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李德志一个人在。我赶紧换下湿衣裳，找一条干毛巾擦头发。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倒了一杯热水喝起来。李德志趴在桌前写什么。我问他别人都到哪里去了。李德志说大概都在教室写大字报吧。我一想回来的路上确实看到各教学楼都灯火通明。这一两日学校的整风运动已达高潮，从系、班级到个人几乎没有死角。想到死角我的眼光又不自觉落在李德志身上，我问李德志你咋不下棋了呢？他摇头苦笑一下，说再下棋没准会被开出K大呢。我说咋这么说？他叹了口气，说今天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过话，态度很严厉。批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警告说对整风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这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最后又说K大是共产党的K大，要想当K大学生就不能和党离心离德，否则后果自负。这不是暗示如果我继续消极最终会被开除学籍吗？我听了心里有些不平，心想这位总支书记肯定是迫于数学系的整风落后于其他系的事实才这么威胁李德志的。如果在今天以前，我也许只会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些生硬简单，出于对李德志的关心甚至我这个局外人也会劝告他要积极投身运动。但今天听了冯俐所谓“内部指示”的事，我就对那位总支书记“赶鸭子上架”的做法很是反感。
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料想像他这一级干部是看不到“内部指示”的)，起码那种危言耸听的言辞也是很不正派的。我问李德志在写什么，他说明天系里举行专题座谈会，总支书记点名要他发言，说这是对他想不想以实际行动回到党的怀抱的考验。既然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后退的路了，发言就发言吧。于是我明白他是在写发言稿。我不再说什么，倒在床上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可一点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乱成一团，从饭馆谈及“内部指示”谈及《大地》撤稿又想到冯俐的雨中拥抱，最后又想到刚才李德志的一番话，我不由侧目看看正“幡然悔改”埋头写发言稿的李德志，只见他眉头紧锁，脸若苦瓜，干这一套确不是他之所长。与他相比，我已是是非之人，我写了K大第一张大字报，参加了绿叶文学社，还当了《大地》主编。
假若“内部指示”属真，我自是难逃干系。而李德志则大有不同，他尚属“清白”之身。既然前景叵测，清白就不妨清白到底。对他而言这才是明智之举。而此时此刻也正应那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同舍好友，按说我应该向他指点迷津，阻止他在这种情势下陷入泥沼，但又苦于实话不能实说。我苦苦思索该怎样进入话题，忽然灵机一动，我翻身从床上坐起，冲他说李德志你陪我下一盘棋吧！他听了迅即转向我，那一刹脸上惊且喜，问：你想下棋？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我说我心里闷，想下盘棋解解闷。他想了想，得了吧，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下，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说只怕是你和自己过不去哩。
他听出我话中有话，问：我咋和自己过不去？我想既有心说了不妨再进一步，我说你何不用那套公式算算我和你下棋是和你过得去还是过不去？他说不用算，过不去。说到这儿，黄伟和董建力推开了门进屋，衣服都湿了。进屋后两人从各自的衣服里面抽出一卷写好的大字报。我问程冠生在不在教室里。黄伟说和我们一块回宿舍了。我立刻起身去找程冠生。在三楼走廊上我把所有的事毫无保留地倒给他。他听了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他的结论使我感到欣慰，却并没完全消除我的疑虑。我再次向他强调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他说只要不是听毛主席亲口说他就不相信。说完又补充一句：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意在污蔑毛主席，意在破坏整风运动。如果前提确实，他后一个结论自可以成立。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撤《大地》的稿？他说不仅不能撤，还要督促印刷厂早点印出来，按计划明天看校样，我的意见是不要拿回来校，咱俩一块去，在那里坐镇校对，校完即可付印，能节省许多时间。我说好吧。
——二十八日，早晨起来雨过天晴，夜雨没有浇熄熊熊的运动烈火，各处新张贴的大字报掩盖了校园雨后遗痕。在食堂里一眼便见到了冯俐，我端着饭走过去，与她同桌吃饭的女生们一如往常见我便含笑走开。我亦笑笑向她们表示致谢。冯俐显得神情恍惚，眼圈发黑。她看我一眼，问我着凉了没有。我说没有。她掰了一块馒头递给我，说她吃不了，让我帮她吃。我接过来。问她今天干什么。她说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说你想怎样？她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问有事吗？她说你不能再继续滑下去了，得离开。这时她用异常温存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听着，到了舅舅家给你自由。啊，自由。自由这字眼是我和冯俐之间的专用词汇，我当然能够明白此时冯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
我顿时热血沸腾，心猿意马起来。要不是已讲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我会马上丢下饭碗与她直奔校外。她见我不语，问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说出要去印刷厂的事。她半晌不语，一口一口喝着稀饭。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过会儿她放下碗叹了口气，说：从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随和，而骨子里却很强硬，谁也别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随你吧。她说这番话声调平和却透着伤感。我问：你要一个人去舅舅家吗？她说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问：为什么？她的眼里闪着泪光，说：我欠你的。我一时不解，反问道：你欠我什么呢？她低下头，哽咽着声音说：别问了，以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无论要做什么须提前告诉我，你写大字报座谈会发言，写什么说什么都和我说一说。我说行。她说别食言。我说保证不食言。
去印刷厂。一进车间便感到气氛不对头，排字班的工人师傅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程冠生说师傅们我们是K大学生，是《大地》编辑部的，来校对清样。请问清样出来了吗？一个五十多岁的长形脸师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稿件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我和程冠生对视一下目光，然后走到案边翻看稿件，我说就是的，清样在哪里呢？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很端庄的女工厉声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别指望我们给你们印刷。这话一下子使我们明白《大地》的处境了。程冠生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是完全出于党的要求不是反党。长脸师傅大吼一声：住嘴，别以为我们印刷工人不认识字，不认字当不了印刷工人，你们污蔑党，破坏党的威信，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纸黑字，瞒得了谁？！这时许多工人从车间各个角落聚拢过来，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觉得眼下有点“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景况，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说既然师傅们误会了我们也不勉强，我们回去了。
但工人不放我们走，将我们围堵在车间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挤，边挤边说请师傅们让我们走。那长脸师傅似乎担任着什么职务，发号施令说：同志们，我们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决不能听任反党分子对党进行攻击，现在我们召开现场批判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深批透(后来知道这个说印刷工人和党心连心的长脸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长脸师傅的话音一落立刻就有几个强壮工人扯着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将我俩提到一辆平板车上，车体晃动使我们险些摔倒。呼起了口号。居高临下，我看到四周黑压压挥动着拳头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头会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击，我似乎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或许是今后命运遭际的预演。工人们开始批判，一个接一个发言。高亢的铿锵的尖厉的男声女声在高大车间里形成强烈的回响，就像一场骤起的风暴，在这风暴中我能分辨出来的惟有两个字：反党反党反党……直到从厂里狼狈逃窜出来这两个字依然在耳畔轰响。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这一天，我多么惊喜……
过了春节，北京的天气渐渐回暖，放风的院子已见不到雪迹。仰望方天，满眼碧蓝。日光已能在放风时间里将犯人的棉衣晒透。这使我们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实也无须多求，一碗饭食一缕阳光而已。
对我的审讯继续搁置。看到同监犯人频繁提审我竟然有一种受了冷落的感觉。我已通过陈管理员向审讯员报告，说我已经回想起他们要我说清楚的那几个日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还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继续回忆)，但案子的悬而未决确实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审才能早结，我盼望早早出狱。我也坚信能够出狱。可审讯员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将我忘却，或者有意将我丢在这里让我备受煎熬。崔老看出我的烦躁情绪，一再劝我要安下心来，说且不可太乐观，任何时代的衙门都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分析当局将我弃之不审大致会缘于两点，一是共产党对右派反革命进行刑事量刑的尺度尚未制定出来，作为执行者的司法机构无章可循，只有等待；二是司法机构正致力将陈年积案了结，以便腾出手来处理大宗的右派案件。以草庙子胡同的实际情况而论，我觉得崔老后一种推断是贴谱的。年前年后狱方确是加快了对历史积案的处理。员外、将军等一拨历史反革命已审毕转监，离开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余下的人也正在加紧审理，其间也包括崔老。崔老对自己的案子依然守口如瓶，仅从他被看押的时间也能猜到他案子不同寻常。
最近，监狱为敦促他交待问题，除正规提审，每回提审之后还发动监室里的犯人对他进行“帮助”。犯人批斗犯人叫“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在狱中已司空见惯，我来之后也多次参与对别人的“帮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做法会给犯人造成压迫，当局把你当成敌人，狱友又把你当成敌手，轻则恶语辱骂，重则拳脚交加，这时你就会感到天地间一片漆黑，没一丝光亮，会感到绝望，觉得没有了活路。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俯首就范。不仅“竹筒倒豆子”交待自己的问题，还会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当然，这种“互相帮助”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犯人，有的犯人神经磨砺得犹如一团橡胶，抗击打抗腐蚀，拉则长团则圆，死猪不怕开水烫，如同崔老将军这类老油子犯人。崔老更见乖张，他是24号监房的犯人头儿，平时恩威于众，关键时刻便见出功效：开他的批判会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批判者看似声色俱厉实则装腔作势，更没人敢动崔老一根汗毛。批判会过后又暗中向崔老道歉，崔老的反应仅是淡淡一笑，道一声知道。后来狱方也“知道”，知道犯人都在自觉维护崔老，知道批判会仅是走过场，完全不起作用。为改变这种局面，狱方宣布撤掉崔老狱头头衔，让他当普通犯人，然后再“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