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正面影响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除了在专业领域内因对各类古籍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外，以国学的推广与普及，提高了台湾那一代人甚至其后几代人的传统文化素养，作用不凡。中华文化得以保存并在台湾生根发芽，其中部分要归功于蒋介石所倡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两岸同根同文的文化认同，是相互间交流沟通互信的牢固纽带。这为未来统一大业的完成，奠定了最本质、亦是最重要的基础。
二、对于传统文化现代化进行了积极的探讨。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其中文化现代化尤为重要。没有这一点，没有现代化文化所塑造的人，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尽管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取向及特质，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但我们决不可因此就断然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必须承认，中华传统文化已渗透到整个民族的方方面面之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共性的鲜明的特征。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是我们现代化的土壤和根基。基于这一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则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努力，较好地整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三、有益于增加台湾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意识的回归。日占时期，日本对台湾人民实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与控制，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弱化和排斥。而60年代“全盘西化”的浪潮，亦对此产生不小影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开展后，强调以恢复中华固有文化为口号，彻底清除日本殖民文化和西化的影响。在教育上，着重培养爱国精神，重视、推广传统文化，使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激发了台湾民众的中华大一统意识，使得台湾文化重新纳故中华文化轨道，促进台湾本土文化与祖国文化的融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台湾民众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回归，端正了社会风气，提高了社会道德水准。
四、对稳固台湾社会、迅速推进现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文化复兴运动前期的进行，正是台湾经济迅速成长的时期，也是社会处于激烈转型的时期，而台湾在这一时期却是相对稳定的。究其原因，在国民党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中，对纲常伦理的提倡，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的端正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专家对达成稳定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探讨，认定其中的核心就是文化复兴运动期间经国民党批判改造、消化发展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儒学的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纲常伦理有助于增加社会的凝聚力，维系国民党在台统治，实现台湾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台湾现代化运动高潮的出现，几乎与文化复兴运动同步，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应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因素。
也许，“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未真正起到“复兴”之功，但它对文化的传承意义和作用不可忽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已成历史，但台湾重视伦理教育则始终继续，至今仍每年颁发“全国”孝行奖。而国语的推行，使台湾绝大多数人都能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台湾至今保存有不少孔庙，每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台湾各地都举行祭孔活动，其盛况绝不亚于大陆。儒家学说的精神，在台湾随处可见，大多数民众以保有传统中国文化为荣，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中华文化复兴之功。【28】
二 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当代台湾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国民党退台后对教育的再认识，这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和着手的，“政治应与教育打成一片”，“今日教育，要使他发生反共救国的效用”。【29】这就是蒋介石当初的教育观。通过对学生的严格控制，使他们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从思想上确立“新的观念”，成为当局所期望的人才。二是逐步在改善教育环境和条件的基础之上，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培养所需人才。
1950—196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控制教育，禁锢师生思想，将教育纳入当局的禁绝“异端思想”，稳固统治基础和推行“反攻复国”的各项政治之中。政治对教育的干预极大。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检讨失败原因时，承认学生运动给予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曾说过：“最重要而又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只因多年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此次全面失败的主因。”【30】他认为，“所谓教育的失败，不只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而更确切地说，是失败在我们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上面”。【31】具体地说就是在教育方针的制订和整个教育实施过程中，“忽视了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和道德教育”。而在学校教育中则存在着“升学主义、形式主义和孤立主义三个缺点”。在他看来，过去教育的失败是由于未能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使学生思想涣散，走到国民党的对立面。
正因为教育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蒋介石为了维持和巩固在台湾的统治，亡羊补牢，提出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蒋介石把教育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指出“教育是救亡图存的教育……那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又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32】于是，台湾教育当局根据他的指示，具体制订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对于教育的功能及今后教育方针的确定，国民党过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吸取大陆的教训，主要从管制学生出发，试图从思想上、行为上给予一个框架，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所谓“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就是在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中，通过对学生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四维八德”，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通过对学生灌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把学生造就成服从其统治的顺民，以杜绝一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的发生。教育当局对学生强制灌输和整个社会的高压政治形成一定约束力，台湾的现状、当局的所作所为，无不使学生处处谨小慎微，不敢轻举妄动。国民党政权迁台前夕，陈诚曾镇压了台湾大学的学生运动，“戒严令”禁止学生运动在内的一切民主运动。
1950年6月，台湾“教育部”颁布了《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作为台湾教育工作的准绳。《纲要》计26条，对于加强三民主义教育、辅导失学青年、修订各级学校课程及教材、奖励学术研究、转移社会风气及实行“国际教育文化合作”和“准备收复区教育重建”等，均做了详细的规定。
随后，“教育部”又根据这一《纲要》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纲要。如1952年3月颁布的《中小学实施生产技能训练方法大纲》、同年4月颁布的《戡乱时期高中以上学生精神军事体格及技能训练纲要》、1953年2月颁布的《生活教育方案》、1955年10月颁布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教学改进要点》、1956年1月颁布的《加强各级学校学生体态训练实施纲要》、1957年11月颁布的《加强专科以上学校劳动服务实施纲要》等。【33】在这些文件中，规定实行严格的教材审查制度，教学内容以有利于国民党统治和为蒋介石歌功颂德树立权威和宣扬“反共仇共”思想为主。中学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严格的军训，以补充军队的不足，军事教官长驻学校，不仅负责军训，还有管束学生思想、行为的责任，军训成绩不合格者，升学升级都要受到影响。蒋介石、蒋经国控制的“青年反共救国团”是校园里惟一可公开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多以学生为教育对象或主要力量。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台湾在蒋介石死前未出现过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对比大陆时期，或者同一时期西方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不能不说国民党控制教育的政策获得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