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评价书法是“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对书法的表现特征作了精要的概括：“所以中国人的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可以说，书法是心灵的律动、感情的流淌和释放。书法能使人静，更让人思考，确实是修身养性、培养情操、延年益寿的良药。书法之所以能带给人们无尽的美感，根源在于它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学。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背后的深意：无论学习什么事情，人们都要让心真正地静下来，让所要学习的事物在心中形成一个明确生动的心理图像，越生动逼真越好，这样自然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许多时候，经验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或学习一样东西，反复地去做、去练习，重复的次数多了，就能获得成功。然而，使我们最后获得成功的，仅仅是重复的次数够多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没有用心去练习，重复得再多也不会帮助你获得成功。正如著名心理学家马尔滋所说的那样：“学习某种技巧，并不是做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成功，而关键在于你的大脑神经能否记住那种成功的经验。”
在《C罗：挑战极限》纪录片中，曾经有一个黑暗中踢球的测试：先由一位足球运动员示范动作——接过他人传来的足球，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灯被关闭，球员将依靠自己的直觉将球踢进球门。无论是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关灯，还是接到足球前的某一刹那关灯，著名足球运动员C罗都能利用身体（足、肩）将球顺利送入球门。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C罗在观看示范球员动作时在心里对动作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和练习，对球速、距离等有较为准确的计算，因而才能在实战中找到准确的位置将球踢进球门。如果C罗只是单纯地模仿他人的动作，就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
善于在心里反复进行踢球入门练习的全过程，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在脑子里有条不紊地及时判断处理的种种细节，这或许就是C罗成为世界级超级足球运动员的根本原因。
就像深谙绘画之道的画家在作画时，心凝气静，万虑皆空，意随心转，笔随意动，在常人看来只是寥寥数笔，这一点，那一画，一幅栩栩如生的翠竹图便出现在眼前。在旁人看来很难的事，在画家看来却极为简单，只因他不过把早已进入他心胸的竹子用笔勾画出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胸有成竹”。如果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先在心中反复练习，做到“胸有成竹”，就能达到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的境界。
兵书中参破人生成败
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
王阳明认为，用兵作战，先要以谋略制服敌人；要彻底地战胜敌人，则要让对方从心里臣服于自己。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南征教》里所说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相类似。
征战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敌人的肉体，而是要使敌人心服口服。“攻心为上”，是历代兵家克敌的有力武器。《孙子兵法》中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虽然没有“攻心”之说，却包含了攻心策略。
王阳明作为人、人性、人心的研究家，当然知道攻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每次作战之前，王阳明都会通过发布榜谕，对百姓犯错的原因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并阐述宽大政策以及自己不立即进兵的原因，殷切期望误入歧途者幡然悔悟。在《王阳明全集》所辑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属于榜谕性质的就有二十一篇。很多起义的百姓看到他的榜谕，都自动缴械投降，这就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真正的强者，震慑的是人心，而不是肉体。王阳明攻心为上，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对手屈服，实在为人称许。“攻心为上”的核心在于“心”，一个人如果注重内心的修行，锻造自己的气势，也能不战而胜。
古代，有一位专门训练斗鸡的名手叫纪渻子。一天，君王让他代为训练一只斗鸡，十天过后，君王询问训练情况：“进展如何？是否近日可用？”纪渻子回答道：“时机尚未成熟，它杀气腾腾，一上场即横冲直撞。”
又过了十天，君王再度询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成！它只要一听到斗鸡的叫声，便马上斗志昂扬，无法控制自如。”
又过了十天，君王又来询问此事，说：“怎样了？现在该可以了吧！”纪渻子仍然摇头，说：“还不行，它只要看见斗鸡的身影，便立刻来势汹汹，火暴蛮斗。”
十天很快又过去了。君王走到纪渻子面前时，终于得到了纪渻子满意的答复：“大功告成！如今它置身竞技场，不论其他的斗鸡如何挑其怒气，煽其斗志，它都如木鸡一样，无动于衷。这就是内心充满‘德行’的证据。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斗鸡遇见它，莫不落荒而逃。”
纪渻子不愧为一个训练斗鸡的高手，他将斗鸡培养成大智若愚的木鸡，锻造了斗鸡的内心气势，让别的斗鸡充满恐惧，不战自败。人亦如此，不要稍微有点能力就四处卖弄、不可一世，轻率随便只会体现自己的无知，自我魅力的修养要靠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形成。
军事上讲究“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说的就是心理博弈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一个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将威严流于表面的，他震慑的是人的心理，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距离感”，使人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认为听从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人不得不屈服、跟随。正是这种不声张、不傲气、捉摸不透、神秘的感觉，彰显了强者的人格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敬畏、崇拜。
内心沉稳、不怒自威才是真正的内心气势。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不要急于与对手搏斗，而要注重气势的培养。急于求成不但不利于竞争，反而会让我们一败涂地。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培养自己内心深沉、淡泊名利的品质，当我们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内心的威慑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需要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便会甘拜下风，失去反抗抵触的心理。当我们掌握了王阳明所说的“攻心”之术，就能减少人际纠纷的烦恼，也能够专心探求自己的良知了。
品味音乐之美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一天，弟子钱德洪问王阳明：“在心上如何寻找和谐的音律呢？”
王阳明回答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才进行礼乐教化。就像你领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在王阳明看来，舜作《韶》乐九章，周武王作《武》九变，都是具备了中正平和的心境并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民风教化的作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益。而后世制作音乐，却多是作一些俗词滥调，与民风教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可能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王阳明才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现在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人们就要将音乐中的淫词滥调都删去，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百姓人人都能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良知，长此以往，真正的音乐就能够恢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就能够制作出美妙的音乐，也能够品味音乐的美妙了。
由此可知，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应该能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重压力释放出来，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舒缓、休息和平和，并在音乐的美妙旋律中触到自己的良知，重拾生活的信心。不能起到这种功用的，就不是真正的音乐，而是噪音了。
今时今日，音乐充斥着任何一个角落，走出家门，大街上、商店里、汽车内都回荡着各种旋律；回到家里，电视中、电脑上，甚至邻家的窗口都会有音乐飘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喜欢与否、接受与否，音乐已每日每夜地浸润着我们的毛孔，但这些音乐大部分是噪音。
大作家余光中先生在《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一文中，列举了诸多被音乐逼于无奈的事实，从声乐家席慕德到大文豪夏志清、哲学家柏拉图，从计程车、火车到咖啡厅、餐馆、街道，从中国台湾地区到日本、欧美国家，用了大量的人物、现象来反映音乐带来的后果：“其一是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繁芜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当然，余光中先生并不是讨厌音乐，相反，他是一个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毕竟大多数人不是音乐家，也不擅长制作音乐，因而我们在无法回避那些不和谐的非音乐——噪音时，更需要修炼自己心体的中正平和，换一种心态去体会创作者的心声，哪怕是挑剔其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好，往往能让我们忘却了噪音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总之，心中有音乐，听到的皆是音乐，否则，入耳的就只能是噪音。对音乐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拒绝某些事物，更不应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那么，世界处处都散播着美妙、和谐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