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集会的人比预计得要多许多。鲍国安到达四行仓库时，高楼投下的阴影里已聚集了黑压压一片激动的年轻人。他举目眺望，见好友曹家杰和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十几个同学正朝自己挤来，忙迎上前打招呼。他悄声问道：“怎么才来了这么几个人？”曹家杰说：“可能走漏了风声，好几位校董守在校门口，那些态度犹豫的便缩了头。”“真是不可想象，那些人难道认为自己可以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鲍国安低哼一声，手指越聚越多的人群说，“你看，各校的学生都在往这里赶来。穿长衫的可能是老师，而许多不穿学生装的大概都是社会青年和市民。今天游行的声势一定会非常浩大。”曹家杰说：“前数次游行的效果不错，申报大公报等都作了长篇报道。我们这次全市学生联合会举行的大游行也一定会成功的。”“对，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鲍国安和曹家杰相互击掌鼓励。
“鲍国安——曹家杰，你们都来啦。”叶晓珍挤过来打招呼。“你们圣芳济书院来了多少同学？”鲍国安问道。“你看——”叶晓珍很自豪地指了下跟在自己身后的蛇形队伍。“还是你行。”鲍国安和曹家杰看着比他俩稚气些的许多面孔说。叶晓珍是圣芳济书院学生会的干事。一·二八事变后，鲍国安加入志愿救护队到宝山前线救治伤员时认识了她，对她说话果敢且又细致的处事风格很有好感。他得知叶晓珍小自己几岁，且又来自浙江绍兴，这和来自宁波的他更多了一份文化背景的认同。当接到全市学生联合会欲举行反对国民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而举行大游行的通知时，他与曹家杰商量了下马上转告了叶晓珍。圣芳济书院只是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完全中学。鲍国安以为叶晓珍能带几个同学来已属不易，殊料她竟召集到了上百号人。震旦大学医学院总共没几十个学生，而圣芳济书院却有黑压压一操场人呢——想到此，鲍国安抿嘴微笑了下，但他还是佩服叶晓珍的组织能力。
“来了来了——”四行仓库西面传来一阵骚动。人群自动分开，鲍国安看到市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和总干事等朝这边走来。那都是些高年级的学生，来自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圣约翰大学等等的名校。他们没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见几双大手在空中挥舞了下，那些等候着的学生都像变戏法似的，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标语横幅，展开了就涌往马路中间。人群蠕动起来，前边的人拐上了泥城桥(今西藏路桥)。鲍国安和曹家杰护卫着圣芳济书院的学生们跟了上去。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进来，行道树下有无数表示声援的市民，不见首尾的游行队伍几乎占满了整条马路。
当游行队伍转入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往东行进时，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密如森林般的拳头举了起来——“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学生和民众怒吼汇成的声浪在高楼耸立的大马路上激越回荡着。有人跳上台阶发表演讲，那场景煞是激动人心。曹家杰观察一会说：“都是各校自己围成圈的。”叶晓珍说：“鲍国安，我们也选块地方开始演讲吧。”鲍国安说声好，曹家杰就选中先施公司门口的一处空地。他和同学们簇拥鲍国安和叶晓珍登上台阶。叶晓珍先领呼了一阵口号，鲍国安接着发表演讲。他列数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我东三省和华北大片国土的狼子野心，又讲述自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在宝山前线救护伤兵的亲身经历，说到痛心疾首之处，不禁流下悲愤的眼泪。叶晓珍指挥圣芳济书院的同学唱起了电影《桃李劫》的插曲。
一小股人忽然从弄堂里窜出来袭扰游行队伍。有人说那是日本特务日本浪人。众人说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有体魄强壮的学生上前围住他们斗殴。响起了警笛和马蹄声。公共租界的巡捕驾驶警车，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皮鞭冲击游行队伍。华界警察则吹着警笛跟在后边嚷嚷散了散了，再不回家就抓到警察局去。游行队伍开始四下溃退。鲍国安和曹家杰正引领圣芳济书院的学生退往横马路时，有华界警察指认他俩也是为首分子，旋即有骑马的巡捕冲了过来。鲍国安和曹家杰撒腿就跑。他们钻进小弄堂，翻过围墙，乘房子的主人一愣怔，马上穿过底楼，从后门来到了另一条横马路上。也有租界巡捕和华界警察在追捕学生。鲍国安和曹家杰专拣小弄堂跑，一直跑到苏州河边上，连滚带爬钻过泥城河桥南堍的桥洞，方才甩去了身后的巡警。
曹家杰掸去衣服上的泥巴，鲍国安则去掉了身上所有的学生标志。两人往南急走，来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远远看见震旦大学校门口军警林立。他们情知不好，马上从冷僻处扒开竹篱笆，从窟窿里钻进了校区。他俩哈着腰，挨着绿化带疾走，从侧门进入自己居住的学生宿舍。他俩换好衣服，凭借对地形熟悉，从曲里拐弯的走廊来到学生活动室。近期这学生活动室成为学生会的议事处。鲍国安和曹家杰进入房间，里边已有同学在向没参加大游行的人讲述那气势如何浩大。
见他俩到来，众人围上来询问校门口的军警有何意图，都说今天的事有些蹊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还有华界的警察怎么串通了一起阻扰学生的抗日游行。曹家杰气愤地说：“帝国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鲍国安你说是么？”鲍国安说：“肯定是美英法为保全在中国在上海的既得利益，和在西欧一样执行绥靖政策。是战是和，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暧昧态度。”大家嚷嚷还要举行第二次学生大游行，曹家杰将手指放到嘴边嘘了一声。众人安静下来，果然听到有皮靴声朝学生活动室走来。鲍国安拉开一条门缝观看，一位年长的教师正被一队荷枪的警察押解着在挨门搜查。从那教师回头一瞥的神态中鲍国安理解了他正拖延着警察的时间，让在活动室里的学生快躲起来。鲍国安说了情况，大家打开二楼窗户，爬出去顺着水落管溜到地上。
学生的行踪被巡逻的警察发觉了。他们端着枪吆喝着围拢过来。大家四散逃逸，但还是有人被警察逮着。鲍国安和曹家杰狂奔到路边，刚翻过围墙，在校外站岗的警察听到警笛包抄过来。两人分头奔跑，曹家杰说了声到什么地方见面，一眨眼就被警察抓往。鲍国安跑过一条横马路，见一人力车夫正探头探脑往学校方向眺望，他跳上车吩咐快去虹口。那车夫知警察在抓学生，正担心市面混乱没了生意，忽然有人跳上了车，他便往东北方向疾步奔去。
待车夫按指点绕小马路赶到圣芳济书院附近，鲍国安看到校门口也站满了军警。他下车打发了车夫，整了下衣衫欲进入校区，可他被警察挡在了门外。他绕到最靠近叶晓珍宿舍和教室的竹篱笆外窥探，希望能见到她，但不见踪影。他返回校门口等着，感到肚子饿了，于是到斜对面的点心铺里要了一客生煎馒头。他调了醋吃着点心，听旁人议论说全怪那日本畜生，占了东三省还来打上海，弄得工人没活干，学生上街大游行。看对面，好好一所中学，开学没几时，现在倒又要放假了。店主也唉声叹气，说有学生上课他这点心铺才有生意，若学生放了假，靠走过路过的几个人他是没法维持下去的。校门口忽然喧嚣起来。鲍国安看到不少家长神色不安地赶到，有学生被带出礼堂。在校董和警察的监视下，家长们带着子女陆续离去。人散尽了，警察也撤了，可鲍国安还是没见到叶晓珍。
鲍国安离开点心铺径直走向校门口。门役是认得他的，哈着腰招呼道：“鲍二先生，今天你怎么有空来学校的？鲍大先生刚才还派徐阿贵来打听过你呢。”“他派徐阿贵到这儿打听我，为什么？”鲍国安问道。门役左右顾盼了下说：“鲍大先生知道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总是带着我们圣芳济书院的中学生一起参加大游行的。鲍大先生是担心鲍二先生有没有被巡捕抓去。”鲍国安挺了下胸膛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嘛。”门役又哈了下腰说：“是是。鲍二先生站在这里，那肯定没被巡捕抓去啰。”
这鲍大先生就是鲍国安的哥哥鲍国良。鲍国良当着怡和洋行五金分行的买办，平时热心公益，对学校捐些钱款，圣芳济书院便把他尊为校董。鲍国安又毕业于圣芳济书院，对全校情况熟悉，他正要问门役，听得传来两下击掌声。鲍国安看到圣芳济书院的朴方庭校长正站在教师办公室的二楼向他招手，他便向那幢小楼跑去。朴方庭校长在楼梯口迎着鲍国安，说：“我知道你是来打听叶晓珍的。可她从早上离校后没再回来过。”鲍国安焦急地问：“那和她一起走的其他同学呢？”朴方庭校长说：“有的回来，有的也没回来。估计你已经看到了，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提早放假，以免学生滋事，刚才通知得到的家长都来带走了学生。”看着空荡荡的校园，朴方庭校长也有些伤感。还兼任着守真堂神父的他满脸慈祥地对鲍国安说，“叶小姐虽然年轻，但很有主见。让我们一起为她祈祷吧。”
棉絮一般的浓云掠过怡和洋行大厦，鲍国良正站在忽明忽暗的窗口前眺望着市区方向。西边被无数高楼挡住了视线，他看不到大马路上正发生着什么。鲍国良看得到的只是大楼下的外滩，许多人在无声奔忙着，还有黄浦江码头边泊着的货船也在无声波动。江面上浊浪翻腾，有张帆的木船如树叶般在波浪间飘忽。远处一艘轮船驶来，仿佛欲宣示那庞大的体积，发出相匹配的一声沉闷而厚重的笛鸣。
大理石镶嵌的壁炉上，无线电正播放着本埠新闻。当播音员读到本市多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上街举行抗日游行时，鲍国良踱到无线电旁侧耳倾听。新闻并非时评，文字非常简短，也没提及震旦大学医学院，但鲍国良凭直觉知道鲍国安一定参加了游行，肯定召集了部分圣芳济书院的学生，肯定还是个为首份子呢。他多次见过的警车呼啸而来，巡捕和警察抓往一个个年轻人塞进车内的场景掠过脑际。这次鲍国安很可能成为了他们中的一个。不行，他做哥哥的要阻止这一切发生。他抓起写字台上的铜铃摇了一下。
司机兼仆役的徐阿贵走了进来。主仆两人乘内部电梯来到地下室，鲍国良说顺四马路(今福州路)往西开，徐阿贵便发动了奥斯汀轿车。到浙江路路口时看到了学生队伍，鲍国良拍了下座椅，徐阿贵马上在路边停了车。鲍国良戴上墨镜下车，径直往北边走去。他企盼自己的运道好，企盼在学生队伍里恰巧就碰着鲍国安，这样就能牵了兄弟的手乘车回家。鲍国良来到大马路上时，游行队伍正如潮水般涌来。成千上万的学生中，哪里就轻易找得着兄弟了。他伸长脖颈张望，冷不防响起了警笛声，又看到警车和骑马的巡捕冲击游行队伍。有人还在嘶哑地呼喊口号，有人迸发出挨了皮鞭的凄厉哭泣，纷乱的人群朝自己压来……鲍国良怕被学生当做密探遭一顿暴打，又怕被巡捕当成是支持学生游行的大学教授而拘入监房。他返回黑色的奥斯汀，无可奈何地说：“阿贵，我们还是回家吧。”
徐阿贵知道横穿大马路可能会惹来麻烦，于是绕道外滩，走外白渡桥回到了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同庆里。鲍国良下了车推门而入时，陈婉芬也正听着无线电播放的本埠新闻。她见丈夫回家，忙从藤椅上起身相迎，帮丈夫脱下西服，挂到衣架上后问道：“今天这么早就回家了？”“新闻你也听了？”见妻子端来了咖啡，鲍国良喝了一口说，“我是担心国安，特意让阿贵开车到大马路察看了下。”“那么多学生参加游行，你到哪里去找国安。”陈婉芬叹着气说。“是呀，那么多人，哪里就能恰巧碰着了。”鲍国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坐下了又起身，并说，“婉芬，你再调调别的电台，听他们都报道了些什么。”陈婉芬调电台时，鲍国良朝后院喊了声阿贵。正在汽车间擦拭轮胎的徐阿贵应声前来。鲍国良吩咐道：“你开车去各租界的巡捕房打听一下，二少爷有没有被巡捕抓着。如果人在拘留所里，你赶快回家告诉我，让我想办法营救。如果巡捕房中没人，你再去一下震旦大学医学院，找些熟人打听清楚。总之要找到二少爷并带他回来。”徐阿贵应一声知道，开了奥斯汀重新外出。当汽车引擎声消失在弄堂口后，客厅里显得有些清静。各波段的电台在报道学生大游行时用词都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