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13年2月见到A.斯科特·伯格的，距离我第一次和他通信已经两年有余。两年中我们想过各种各样的见面方式，去他所在的洛杉矶，去我所在的波士顿，去旧金山，去华盛顿……却因为这因为那而总没有真正碰头。漫漫两年，某一封邮件中斯科特安慰我：“别担心！我们的相见是命中注定的。”而我没有那么乐观，我以为这个大忙人只是在不断敷衍我。就连我真正见到他的前一天，我们还以为会在纽约见面，因为他以为他会去纽约出席一个好友的晚餐。可是好友爬楼梯摔了一跤，于是晚餐取消。我当时在纽约一家狭小的旅馆里准备第二天的采访，斯科特发邮件说，不如我们在普林斯顿见吧。
那个下午，我在普林斯顿镇上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斯科特。见面之前无从打发的个把小时里，我去逛了逛校园里我最喜欢的图书馆，看了毕加索的一个雕像，见了我的好朋友——一个哲学系的大三学生。斯科特参加了大学董事会议，逛了逛他最喜欢的学校档案馆，见了他的好朋友——一个英语系教授。他走进咖啡馆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两年在约见上的种种小麻烦，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在普林斯顿见面。因为这所大学，他写了他的第一本书，一本关于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的传记，从此走上了传记作家之路，并获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奖（传记类）。同样因为这所大学，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同样是一本传记。事实上，正是因为两年前偶尔知晓了斯科特的从文之路，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为这些校友写一本互有联系的传记集将是多么有趣。
两年前，我给这个全然陌生的人写第一封信时，我按捺不住想在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构造博尔赫斯式迷宫的冲动。我对他说，你看，你是一个传记作家，而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你的传记，这是一个自我指涉。为了不浪费这样的自我指涉，我想用你采访别人的方式来采访你，我想用你写作别人故事的方式来写作你。
他的第一本书《麦克斯·柏金斯：天才的编辑》以一件轶事开篇，这件轶事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却总结了柏金斯的一生。于是我对他说，我想用一个你的轶事来作文章的开头。一件发生在几小时之内，却能让人看到一生的故事。
一
纽约，1978年。
出版编辑托马斯·柯登（Thomas Congdon）坐在几摞书稿中间。他已值中年，身材略微发福，手势沉着有力，给人稳妥老练的印象，尤其是对于面前这位苍白瘦削的年轻人。二十九岁的作者斯科特·伯格正在等待柯登的审判。
这堆书稿是一本关于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的传记，每一次翻页都把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巨擘指向了编辑柏金斯。柏金斯发掘了初出茅庐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脾气火爆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视其为终身挚友；托马斯·沃尔夫敬之如父，将他写进了作品的题献……然而低调的柏金斯总是说，“是作者完成了一切”，选择隐藏在幕后，以至于在柏金斯死后三十年中，大众还没有意识到柏金斯以一位编辑之力对美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这本传记斯科特写了整整七年。七年中的每一个星期天，他都是双手冒汗地打开《纽约时报书评》，生怕哪一本新书抢在他之前写了柏金斯，“他的柏金斯”。细究一下，他从出生直到现在的所有经历可谓都是为了这一本书：斯科特五岁的时候，知道自己之所以叫斯科特·伯格，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忠实粉丝，因此用作家之名去命名自己的儿子。他高中毕业读完了菲茨杰拉德的所有作品。十八岁入学菲茨杰拉德的母校普林斯顿，加入了菲茨杰拉德加入过的餐饮俱乐部，参加了菲茨杰拉德参加过的“三角剧社”，主修了菲茨杰拉德主修的英语系。因为菲茨杰拉德，斯科特喜欢上了菲茨杰拉德的好友海明威的作品，于是他选择了英语系的卡洛斯·贝克教授做导师，这是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海明威学者，也是海明威的官方传记作者。
普林斯顿图书馆中藏有诸多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原稿，大学的前三年，除了参与“三角剧社”的演出，斯科特把时间完全泡在图书馆里研究这两位作家，并开始了解他们共同的出版编辑麦克斯·柏金斯。大三的“三角剧社”巡演取得了空前成功，在纽约林肯剧院的演出后，三个经纪人在后台找到斯科特，劝说他辍学成为职业演员。是贝克教授留住了他，“今年你是三角剧社的明星，明年你不想成为英语系的明星吗？”于是整个大四，他如饥似渴地为这篇关于柏金斯的毕业论文做摘录笔记。直到毕业前最后一个月，贝克教授打电话给他：“斯科特，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你的论文怎么一个字都没写？”从那一天起他以每天十页的速度开始写作，一切早已了然于心。当贝克教授把评了A+的论文发还给他，教授提议说：“你可以把这个扩写成一本书。”七年后，斯科特终于把这本论文“扩写稿”交给了编辑柯登。柯登捧着稿子，斟酌着措辞：“我很喜欢这本书，可是开头显得太弱。能不能换一个开头，以某种方式让柏金斯所经手的所有作家都聚在一起，一下子抓住读者的眼球？”斯科特回答说，这些作家独来独往，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过。除非——于是斯科特隐约想到，在20世纪40年代，柏金斯曾应一位出版业朋友肯尼斯·麦考密克（Kenneth McCormick）的邀请，在纽约大学给过平生唯一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他谈论到了平生共事的所有作家。柯登大腿一拍，“我认识麦考密克！”两小时后斯科特已经坐在麦考密克的办公室里，听老者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柏金斯走进门，浑身湿透，帽檐垂在耳朵下面……教授又介绍了一个当年在座的学生，学生受了柏金斯的感染如今也是一个编辑，他回忆了更多当晚的细节……然而，几个当事者谁都想不起来，那次三十多年前的讲座，究竟发生在何月何日……书定稿了，斯科特拿着清样给柏金斯的大女儿看。女儿则递给他一箱子纸，“我刚刚发现这一盒东西你还没看过呢，这是爸爸死后从办公室里搬回来的旧文书”。于是斯科特捧着箱子去了附近的咖啡馆，开始细读。大部分都是枯燥的公务文件、已经看过的邮件复印件……突然，他发现了一封来自麦考密克的信，1946年3月27日，“感谢你昨天冒着暴雨来给我的学生们做演讲……”所以，那个谁都忘了日子的纽约大学演讲是1946年3月26日！斯科特立马去查《纽约时报》记载的那一天的天气：暴雨。他欢呼着跳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他接到了柏金斯女儿的电话：“你那个新加的开头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天晚上，爸爸从纽约大学回家，我给他开门。爸爸看起来很忧郁，他说：今天晚上我做了个演讲，他们称呼我叫‘全美编辑们的总管’。你知道吗，当他们叫你为总管，那意思就是，你完了，你到头了。我说：‘噢，爸爸，那意思不是说你完了，而是说你登峰造极啦！’爸爸说：‘啊，不，那意思就是，你完了。’”于是，时隔三十余年，经过了那么多反复考据，1946年3月26日大雨倾盆的晚上，柏金斯所经历的世界被栩栩如生地还原出来：
1946年3月的雨夜，6点稍过一会儿，一位身材匀称、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他最喜欢的丽兹酒吧里，喝完最后几杯马天尼。然后，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迎接这严峻的天气，他付账，起身，穿衣戴帽。他左手提着鼓囊的皮包，右手提着雨伞，走出酒吧，走入大雨倾盆的曼哈顿，向着几条马路之外的43街上的一个小屋子而去……颇令人玩味的是，斯科特明知这个故事将作为我介绍他的开端，而他偏偏选择了这个考据故纸堆的“枯燥”的故事。正是这样的故事定义了传记作家最大的骄傲：不是和名流吃饭社交，而是为核对出几十年前某一天的纽约天气而雀跃。1978年末，斯科特的第一本传记《麦克斯·柏金斯：天才的编辑》出版，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那之后，他以十年磨一剑的速度又出版了三本传记，分别是关于缔造好莱坞的电影巨鳄塞缪尔·戈尔德温、第一个横飞大西洋的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好莱坞巨星凯瑟琳·赫本。
二
传记作家埋头泛黄的资料和冗长的采访录音，在某一个平凡的时刻，他突然看到了蛛丝马迹，反复比对一小行故纸和他心中早已知道的其他故事，直到这个孤立的事件小岛和那一整块他人的生活连接上……他看到了雨水，1946年3月26日，纽约曼哈顿在下暴雨，柏金斯的帽子湿透了，垂到耳朵，他对女儿说，他已经完了，到头了。而二十九岁的传记作家斯科特却在欢欣，因为他追踪了几箱资料、询问了五六个人而还原出了柏金斯帽檐的水滴……
这种欢欣是独属于传记作家的，它不似宝马香车带来的感官之美，也难以呈于纸上与读者交流。其实，第一次让我体验到这种欢欣的，正是发现斯科特的存在。我一直喜爱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于是爱屋及乌对他的人生着了迷。我知道，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经历了初恋、爱上了写作，他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大学生活的自传。在追踪菲茨杰拉德足迹的几个月里，我读到了一本书——《亲爱的斯科特，亲爱的麦克斯》（Dear Scott，Dear Max：The Fitzgerald-Perkins Correspondence），是菲茨杰拉德和他的编辑麦克斯·柏金斯的书信集。几十年的通信，跃然纸上的柏金斯是一个最敏感的编辑和最忠诚的朋友。接着有一天，我发现居然已经有人给这位柏金斯写了一整本传记！我在校友网络上查到了斯科特的地址，给他去信。
自那一封信两年后，我在普林斯顿镇上的咖啡馆终于见到了六十四岁的斯科特。我说，花了两年才约到你，真漫长啊。而斯科特笑着说，两年不算什么，他曾经为了约一个采访人等了足足十年。
1971年斯科特大学毕业，开始将毕业论文扩写为一整本传记。整个1972年他找了无数相关人士做访谈。他查到20世纪30年代柏金斯一家住在纽约曼哈顿的49街246号，然后惊喜地发现，住在隔壁244号的邻居是凯瑟琳·赫本。
那一年大明星赫本六十四岁，未婚，仍然被称作赫本小姐，仍然是风头正劲的好莱坞女王。《费城故事》中那青春美丽的容颜不再了，赫本却凭着天赋和努力成功转型为演技派明星。赫本一生获四次好莱坞最佳女主角、八次提名，其中有三次获奖和五次提名为四十岁之后所得，足以说明她演艺生涯之漫长。而赫本如日中天的中年，恰为斯科特的童年和少年。他看着赫本的所有电影长大，是她的铁杆粉丝。于是，年轻人决定借写书的机缘给偶像写信，“我在写关于柏金斯的传记，想知道你作为邻居对他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