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恰恰是他老同学的反面。他是那样亲切，简直让人担心这么和善的人如何去做一个领导。工作不久，我便意识到我所经历的招聘过程远非正常。正式招聘是在2月份，比我自作主张联系乔万尼的时候晚了大半年。其他经济学家也偶有收到大学生的应聘问询，一般都直接转发给人事，慢慢走程序，不像乔万尼那样亲力亲为。一位女同事生了孩子，他便提议整层办公室都装上幼儿防护装置，方便她边带孩子边上班。我申请工作签证时因为一条烦琐的法律程序而受阻，乔万尼居然毫无城府地说：“别着急，顶多我加薪重新聘你。”有一回我顺口提到自己对写作有兴趣，乔万尼便说：“你要不要更加宽松的工作日程，方便你写作？”他正是那么希望把人情味传递到这个制度森严的政府机构，即使做了领导还在任何人面前毫无架子，以至于某段时间他愁眉苦脸地被逼去一对一的“领导补习班”，教他如何“管人”，就算那样他还是装不出一点领导派头。其实，别说领导派头，他说话的语气实在谦卑得过分，敬语谦辞不断。即使对我这个小兵，他也这样说话：“对不起，你现在忙吗？如果你不忙，我能请你做一件事吗？”于是，他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一定会再道歉一次：“太对不起了，又是这么麻烦的事情要你帮忙。”然后开始解释我的任务：找出最近几十年的个人收入和失业数据，看看某一次意外裁员是否对未来收入有持续影响；读这几篇论文，整理最近几十年美联储发布声明的具体时间，然后观察当天的市场走向；模拟某个正在讨论中的国会议案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几十年内每个季度通胀率从第一次公布一直到第八次公布的全部数据；根据某个指定模型，计算核心CPI的一次小波动对GDP增长的冲击响应……数据、模型、分析……这就是我工作的主体，也几乎是乔万尼工作的主体。当然，最终一切会变成报告和演讲，会显得概括而感性，可是，即使资历如乔万尼，也必须对各类数据和数学模型有详细而透彻的了解。在美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其实应该被理解为“宏观经济学的工程师”。对于工程师来说，材料（数据）是重要的，图纸（模型）是重要的，可最重要的是，当材料和图纸结合在一起，它能不能真的造出一幢结实的建筑，也就是当数据填入模型中时，得出的结果能不能解释现在的经济情况，能不能有效预测未来。
如果沿用“工程师”这个比喻，过去两年我的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美联储的宏观经济学家，无疑是工程师中运气最差的一种。我们面对的是糟糕的材料和（也许更加）糟糕的图纸，两者的糟糕程度在短期内不可能改进，在施工期间不管是材料还是图纸都会因各类不可控因素而增改删减，而人们却指望我们用这些东西造出坚固的房子。我们的材料，说到底，就是各式各样的“时间序列”：譬如，几十年的GDP，几十年的失业率。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大部分序列都是季度甚至是年度的，所以总长度很短；许多数据的定义在历史上经历了重大改变；各类误差导致了宏观数据几乎总不会是微观数据的总和。除了这些缺陷，雪上加霜的是，越是新的数据越是不牢靠，一个新发布的数据只是大约估值，要经过好几个季度的修改才真正稳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材料：几十个可怜的数据点，最近的几个都不牢靠，以至于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数据所确切描绘的经济图景还停留在两年前，而我们却得使用某种奇妙的魔法来预测一两年后的经济走势。
而我们所使用的“奇妙的魔法”，也就是宏观经济学模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会用更加乐观积极的语气来谈论这些“奇妙的魔法”。那时候，一些简单而优雅的模型的确曾点燃过解释经济金融现实的希望，比如：解释失业率和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失业率和职位空缺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解释定价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CAPM模型……在他们刚刚提出的几年中，这些经典模型的确得到了数据上的验证。然而，时过境迁，经典模型大多不再能解释以后的美国经济。然而，正如所有其他学科，这些经典模型及它们背后的思想带动了之后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在巨人的肩膀上”，大部分后世的经济学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评估的。那么，如果巨人的肩膀塌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便是央行工作的宏观经济学家面临的难题。多年来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公理”的东西，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都受到了严峻考验：经济增长了，当然就会有新工作——可是，美国GDP早在2009年中期就走出了负增长，而失业率却至今仍居高不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几个月前，乔万尼曾让我利用最新数据去检验一篇2009年的论文，我们得出了与论文相反的结果，于是我们查看了这篇论文所基于的2005年的另一篇论文，最新的数据仍然得出了相反结论……追本溯源，我们回到了那篇著名的1970年论文，然后发现最新的数据也已经不支持这一篇元老级论文中的重要观点。那么，我们不得不问，难道是1970年论文所基于的假设错了吗？那是两条看似最基本最合理的假设：人对未来有理性的预期；人厌恶不必要的风险。——难道为了解释今天的经济情况，我们连这些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假设都必须放弃吗？放弃了这些奠基石，宏观经济学何去何从呢？
乔万尼会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美联储的工作需要的是工程师的智慧：如果图纸画错了，工程师还得硬着头皮继续把房子造下去。于是，乔万尼的工作，说到底，是将就和妥协。无论是已经被奉为经典的模型，还是这几年炙手可热的新理论，都需要进行改造才能利用到宏观预测的实战之中。把几种模型混合在一起，看看能否捣鼓出一个最适合描述现在情况的临时模板，即使这意味着每个月每个季度，我们都要不厌其烦地把旧账翻出来，仔细审查之前的所有改动再进一步修改，“缝缝补补又一年”。也许这样的捣鼓修改会被批评为“操纵”模型、“操纵”数据，可是，其实稍稍了解计量学的人都知道，在灵敏的回归方程里，想要“操纵”一个结果是多么容易呀；多少看起来坚挺的结果只要稍稍改个形式就能千差万别。在乔万尼看来，真正重要的是模型背后的思想。只要我们没有背离这种思想，那么对模型的修改再造也不会让我们失去经济学的立场。如何做一个经济学的工程师而不背离经济学立场，这便是乔万尼的热情所在，在这一点上，过于亲切过于艺术感的乔万尼是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我曾有一个难忘的同事叫理查，在他身上能加上一连串形容词，古怪、滑稽、愤世嫉俗、天才、书呆子。他常常会在午餐中，从诙谐的笑话大王突然变成大放厥词的愤青，批评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我们这些“小孩”中，他是经济学的绝对专家，任何经济学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讲上很久。我工作的第二年，理查申请到了经济学博士项目，我问他什么时候走，他用那种惯有的玩世不恭说，“走哪儿去？”
“去学校呀。”
“我不去学校。”
“那你去哪里？”
“去山上待着。”
“在山上干吗？”
“演戏。”
“一个人演戏？”
“嗯，独角戏。”
“剧本呢？”
“喏，这就是剧本。”他指指我手中正在读的一篇经济学论文。
我乐了：“这种论文都可以成剧本？”
“当然啦。随便哪篇，张嘴就来。”
于是理查拿过我正在看的论文，随便翻了一页，开始大声朗读：
“第三，聚焦自2009年第二季度谷底开始的经济恢复，我们估计，自2009年第二季度起的就业率恢复与之前1960年至1982年间就业率恢复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别，只有一小半的原因可归咎于周期因素（经济衰退期的冲击）。恰恰相反，恢复之所以缓慢，有一大半是因为就业趋势增长率的长期放缓。这种放缓的迹象的确是十分显著的：根据我们的估计，年度就业趋势增长率从1965年的2.4个百分点下降到了2005年的0.9个百分点。对于这种趋势增长率的下降，我们所发现的最有力的解释是美国人口本身的变化，尤其是以下两点：女性劳动力参加就业率（自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已经到达了平台期，以及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因为生产力趋势增长率在这段时期变化不大，就业趋势增长的放缓就导致了GDP趋势增长的放缓。这些人口因素也暗示了就业趋势增长率将在未来持续放缓，甚至变为负值，因而也预示着未来的经济衰退与之前的相比，将更加深重，更加漫长，其恢复将更加缓慢。”
这一小段来自于著名经济学家詹姆士·斯托克和马克·华生在2012年撰写的一篇论文[1]。我无法不注意到，与之前我所读过的这篇论文一个早期版本相比，这个段落已经删掉了重要的最后一句总结，“换言之，经济恢复而就业率不增长将成为常态”。
为什么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作者把这个有力的结尾删去了呢？因为它过于悲观，过于坦率，它越过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范畴，而指出了他们无法改变的根本问题。也许理查是对的，经济学论文真的可以当作剧本来念，它的戏剧性在于既念出文本的意义，也念出那些经过深思而隐藏起来的“弦外之音”。在一篇优秀的宏观经济论文中所蕴含的忧虑是如此丰富而深重，它们跟随着许多公式、模型、数据……显得言之凿凿。
我沉默下来，我们每天煞费苦心地工作，试图预言几个季度之后的世界，试图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前就未雨绸缪。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在“美国人口本身的变化”——人们活得更长了，男女更平等了……也就是说，在这些巨大的历史车轮面前，我们只是螳臂当车。
在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偶然在一节社会学课程的课堂访谈上见到了一位女看火人。这位姑娘深爱着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为了实现小说中所呈现的澄澈心境，她大学毕业后去蒙大拿州的山区成了看火人。她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每天透过窗户观察森林有无突发野火。她的职责是不断给总部报告野火的进展，而大部分时候，消防队不会出动，因为最好的做法很可能是任凭野火自生自灭。
那之后有好几天，我想象着一个人在孤绝的山顶看着一场场大火，记录它的点滴进展。在那间隔热良好的小屋，她感受不到火的炙热，也闻不到树叶烧焦的气味。她的职责是观察这遥远的大火，而无权去影响它。在那个情绪动荡的毕业季，对这场无能为力的大火的想象曾经让我冲动过是否应该去蒙大拿州成为一个看火人。
最后，因为对孤独的胆怯，我没有鼓起勇气去做看火人。我来到了美联储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工作两年后，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也是一种“看火”的职业。大众把央行工作的人想象成无所不知的预言家，我们的确是预言家，可是除了极少数幸运的时刻，我们的预言为时已晚，它预测了灾难，却已无法根治导致灾难的祸首——何况那些祸首也许本身是无害的，甚至那么乐观：人们活得更长了；男女更加平等了。绝大多数时候，“灭火”太晚了，我们只是在“看火”，隔着很厚的玻璃窗看火。几千人的工厂倒闭了，几十年的老员工突然失业，一座辉煌一时的小镇变得潦倒破败——可是这些凄楚的故事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成了无声无息的数据，取对数、取平均值、取差值、跑回归，然后把经济火灾的报告传送出去……仅此而已。几周几个月后，这些报告会导致重大政策出台，第一轮量化宽松、第二轮量化宽松、第三轮量化宽松——也就是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印钱。它们是有效的政策，可是公众将永远批评政策效果太缓慢、太被动，因为他们难以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看这场安静的大火。
正这么云游着，乔万尼从自己的办公室探出头来，一副为难的模样：“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了。你现在有空吗？能不能烦扰你给我帮一个大忙？”
我知道我会跟他进去，他会坐下来，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告诉我首先应该做什么，然后应该做什么……他读过刚刚我和理查朗读的那篇论文（因为正是乔万尼让我读的），他知道论文里面悲观的观点，也知道该如何对付它。在美联储，我们做的是宏观经济的工程学，任何石破天惊的论点都得接受现实数据的检验，实证结果总是和理论不太一样：悲观的被迫带上一点乐观；乐观的也被迫不能把话说满。现实是一潭浑水，非清非浊。乔万尼不是传统模样的经济学家，他的表情不会为了T数据和R平方而变好变坏，他也不醉心用几十个图表和公式来弄花人的眼睛。可是我越了解他，我越相信，只有这样沉静如海的人，才能位于美联储的玻璃后面，盯着那从没太平过的宏观经济之林，做一个稳健尽责的看火人。
“当然啦，老板。当然愿意效劳。”
注释
[1]James Stock and Mark Watson."Disentangling the Channels of the 2007-09 Recession"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Spring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