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编”《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换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有什么权力如此强加于人呢？对此倒应该奉劝他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时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程冠生说你何必要和他这样的人搅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为个什么副社长头衔吧。我苦笑笑，无话可说。在这种时刻说一句符合客观又不失表白的话是不易的。不便说的话只能压在舌头底下。我说S大田野来演讲我想听一听，你呢？程冠生说他也想听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嘛。我说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厂下稿吧。程冠生说这样好，可以加一则田野来K大演讲的消息及有关反应的文章。我说就事件而言是应该的，只是版样已经划好，再做更动是挺麻烦的事。程冠生说改改看，不行就加个插页。我问你是说加个号外？程冠生说叫号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虑说作为号外出现是否太郑重了？太夸张了？程冠生说我不这么看，在当前形势下田野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做她坚强的后盾，不能让她单枪匹马地和那些老左们干，老左们四处散布她的演讲背离了社会主义，说她是反革命，真是岂有此理。我说要不等听过她的演讲再定吧，这样有的放矢。
程冠生突然想起什么，说周文祥我还有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我听说田野手里有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可以向她借用一下，在特刊上一起刊出来，影响一定很大。我听了一下子冲动起来，说这样好。想想又说这份报告属党内高级机密文件，田野怎么会有？程冠生说田野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她从男友那里得来。我说我们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未见得她会给。程冠生说相信她会给的，不给她就不是田野了。我说假若不给的话也有办法，可以去资料室翻英文报纸，听说纽约时报曾发表了这篇文章，找到请人翻译出来就成。程冠生说对。
走出食堂程冠生问我去教室还是回宿舍，我说去女生宿舍找冯俐。程冠生笑笑说看来你们已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耳。我说没这么严重，我找她有正经事。程冠生说恋人之间还分得出正经不正经的事？比方亲亲嘴是不是正经事？我说要亲嘴也不能大白天去找人家亲呀，我去是让她参加今天的田野演讲会。程冠生说看来你很希望冯俐能成为K大的田野。我说净胡扯，她成不了田野，我也没这个奢望，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在这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落伍，如此而已。程冠生说既然这样何不让冯俐去找报纸并且翻译出来，以此把她拉上战车。我一听觉得程的意见可取，便答应去同冯俐讲。
没找到冯俐，给她留个字条在铺上。去教学楼的路上碰上系总支书记范宜春，范知道《大地》的事，问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我说今天下厂，一周后差不多就能出来。范说出来一定给他一本看看，他说尽管他没参与，可毕竟属中文系的整风成果。我听出他的态度与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党组织态度的变化。我问范对田野演讲怎么看，提倡不提倡师生们参加。范说校党委对田野来演讲原则上不反对，系总支也是这个态度，师生们参加与否也不予干涉。我问他本人是否参加。他说他和孟广琦要为下午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做准备，就是想参加也参加不成了，可能会委派几位同志去听一听。我向他询问可否列席下午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他说你作为《大地》的主编可以列席。
教室里十分热闹，全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在，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争论问题，问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是一桩历史冤案。见我来了有人立刻让我发表见解。我连忙挥手说我还有事恕不参辩。离开教室回宿舍拿记录本，准备记一下田野的演讲要点。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躺在床上看书。自从停课，李德志的全部生活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食堂)。别人风风火火投身运动，他优哉游哉当逍遥派。我从心里有些瞧不起他。我故意大声嚷：李德志起来。他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到我身上，问：到午饭时间了吗？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刚吃了早饭又想午饭，你快成了酒囊饭袋了。他不在意我的讥讽，又重新看起书来。我说快别看书了，和我一块去听田野的演讲吧。李德志哼了声说她出的啥风头呢，迟早要倒霉的。我挖苦说这也是你那劳什子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么？他说不错。我说你没推导自己是什么结局呢？他说推导了，同样倒霉是结局。还有你，你也是。我说去你的。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日。在北方这是一个节日：小年。犯人有点像小孩子，盼着过年过节，既然不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心中切望。老监号崔老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交底说狱方并不把小年当节，伙食照旧。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但这一天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缕阳光的问题上两个犯人发生了争执，等候的那个犯人说已经到了他照射的时间，而正照射着的那个犯人说时间还不够，先是唇枪舌剑，而后便扭打起来，如这类事情的所有结局一样，是崔老将这场战火熄灭。接着的一件事是管理员进来宣布今天有外国友人来参观监舍，交代了一些必须遵守的事项，如外国友人进来后不许乱说乱动，要有礼貌面带笑容。还有，事先要清理监舍和个人卫生等等。外国友人是安排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入监舍的，在这之前管理员抬进了纯玉米面窝头和炒鸡蛋，交代说必须吃得文明，不许抢，谁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就处罚谁。犯人们盯着放射着金子般颜色的饭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贼亮，不动声色地快速往肚里吞咽。
一会儿几个深褐色面膛的外国人在监狱一干人等的陪同下进到监舍(后来知道来参观的人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随从)，参观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友人们站在门口朝正吃饭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赞许地点点头，便转身出门，往别的监舍去了。大门刚刚关闭，只见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脸憋得青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叫饭噎住了。几个人撂下碗筷奔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揉胸抚背，却不管用，眼见得地工的眼珠一点点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报告管理员，就立刻有人高喊报告。管理员恼怒道好饭好菜也堵不住你们的嘴么？！等他知晓是有人快让好饭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将人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就抬走了。没过多会儿，管理员回来黑着个脸宣布：帮曲文曲把东西收拾收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坐过监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管理员宣布给某人收拾东西，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管理员走后人们议论起来，大部分人的见解是曲地工临死做了个饱死鬼，不冤。这种话用在别人身上很无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说得过去。因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曲地工确有些惊世骇俗。
每每吃过饭后他便把吃下的饭从胃里倒回嘴里，做第二次咀嚼吞咽，像牛反刍那般。他的理论是这般在感觉上是吃下了双倍数量的饭。无论如何，对于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难受，我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了死鬼。而且死得这么“他妈妈的”。近些日子狱方加紧了审讯，犯人像跑马灯似的往审讯室跑。24号监房又转走几个犯人，转北京监狱，没有放回家过年的。补进来的犯人中有个姓陈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个冤枉，惹得大家心里很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孝子。孝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很感激崔老，不时以胃口不好为由将自己窝头掰一半给崔老。崔老自然能体会他的心情，每回都坚辞不受，并开玩笑说这里的人什么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没胃口的病。不知什么原因，对孝子的审讯很是频繁，顶多隔一天便审一次，每次回监房情绪都极其低落，有时还面有泪痕，像在审讯中受到严酷折磨似的。有人想探听一下他的案情，他守口如瓶，说狱方不许有半丝透露。这越发使大家感到神秘。另外近来狱方也加强了对崔老的审讯。且每次审讯的时间都很长，去得早，回来得晚。
大家都在替崔老担心。也知道崔老一向忌讳提自己的案情，便不多问。频繁的审讯使监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压抑，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既包括受审的也包括不受审的。屈指一数，我被关押已一月有余了，从头一次审讯之后，我便严格按照审讯员的要求每时每刻都陷入回忆之中，特别是在记忆中搜寻他们指定的那几个日子。这个过程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原来并不属于自己，属于别人，属于与自己构成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其他人。孩童时期属于父母，属于爷爷婆婆姥爷姥娘伯父伯母叔叔婶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学生时期除上述之外又加上了老师和同学，具体到我作为K大学生这一时期，我更属于冯俐、程冠生、范宜春、孟广琦、姜池、吕浩明、苏英、汪海、毕玉胜、常林东、古好义……甚至还属于热衷自己和自己交手的李德志。而此时此刻在这草庙子胡同26号看守所24号监室，我则属于管理员、审讯员、武警战士、崔老、将军、小咬、臭虫，甚至还包括心怀不轨的“小日本”和哭丧般哭哭啼啼的孝子。
而在以后我一旦离开了这里，我又会属于检察官、法官和新面孔看守新面孔警察及新面孔狱友……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和以后，我都无可逃遁地属于这些“关系人”。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些关系人的愿望和要求，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中间有的是我乐于接受的(如冯俐要我做恋人、程冠生要我做诤友、同学们要我做主编)，也有的是我不乐意却又拒斥不掉的(如范宜春、孟广琦要我做右派进而升级为现行反革命，这里的管理员审讯员要我做守狱规坦白认罪的好犯人)。这一个月来我绞尽脑汁苦苦回想过去，说穿了就是想做一个符合狱方要求的好犯人。我不属于自己，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得继续想、好好想，不容遗漏地想，这就好比用一张口眼细密的大网将记忆深处的鱼虾鳖蟹一网打尽……确如程冠生所说，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也使我很激动)，是指她毫不犹豫地将“秘密报告”借给了我们《大地》编辑部，对我们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说现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只要对社会有益，她乐于“捐躯”。为此，我和《大地》编辑部的同学们做出出特刊的决定，随《大地》一起印发。
午饭时在食堂没有见到冯俐，由此也证明她没有参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讲会。我有些失望。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范宜春孟广琦两书记主持。会议一开始冷场，范宜春做启发性发言，我一点没料到他把话锋指向了我。他说从本系的运动发展来看教师落后于学生，接着他把眼光转向我说比如五四级四班的周文祥同学，是他首先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对推动全校以至全国的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他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地》，据说创刊号很快便能面世。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能如此对党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作为师长的怎能甘居落后呢？坦白地说听了范宜春这般说我心里不免窃喜。他毕竟是系党总支书记啊，他的话代表党的声音。党认可了你的行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了你可是很不寻常的啊。我发现很多白发老教师都侧目向我看，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范宜春这番以学生激老师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师们开始发言了。教我们哲学的秦仲俞教授打了头炮，他说既然党态度诚恳地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沉默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上午S大来的女学生的演讲说起吧，我去参加了。
开始是好奇，心想一个未出茅庐的丫头能有多少货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听了不一会儿，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黄毛丫头，是理论家。我觉得她确实了不起，她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水准。比方她谈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国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党委清除“三害”，并且大张旗鼓地通过整风运动来清除“三害”，但产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里呢？她指出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说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觉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于是沿着她的思路我们便不得不这么想：党愿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没有决心改变，那么清除“三害”便无从谈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风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此我不想反驳，拭目以待吧。范宜春微笑着对秦教授说：秦教授这头炮开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嘛。接着发言的是教现代文学的李教民教授。他说我步秦教授后尘，也从田野的演讲说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开始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一开始则持欣赏的态度，因为我在S大的一个学生听过她的演讲，学生对我谈到她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精辟，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