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们那时是因为傻继续走下来了，越往前走公司越少，越走越孤单。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千万“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城市，无法就业，政府那时鼓励大家去卖大碗茶、卖馒头等过生活。这些人那时叫个体户，做得很成功的就叫万元户。万元户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挣1000欧元，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大明星了，政府渴望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我也就是个成功的个体户。有些成功的个体户开始雇工，成为雇主，那时有法律规定雇工不得超过八个。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磕磕碰碰开端的。不可想象今天可以有十几万的雇工。
中国那时还没有想到在高科技产业产生突破，高科技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还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事。中国那时想解决的是“文革”的后遗症，使国家尽快稳定下来。在那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年龄段是很容易被时代抛弃的。转型的时代，中国从封闭的落后时代转化到现代化电脑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年纪是最没有价值的。电脑不懂，英文不好。那时最代表中国潮流的是大范围的出国留学，吸收外国的经验，这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只能看看书，从书中了解外国的经验。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条件出国呢？
任：第一，我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吃饭、上学，总不能留学两年不管他们吧！第二，我英文不好，自学英文要花很长时间。又要挣钱又要补习英文，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此我目光短浅一点，没有出国。
《费加罗报》/Marc Cherki：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还是后来起的？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吗？
任：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起不出名字来，看着墙上“中华有为”标语响亮就拿来做名字了，有极大的随意性。华为这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因为“华为”的发音是闭口音，不响亮。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论要不要改掉这个名字，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叫得响亮。最近我们确定名字不改了。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这个音，不要老念成“夏威夷”。
《费加罗报》/Marc Cherki：中国在继续变革，您拥有华为1.4%的股份，您想怎样把您的股份传给子女？
任：中国在发生变革，我相信这个变革是有利于世界的。特别是近日范佩龙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会谈很成功，他们达成的决议是非常伟大的，规划了未来20年中欧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激动人心。亚欧两个经济体能发挥作用，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最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也非常伟大，因为推动中国国内的内部改革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在未来的10～20年中一定会发挥出巨大价值。如果中国真的能够繁荣，就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支撑作用。
我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个过客，我没想过什么身后事。我太太的观念是把儿女培养成有能力的人。她说前面十几年辛苦，后面一辈子都不苦。如果前十几前没有努力教育好孩子，后面几十年都是痛苦的。我赞同她的观点。我太太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妇女。（记者：有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我孩子的总体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记者：像比尔·盖茨）我没有比尔·盖茨有钱。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为什么你只有1.4%的股份，而不是更多，以便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经营？
任：为什么要持有更多的股份？能不能解释一下？难道我要一辈子承担企业的经营责任吗？迟早一天我会得老年痴呆的。总有后面的人比我们优秀，就让他们去管好了。后面人也会更辛苦，他们钱比我还少。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您在董事会里掌握的表决权是否比股份分量更重？
任：我们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根据股权比重。在董事会上我说得对，大家听取，我说的不对，大家反对，我们从来都是民主讨论。
《费加罗报》/Marc Cherki：说到国际化发展，华为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同事，这一点今后会不会变化？
任：我们国际化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出来。如果一开始就强调董事会国际化的话，今天会乱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向哪里走。我也不认为今天华为公司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还处于过渡时期，我本人也只是在过渡时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在逐步地使自己走向国际化。我们子公司已经开始有外籍董事了，如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会。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公司现在一共有多少股东，多少股份？
任：大概有7万多人持有公司股份。外籍员工持有的是一种TUP模式。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是否有外籍员工持有公司股票？
任：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应该是几千人，上万人。我们中方员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是真正股份，叫虚拟受限股。因为全球法律不一致，我们要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形式的要求。我们也不是上市公司，我们能做到的是利益分享一致。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从股权结构上讲，华为是否是合作式的股权结构？当员工离开华为时，是否要把持有的股权交回企业？
任：不一定。比如员工到了一定年龄，退休时可以自愿决定放弃还是持有。如果持有的话是要承担风险的。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员工所持的股份不能传给下一代？
任：不能。
《新工业》/Emmanuelle Delsol：您刚才说华为现在处在转型时期，你们在国外有很成功的发展，很多研发力量在国外。您觉得在哪些方面的欠缺，使你们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公司？因为你们面临一些网络安全问题。
任：转型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们还处在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国际化模式。所以我们在慢慢地寻找真正的国际化。
我们也不怕别人说我们什么不好。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不好。如果我们真正没有什么问题，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说我们不好。因此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要保持自己真正的好。
《新工业》/Emmanuelle Delsol：自从有了美国棱镜事件以后，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是不是好了一些？
任：对棱镜事件我们不关注。这个事件讲的是信息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更多是互联网公司的问题。我们做的是管道，就是传输信息的管道。甚至我们做的不是管道，仅仅是做管道的铁皮。自来水污染了，应该去找水厂，不应该怨铁皮。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你们是否有点像思科？
任：我们和思科还不一样。思科要比我们先进。全世界走向ATM技术模式时，唯有思科走的是IP模式。结果我们全部都走错了，就思科走对了。思科就站在全世界的前面，领先了世界。我们现在还创建不到这么高水平，因为我们还在走向IP的路上，在这条路上的创造能力还不如思科。
《观点报》/Guillaume Grallet：您刚才提到您年轻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书？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怎样？如果华为在某些国家的发展遇到困难，中美两国政府双边谈判时是否会谈到华为？
任：第一点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我没有其他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上网。我的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儿。
我们公司是个无足轻重的公司。我们在美国的销售额就是10亿美金左右，中国的出口可是几万亿美金。中国政府更多关心的是这个大数目对他们的影响。中国政府更多的关心是就业问题，大众的问题。我们本身是个民营企业，不具有什么高度的政治地位。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华为夹在中间产生影响的话，很难办，影响两国的交往不值得。所以我们决定退出美国市场，不再夹在中间。我们现在从美国市场退出来以后发展也挺好的。但是我们的手机在美国是有很好的销售的。不能说美国手机也有安全问题吧？因为软件是美国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做些合理的事情，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不去影响整个世界。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和您同一代的创业家很多以美国的韦尔奇为管理典范，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任：我没有受到他的任何影响，因为我不了解韦尔奇。我们学的方法是IBM的。IBM教会了我们怎么爬树，我们爬到树上就摘到了苹果。我们的老师主要是IBM。
《回声报》/David Barroux：法国和欧洲越来越有保护主义呼声崛起，特别是针对中国、针对电信企业，您是否担忧？对华为是否有影响？
任：我对任何一种保护都不担忧。谁也阻挡不了这个社会变成信息社会。信息流的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快，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流量越来越大时，主要是看谁有解决疏导这些流量的能力问题。我认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当前在疏导流量方面华为的能力是强的。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可能都要采用华为的设备。我们不能保证别的企业以后不会超过华为。我们在组织上变革就是要使华为的人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新兴的公司竞争的能力。
《观点报》/Guillaume Grallet：您这次来是准备要见法国数字经济部部长、工业部部长、奥朗德总统？
任：我这次来没有奢望见总统。见了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我已经很兴奋了。我们在法国的发展，未来将新增三个研究所：第一个是美学，研究所关注于色彩学，法国在色彩学上的积淀可以帮助华为的产品改变形象。第二个是数学研究所，未来的数字世界流的数据大得不可想象，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大的流量的。自来水在管道里面分子是一样的，从这个支路到那个支路流动的都是水。巴黎的自来水管网就非常复杂了。而在信息管道里面流的每一个分子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分子必须准确流到他想去的地方。如果，这个信息流比自来水大千亿倍，信息管道比太平洋还粗，怎么办。我们就打算在数学领域加大投资，用数学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流量下的管理办法。我们十几年前在莫斯科投资了一个数学所，数十名数学家帮助华为的无线发展成为全球一流，也使华为从落后公司变成世界先进公司。我们觉得面对未来的大数据业务，数学能力支持不够，因此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大的数学所，希望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第三个是芯片设计中心，现在芯片技术美国最发达，我们在设计水平上已经达到了美国水平。我们想继续加大芯片投资，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您一生为人低调，媒体见得不多，为什么今天您这样做了？而且选择在法国？
任：我一贯不是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领导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
我很重视中欧关系的解决，华为和欧盟关系的解决。我在英国等很多国家都会见过媒体。法国代表处老是叫苦，说你不出来见媒体我们不好做工作。我就说，有空我们就见见，只要你们不歪曲报道，我们就是朋友，以后有空可以一起喝下午茶。如果你们专门盯住我讲错哪一点呢，那么下午茶时我就会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呆坐在那儿，就不会像小孩打打闹闹那么随便。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忽略细节，一起浪漫呢？
我今天的飞机马上要飞罗马尼亚，所以不能和大家多聊了。欢迎大家今后到公司去。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