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山坐在岩石上，犹如风景。小吴死后，方山上和方山下的人又能天天在这里看见他了。他基本上是从午后走出帐篷开始，一直坐到篝火燃尽。方山上人心浮动。不论小吴的说法是真是假，他死了，这件事震动了每一个人。人们对欧阳江山产生了各种怀疑，坚定的是一种感觉：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曾经发生，而他们都被蒙在鼓里。满山都是不满。新来的志愿者们意见很大：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普照平原，为的是为伟大事业贡献青春，尤其是要拯救危亡，而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但每件都和他们无关，令人心寒，有些人干脆打起铺盖卷像当初不期而至一样不辞而别了。先遣队员们也信心动摇，情绪涣散。高潮已过，无非如此，有一种虚掷年华的感觉。男男女女天天待在帐篷里，吹口琴，唱歌，而且唱的都是关于故乡的歌曲，有一次他们从上午唱到黄昏，最后是全体哭成一团。最惶惶不可终日的是那些当地干部。他们不是外乡人，不能远走高飞，而在大建设的日子里又得罪了不少乡亲，很难再下山做个普通老百姓。说到动乱，他们咬牙切齿，不止一次想过攻占样板小区，只是人少力薄，一筹莫展。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益发焦躁不安。
计划是欧阳江山独自做出的。九月初的一天夜里，贺老师起夜，看见欧阳江山正用水细细浇灭余烬。这一行为有些反常，但近来欧阳江山反常行为多了，譬如对着平原自言自语，或是在地上又写又画又用脚抹平，因此他当时没有十分留意。很久以后，他才在《忆明月》这首长诗中，把这一动作作为象征在每段末尾重复：“你自己灭掉了自己的星辰。”
九月来到了。欧阳江山召集了动乱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因为方山上只剩下领导干部和骨干精英，全体人员无一缺席，所有人都预感到有重大决定。当欧阳江山公布计划，并提交了他的计算结果之后，会场一片哑然，但表决的结果又是全体通过，人们的缄默只因为被这计划慑住了而已。人人都有各自的考虑。当地干部想惩治刁民；志愿人员想参与历史；先遣队员们，尤其是三个女队员，想得十分简单：首先，看见欧阳江山恢复了威严自信，他们十分欣慰；其次，做完了这件事，显然就不必再留在普照平原了。计划通过了，只是谈到计划的执行时，前两种人都不作声，拿眼瞟着先遣队员。队员们才不会躲闪呢，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运送炸药的事秘密进行。天黑以后，把炸药从半山腰窑洞里起出来，然后负重夜行军，把炸药堆放妥当后，又要在天亮之前赶回来。路途相当远，又要绕过构想工地，工作很艰苦。拂晓，当精疲力尽的先遣队员们蒙头大睡以后，干部们开始起床打造木筏。这件事他们很乐意做，因为贡献是双重的。他们在阳光下又锯又砍，大呼小叫，弄得无人不知；他们喧嚷着四处找木头，和样板小区的人发生争执，还打了架，当然，多少有些故意为之。样板小区的群众人心惶惶。从早到晚，沿着女儿墙站满了人，石头堆得屋顶颤悠悠的，环路和水道上都架起木桩。夜晚，屋顶上有人巡逻，口令和回令用的是方言，每天一换。老年人还搜肠刮肚，忆起了一些太平军的反切语。
当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欧阳江山亲自上路去检验了一遍。拂晓归来，他脸色阴沉，不发一言。整个白天无所事事。第二天也白白过去了。就在先遣队员们担心他改变主意时，他亲自来到队员们的帐篷里。那天夜里，每一个跟他交换过目光的人都受到了感染。他们清楚自己正在步入一个历史性的时辰。他们等待着，年轻的脸容光焕发，内心充满庄严。爆破队员只选定了三人，他们激动得轻声低喊，而其他人十分伤心。到出发时，走的是四个人，因为有个女队员坚决请战。依照铁姑娘的模式，她先要和一个男队员掰腕子，后来又取出自己补的裤子，用以证明自己的细心。那密密的均匀的针脚把欧阳江山打动了。
小分队已经消失不见了，欧阳江山还对着夜色凝视了很久。回到帐篷里，又看了一阵油灯。后半夜，当兴奋紧张得睡不着觉的先遣队员一个接一个怯生生溜进他的帐篷时，惊讶地看见他正在修他那个闹钟，神情专注，旁若无人。对先遣队员公然违反纪律擅入帐篷，他也不置一词。在这非常时刻，围坐在领袖身旁，年轻的先遣队员们渐渐镇静下来。他们目不转睛，像一群观摩手术的医科学生，诚惶诚恐地盯着那个神秘的闹钟。油灯下，白皙修长的手指在捻转，在探寻，小小镙丝刀插入机械深处的黑暗。盖板铁片被一层层取开，齿轮被分门别类排布开来。发条被拉出，卷紧，嵌入，按平，又轻轻弹起跳出来。指针一会儿一圈一圈飞快旋转，一会儿又停滞不前。突然听见有规律的滴答响声，先遣队员们两眼放光，却只是一颗滑落的螺丝针斜躺着来回滚动，在桌上画出短短的弧。油灯渐渐暗了，又被重新捻明。帐篷顶开始幽微地发白。队员们挺不住了，终于闭上了发痛的眼睛。这时候，闹钟突然轰然崩散，发条嗡嗡地飞到空中。
大水是从下游向上游倒灌的。水线像软体动物的褶边，翻卷着一步一步爬上倾斜的普照平原。欧阳江山本可以就近炸开上游高高的海子，让落差八十米的洪水从天上压下来，但他策划的是炸塌下游的山隘把水闸起来。一个是浪墙排山倒海，一个是水位缓缓抬升。水势虽然不可抑制，但对逃生而言已有足够的时间。后来，在法庭上，这一区别成了欧阳江山无意杀人的证明。他不过是想毁掉不能成功的作品。方山上的干部们放下木筏，接送群众，由于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有效地稳定了群众情绪，就此前嫌尽释，他们个个都成了样板小区居民的救命恩人，并顺势成为后来的银厂市的领导核心。当时，窗洞咕咚咕咚吐泡，阵势很吓人。年轻的母亲把构想工地唯一的婴儿放在一个木盆里推出屋外，自己准备一死了之，但后来情势没有那么危急，她得了救，却失去了她的孩子。她乘着木筏找遍了平原，把她那普照闻名的山歌嗓子就此哭哑了。婴儿并没有漂到世界尽头，第二天，当普照已成一片汪洋时，在方山——现在是方方的孤岛上，人们看见他的木盆像莲花浮现一样从天井里慢慢浮上屋顶。
第四天傍晚，普照平原终于水平如镜。大水已经达到坍岩的高度并开始溢出，流成了宽宽的瀑布。不知是由于巧合还是欧阳江山计算精确，样板小区恰好被淹掉，一层薄薄的水盖着屋面，刚刚浸没了腿的羊羔看上去像鸭子一样浮在水上。沉淀了一个白天，到了晚上，明月低悬，水下的大片白墙开始隐现，水给它们蒙了一层暗淡的面纱，看上去美丽神秘。方山上的人们暂时忘却了眼前的困境，男女老幼齐齐坐到崖边，长久地眺望这片皎沽而虚幻的水中家园。
终于有人想到了欧阳江山。当在帐篷里找到他时，他已经割了腕。鲜血汩汩地流到地上，有着圆润厚实的边缘。除了手腕，在腹股沟也有一道深深的口子。这一次他计算有失精确了，执行时也不彻底，血流得足以令他昏迷过去，以致无法给自己第二刀。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帐篷外面等候消息。对于切腕，群众是理解的，自古以来有这种死法，但他们不明白腹股沟是怎么一回事。涂马倌一语道破了人民心中的困惑。“死就死，”他说，一面还痛心地皱着眉，“何必要把那玩意儿割掉呢？”
时至今日，不论是永镇还是明月新城都已经湮没无闻了，查遍地图也找不到它们的名称。覆盖那片区域的是一块湖蓝色的阿米巴形，令不知情的人们自然而然想到鱼米风帆。尽管景色秀丽，但作为故乡的坟场和空耗青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永镇人还是当年的先遣队员都不愿回去看看。结局如此，正如长长的曲折廊道把人们引向一堵光秃的墙，或是拆开层层包装看见一张白纸，这结局把一切奋斗收敛为零，令人无言以对。
“明月构想”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隐私。那个时期留下的真正痕迹就是高高在上的普照海子。在海子下游，银厂已成为一个富庶的地区，正要转县为市。在资源开发的热潮中，新任的省长曾经前来视察并提议开发普照海子，这一提案在当地干部中引起了一阵难堪的沉默。当省旅游厅邀请我们一行人来银厂实地考察时，竟无一人愿意陪同前往海子。明显的抵触最后使这一计划不了了之。水鸟啁啾，普照海子仍保持罕有的宁静。我本以为可以在这方舟一样的孤岛上设计一个独具风格的度假村，因而十分遗憾。临走之时，我登高远眺，最后看一眼葱茏青山和明镜般的水面，为自己的设想不能实现而望洋兴叹。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明月构想，更不知道就在我脚下那青草萋萋的土堆中埋着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意气风发，满怀理想，设计过芸芸众生的生存。
1996年6月
“我在西部做建筑”吗？
我是四川人。尽管祖籍河北，爱吃饺子，我还是四川人。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父亲葬在青城后山。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做建筑。建筑设计不只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文学爱好一样，它也是我漫游精神高峰和心灵深处的导游。这两样都是一辈子不够用的苦活，好处是可以让人一生向上。平行宇宙，循环时间，在哪里都是自己在，在哪里都在自己里。如果舞台不亮，自己修炼放光；不能海阔天空，那就深深挖掘。“在所有的建筑中我最喜欢井”。
胡慧姗纪念馆，纪念一个在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平凡女孩
如果不是马原鼓动，我想我不会再把《我在西部做建筑》翻出来添枝加叶。那本是一篇写给建筑杂志的文章，讲述的是我的建筑经历，它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不是《时代建筑》提醒，我一直还觉得是别人在西部工作呢。“西部”这个词，通常让人联想到的是辽阔、苍凉、大漠长河等等，或许还加上从美国牛仔片那儿引进的某种气质，而我长期待着的蜀地，这个享乐主义的安逸平原，真的属于西部吗？——是真的，四川确实是在“西部”所属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内。这个“西部”真的太大了，看看地图，或许不如干脆说中国就是西部，只是在靠东靠南有一部分其他先富起来的地区。现在这种划分方式好像只关注了一件事：穷了就靠西。
我和我心目中真正的西部的确也有过一段缘分。
1984年，我已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还没有完全适应从学生变为国营单位小职员的沉闷生活。伏案制图的老工程师透过汗衫耸起的肩胛骨，使我心头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慌。突然有一天，听说院里正在组织人员去西藏！据说第二年达赖喇嘛要回西藏，中央决定了，有四十三项建设工程要赶在他回来之前在西藏各地完成。设计院分到了其中两项：那曲饭店和那曲群众艺术馆。那曲在羌塘，羌塘在藏北，藏北就是藏羚羊跑动的地方。哎呀真是越说越令人神往了。我报了名，积极得很，生怕去不成。后来我才晓得，真正的形势其实是生怕我不去。当时我主要的长处是好像什么都不怕，另外也还能画一手水粉渲染图。那曲海拔四千七百米，因为缺的主要是氧气，所以缺别的就不算什么了。好些人被选中，选中的人也多有“火线入党”的决心。我那没来由的积极不光父母有些反对，在单位里也显得颇为可疑。据说某领导提醒说：“这个人，要看见他上了飞机才放得下心来。”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习惯于在四川盆地稠厚的云层下感受太阳，突然看见天上面的蓝天和云上面的白云，我兴奋异常，一反常态很快给父母写了封信，其实主要是想说这些云，当时我哪里懂得父母的担心。多年以后，我陪儿子第一次坐飞机，他皱眉望着舷窗外说，小云在大云里面洗澡。突然涌出的回忆令我心里一步踏空，砰然作响。
那篇文章从杂志上又转发到网上，后来被节录后又登在《四川航空》上，在长途飞行的强迫阅读中，好多人在万米高空一边看文章，一边看一眼我儿子描绘的云中现场。有人对我夸他有文学天赋，虽然我知道不一定，但仍然很高兴，同时也引起一番联想：从前也有人这样夸我——我的角色会不会是一个文学人的背景，“……其父是建筑师，年轻时曾热爱文学，为了实现自己未竟的梦想，他从小就对儿子……”，这样的角色近乎含辛茹苦，这样的寄托就像飞机投在云上的影子。我其实感觉他日后可能是个演戏的：长得像匹砖，出招前居然要掠一眼自己投在地上的影子。不管他长大干什么，有个建议我一定会给他提：早恋晚育，成家前独自上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