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项所谓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玉台》同载，似无甚疑窦，但刘勰已疑之。《文选》李善注引《歌录》则云：“《怨歌行》，古词。”然则此诗是否确有作者主名，久已成问题了。
剩下第三项的苏、李诗，《文选》、《玉台》都认为真的，钟嵘亦无甚异议，惟刘勰对它作怀疑之词。后世则苏轼公然攻击之谓为后人拟作，然附和者少。但我们最当注意者，相传苏、李诗并不止《文选》所载七首，还有十首见于《古文苑》、《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所以这问题颇复杂不易解决，当在下文录本诗时更详论之。
以上所论，是关于这五家之诗各别可疑的资料，除虞姬一家伪迹太显不劳辨证外，其余都有虚心商榷之必要。我以为对于这些问题，要求一个总解决。什么叫做总解决？就是五言诗发生时代问题，再直捷点说，是西汉曾否有五言诗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最持谨慎态度者，莫如刘勰《文心雕龙》。他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彦和（勰字）之意以为西汉有四言诗，如韦孟《讽谏》；有七言诗，如《柏梁》联句；有长短杂言，如严助、司马相如诸遗什。独至五言，则成帝时命刘向总校《诗赋略》——即今《汉书·艺文志》所载“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里头却有一首。因此世俗所传李陵、班婕妤……那几首五言作品，不能不令人动疑了。彦和所发问题如此，他虽没有下斩截的判断，然其疑西汉无五言之意，已隐跃言外。我以为因刘向品录不及，便指为无，原未免过于武断，反驳的人也可以说道：“韦孟四言，《汉志》亦并未著录，难道也说是假吗？”话虽如此说，但枚乘、苏、李若有这种好诗，刘向似不容不见，见了似不容不著录。彦和所挑剔，最少也令主张西汉有五言之人消极的失却根据了。但仅靠这一点，还不能解决这问题，我们应做的工作，是要审查彦和所谓“辞人遗翰，莫见五言”这句话的正确程度何如。
一般人的幻觉，大概以为诗的发达，先有四言，次有五言，次有七言。其实不然，除《三百篇》的四言和《楚辞》的长短句，其发达次第为人所共见外，若专拿五言和七言比较，七言的历史，实远在五言之前。今试列举战国至西汉中叶七言或类似七言之作。
其一，《楚辞·招魂》篇：“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若将每句“些”字删去，便是一首极长的七言诗。《大招》篇每句删去“只”字亦然。
其二，《荀子·成相》篇：“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用两句三言一句七言组成一小段音节，全篇皆如此，也可以说是有一定规则的长短句，也可以截出每小段之第三句为纯粹的七言。
其三，秦始皇时史游作《急就章》。“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殊快意。……”全篇俨然一首七古，后此西汉字书皆仿其体。又后来《黄庭经》之类，亦从此出。这类作品，虽没有文学上价值，但专就七言韵语的历史论，却不能把它们除外。[纬书中亦最多七言句，如“玄立制命帝卯行”（《孝经·援神挈》），如“太易变教民不倦”（《乾凿度》）之类。纬书大率战国秦汉间儒生方士所作。]
其四，《易水》、《垓下》、《大风》诸歌，或并“兮”字计算，或将“兮”字删除，皆成七言。例如“威加海内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此等句法，《楚辞》中已多有例，如《九辩》的“悲忧穷蹙兮独处廊，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若将“兮”字省去，便是七言。但其中有五个字中夹一“兮”字者，却不能照办。例如：“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若将“兮”字删去，“蕙肴蒸兰藉，奠桂酒椒浆”，便不是五言句法。“有美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来远客”，却恰是七言句法。）
其五，汉高祖时《房中歌》，“大海荡荡水所归，大贤愉愉民所怀”，纯粹的七言。
其六，武帝时《郊祀歌·天门》章：“函蒙祉、福常若期……”以下八句，《景星》章：“空桑琴瑟结信成……”以下十二句，都是纯粹的七言。
其七，《柏梁台诗》真假尚难确定，若真当然是很完整的七言了。
据以上所论列，则自战国到西汉，七言作品连绵不绝。以后逐渐稀少，惟张平子《四愁》、魏文帝《燕歌行》独传。建安七子诗风盛行之后，七言几乎绝响，直至鲍照、庾信，始复兴长短句的歌行，入唐而极盛。七言发展变迁之历史大略如此。推原其所以发展较早之由，盖缘秦汉间诗歌皆从《楚辞》蜕嬗而来，音节舒促相近。即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形式上纯祖《楚辞》，而上句合一兮字，下句去一兮字，皆成七言。由《楚辞》渡到七言，其势实比五言为顺也。
以上这段话，说得离题太远了，现在要归结到五言发展的历史。
刘彦和又云：“按《召南·行露》，肇始半歌，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我以为若觅一二断句作证，则可引者原不止此。专就《诗经》论，如“胡为乎泥中”、“谁谓雀无角”、“无使尨也吠”、“期我乎桑中”、“泂酌彼行潦”、“宛在水中央”、“或尽瘁事国”……此类句子很不少。乃至《左传》引逸诗：“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论语》记《接舆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都不能不算是五言句法的远祖。却是全首完整的五言诗，在汉以前到底找不出一首来。
汉代第一首五言诗，当推《戚夫人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这首歌虽有两句三言相闻，大体总算是五言了。我们若肯认《大风歌》为七言之祖，也可以认这歌为五言之祖。但是除了这歌四句以外，别的却就难找了。倘若把苏、李、枚、卓那几首剔出，简直可以说，从高祖到武帝八、九十年间，除戚夫人那四句外更无第二首五言。最当注意者，《房中》、《郊祀》两歌共三十六章，内中三言、四言、六言、七言都有，独无五言。勉强找，算找出四句：“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假青风轧忽，激长至重觞”。（《郊祀歌·天门》章）这四句夹杂在三言、六言、七言中间，音节异常佶屈，和所传枚乘、苏、李诸作截然不同。
第二首五言是哪首呢？《铙歌》十八章中《上陵》章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十万岁。”
这首歌虽有三、四、六言插入，但五言为多，我们姑且勉强认为五言。《铙歌》作品年代难确考，依我看，并不是一时作成的，惟这首有“甘露初二年”一句，认为宣帝时作品，当无大错，然则在枚乘、苏、李后五、六十年了。它的格调音节之朴僿拙劣如此。
第三首的五言是哪首呢？《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云：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一首真算纯粹的五言了，彦和所谓“《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即指此。其音节谐畅，和后来的五言诗几无甚分别，但虽作于成帝时，已是西汉之末了。
西汉二百年间五言诗，其时代确凿可信绝无问题者，只有这三首。内中两首还是长短句相杂，其纯粹的一首又是童谣，然则彦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之语并不为过了。
我们试在这种资料之下来解决苏、李、枚、卓诸诗的时代问题。凡辨别古人作品之真伪及其年代，有两种方法，一曰考证的，二曰直觉的。考证的者，将该作品本身和周围之实质的资料搜集齐备，看它字句间有无可疑之点。它的来历出处如何？前人对于它的观察如何？……等等，参伍错综而下判断。直觉的者，专从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体裁结构及其神韵气息上观察，拿来和同时代确实的作品比较，推定其是否产于此时代。譬诸侦探案件，考证的方法是搜齐人证物证，步步踏实，毫不杂以主观；直觉的方法则如利用野蛮人或狗之特别嗅觉去侦查奇案。虽像是很杳茫很危险，但有时亦收奇效。文学美术作品，往往以直觉的鉴别为最有力。例如碑贴字画等类，内行家可以一望而知为某时代作品，某人手笔，丝毫不容假借。文体亦然。东晋晚出之伪《古文尚书》，就令将传授上及其他种种罅漏，搁在一边不提，专以文字论，已可断其决非三代以上文也。《文选》所载李陵《答苏武书》，别无他种作伪实证，而识者早公认其为六朝人语。凡此之类，皆用直觉的鉴别，似武断而实非武断也。西汉承战国之后，——除少数作者摹仿《三百篇》作四言诗外——全部文学家之精力，皆务蜕变《楚辞》以作赋。就实质论，则铺叙多比兴少，就形式论，则多用自由伸缩之长短句，而未有每句之一定字数。乃若“行行重行行”、“皑如山上雪”、“携手上河梁”……诸篇，在实质方面，则陈旨婉曲，寄兴深微，在形式方面，则虽非如魏晋之讲究对偶，齐梁后之拘束声病，然而句法调法皆略有一定，音节谐畅流丽。凡此，皆与西汉其他作品绝不相类。我们用历史家的眼光忠实观察，以为西汉景、武之间未必能发生这种诗风这种诗体；倘使已经发生，便当继续盛行，又不应中断二三百年，到建安、黄初间始再振其绪。所以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代这个问题，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仔细研究，要下一个极大胆的结论，曰：五言诗起于东汉中叶，和建安七子时代相隔不远，——“行行重行行”等九首决非枚乘作；“皑如山上雪”决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缘枝叶”、“良时不再至”等七首决非苏武、李陵作；“新裂齐纨素”是否班婕妤作尚在未定之列。今具录诸作，先分别考定其时代，再评论其价值。
《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附一首：
（章末有△符者，《玉台新咏》所指为枚乘作；有▲符者，《文心雕龙》所指为傅毅作；有*符者，陆机有拟作。）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里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莫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李善注：“疏刻穿之也。”盖窗棂之类。）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哀。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李注玉衡，北斗第五星也。）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诗》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借众星以喻有名无实也。此引用之，故下云：“虚名复何益。”）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蟋蟀》皆《诗经》篇名。）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李注：“中带，中衣带也。”）沉吟聊踯躅。愿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驱车上东门，（李注引“河南郡图经”云：“东有三门，最北头曰上东门。”盖纪洛阳城阙也。）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即趋也，就也。《楚辞》：“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绥引车之缰绳也。）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尔雅》“晨风，鹯也；亮，同谅。”）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李注引《仪礼》郑注云：“著，谓充之以絮也。”又引《礼记》郑注云：“缘，饰边也。”）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夜光照玄阴，长欢恋所思。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
右二十首，除最末一首外，皆见《文选》，不题撰人名氏，惟题“古诗”。《玉台新咏》则九首题枚乘《杂诗》（一《西北有高楼》，二《东城高且长》，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余七首不录。《文心雕龙》则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冉冉孤生竹）则傅毅之词。”是对于枚乘之说，付诸存疑，而割出一首以属傅毅。《诗品》则为分二类，其一陆机所曾拟之十四首，认为时代最古。（今存者仅十二首。一《行行重行行》，二《今日良宴会》，三《迢迢牵牛星》，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明月何皎皎》，七《兰若生春阳》，八《青青陵上柏》，九《东城高且长》，十《西北有高楼》，十一《庭中有奇树》，十二《明月皎夜光》。《玉台》所谓枚乘九首，全在其中，余二首已佚，不知属何题。）其余“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钟未列其目，惟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一首在内，复举有“橘柚垂华实”一首，余四十三首不知何指），则谓“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昭明（《文选》选者萧统）、彦和（《文心雕龙》著者刘勰）、仲伟（《诗品》著者钟嵘）、孝穆（《玉台新咏》选者徐陵）同是梁人，而所传之异同如此，可见这一票古诗之作者和时代在六朝时久已成问题了。其所拟议之作者，最古者枚乘，西汉初人；次则傅毅，东汉初人，距枚乘百余年；最近者曹、王，汉魏间人，距傅毅又百余年，距枚乘且三百年。
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断不会西汉初人有几首，东汉初人有几首，东汉末人又有几首。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如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西昆”、“江西”之代兴。凡此通例，不遑枚举。两汉历四百年，万不会从景、武到灵、献，诗风始终同一。“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读者若肯承认我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有点边际来讨论它的出现时代了。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相阙百余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耶？此则在作品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较，风格全别（固诗见后），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之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至一七○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格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西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方八面都说得通了。
《十九首》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或与《三百篇》、《离骚》相埒，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能知道，无待我赞美了。对于它最古的批评，则刘彦和谓：“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怊怅切情。”钟仲伟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于它的价值，差不多发挥尽致了。我为帮助读者兴味起见，且再把它仔细解剖一下。
《十九首》第一点特色在善用比兴。比兴本为《诗》六义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国风》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泻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讽，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步，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发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种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如“行行重行行”至“各在天一涯”为一解，“道路阻且长”至“越鸟巢南枝”为一解，“相去日以远”至“游子不顾返”为一解，“思君令人老”至“努力加餐饭”为一解。）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余，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气象的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人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桓、灵间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部。）下文所录仲长统一诗，最足表示此中消息。《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鵩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鵩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别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余。“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余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的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十九首》之考证批评略竟，今当以次论列所谓苏、李诗者。
《文选》所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
（李陵字少卿，广之孙，为骑都尉。武帝天汉中，将步卒五千人击匈奴，转战失利，遂降虏。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余年卒。）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李注云：“晨风，早风也。”超案，李说误，晨风，鸟名也。）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怨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溪路侧，悢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李注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弛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超案，诗意谓虽一别无相见期，犹冀如日月之由弦而望，有短时间得遥遥相对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又苏子卿诗四首：
（苏武，字子卿，京兆人。天汉二年，以中郎将使匈奴十九年，不屈节。会昭帝与匈奴和得归国。宣帝神爵二年卒，年八十余。）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归来，死当长相思。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右七首中，《玉台新咏》惟录“结发为夫妻”一首，余不录。而《艺文类聚》及《古文苑》所载复有十首：
李陵《录别诗》八首：
有鸟西南飞，熠熠似苍鹰。朝发天北隅，暮闻日南陵。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遗当作遣）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意欲从鸟逝，驽马不可乘。
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鸣。晨风动乔木，枝叶日夜零。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远望正萧条，百里无人声，豺狼鸣后园，虎豹步客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苹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众芳。温声何穆穆，因风动馨香。清言振东序，良时着西庠。乃命丝竹音，列席无高唱。怨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长哀发华屋，四坐莫不伤。
晨风鸣北林，熠熠东南飞。愿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玄鸟夜过庭，仿佛能复飞。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怨。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涉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阳，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辕马顾悲鸣，五步一彷徨。双凫相背飞，相远日已长。远望云中路，相见耒圭璋。万里遥相思，何益心独伤。随时爱景耀，愿言莫相忘。
钟子歌南音，仲尼欲归与。戎马悲边鸣，游子恋故庐。阳鸟归飞云，蛟龙乐潜居。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身无四凶罪，何为天一隅。与其苦筋力，必欲荣薄躯。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
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安知凤凰德，贵其来见稀。……（阙）
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阙）
苏武《答别诗》二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连翩游客子，于冬服凉衣。去家千里余，一身常渴饥。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汉湄。寒风吹我骨，严霜切我肌。忧心常惨戚，晨风为我悲。瑶光游何速，行愿支荷迟。仰视云间星，忽若割长帷。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
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恨切中怀，不觉泪沾衣。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
《艺文类聚》为隋唐间欧阳询所著，《古文苑》为唐人所辑，失辑者姓名，其书以《文选》所不录者为范围。盖唐时所传苏、李诗，除《文选》七首外，复有此十二首也。明冯惟讷《古诗纪》则以前七首为原作，后十二首为后人拟作。后十二首中李陵八首之末两首，《古文苑》仅录首次联，下注“阙”字，盖唐时已佚其后半。而明杨慎《升庵诗话》则有其末首之全文，云“见《修文殿御览》”。其文如下：
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音盛杀气，凄风从此兴。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嗟尔穹庐子，独行如履冰。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为辨溜与渑。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
关于苏李诗的资料之全部如此。
《文心雕龙》云：“……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可见这几首诗的真伪问题，盖起自六朝以前了。近代昌言其伪者，则始自苏东坡。他说：“刘子玄（知几）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又说：“李陵书、苏武五言，皆伪，而萧统不能辨。”（章樵《古文苑注》引）但东坡未能指出其作伪实据，故不足以夺历史上相沿之信仰。间有祖其说者，或摘“独有盈觞酒”之“盈”字犯惠帝讳，或摘“俯观江汉流”、“小海隔中州”、“送子洪水阳”、“携手上河梁”等句与塞外地理不合，或摘“行役在战场”、“一别如秦胡”、“骨肉缘枝叶”、“结发为夫妻”等句为与陵、武情事不合，斯皆然矣。然为之辩护者亦自有说，如谓各诗未必皆作于塞外，谓陵诗未必皆赠武，武诗未必皆赠陵，则许多矛盾之点也可以勉强解释过去。所以仅靠这些末节，还不能判定此公案。
我是绝对不承认这几首诗为李陵、苏武作的。我所持的理由：第一，则汉武帝时决无此种诗体，具如前文所论。此诸诗与《十九首》体格略同，而谐协尤过之，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如“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如“骨肉缘枝叶”，如“努力崇明德”，……其平仄几全拘齐梁声病，故其时代又当在《十九首》之后。第二，赠答诗起于建安七子，两汉词翰，除秦嘉《赠妇》外更无第二首，然时已属汉末。至朋友相赠，则除此数章外更不一见。盖古代之诗，本以自写性情，不用为应酬之具。建安时，文士盛集邺下，声气相竞，始有投报。苏、李之世，绝对的不容有此。第三，苏、武于所传诸诗外别无他诗，固无从知其诗风为何如。至于李陵则《汉书·苏武传》，尚载有他一首歌，其辞云：“行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纯是武人质直粗笨口吻，几乎没有文学上价值。凡一个人前后作品，相差总不会太远，何况同时所作？作“经万里兮度沙漠……”的人，忽然会写出“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会写出“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我们无论如何，断不能相信。我据这三种理由，所以对于东坡所提出的抗议深表赞同。
然则这几首诗是后人有意作伪吗？又未必然。《石崇集》中有《王昭君辞》一首，《李贺集》中《庾肩吾还自会稽歌》一首，都是本无此诗，而作者悬揣前人心事替他补作的。幸亏石、李二人对于这两首诗各有一篇小序声明系代作，不然被一位冒冒失失的选家，将那两首径题为昭君作、肩吾作，又不知把多少人引入迷途了。李陵这个人，本来不算什么大人物，文学史上更不会有他的位置，徒以司马迁因他获罪，《报任安书》里头有一大段替他抱不平，引起后人对于他格外的表同情，于是好事者流，有人替他拟一篇《答苏武书》，倾吐胸中块垒（《答苏武书》之为拟作，刘知几《史通》辨之已明，现在几为学界所公认了）。又有人因他送苏武归国时本有一首歌明见《汉书》，而那首歌实在做得不见高妙，因此重新替他拟作一两首，来完成这段佳话，后来又有人觉得李陵既有诗送苏武，苏武也不可无诗送李陵，于是又替苏武也作几首。在作者原是自己闹着玩，并非有意伪托，自昭明太子编入《文选》，径题苏、李之名，却令千余年来坠入云雾了。
然则什么人拟作呢？我们虽没有法子找出作者主名，大概总是建安七子那班人。而各首又非成于一人之手，各诗气格朴茂淡远，决非晋宋以后人手笔，而汉桓灵以前，又像不会有替人捉刀的风气，建安七子既创开赠答之风，自然容易联想替古人赠答，他们又喜欢共拈一题，数人比赛着作，或者谈论之间，觉得苏李言别是一种绝好诗材，因此拈为课题，各人分拟，所以拟出的共有几首之多，各首语意多相重复，而诗的好坏亦大相悬绝。
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文选》所录七首之中，李陵的比苏武强多了。《文心雕龙》只言“李陵、班婕妤见疑于累代”；不提苏武，《诗品》也只有李陵，并无苏武。（《诗品·叙论》里头有“子卿双凫”一语，似是指苏武之“双凫俱北飞”一首，但彼文历举曹子建至谢惠连十二家，皆以年代为次，“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句之下“叔夜双鸾”句之上，则子卿宜为魏人，非汉之苏武也。窃疑魏别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诗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诸武，并其人之姓名亦不传矣。此说别无他证，不敢妄主张，姑提出俟后之好古者。）因此我颇疑拟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刘勰、钟嵘对它都很重视，拟苏武的那几首，或者是较晚的时代续拟，因此批评家不甚认它的价值，但最迟的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