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前后半个月，水塔建成了，高高屹立在场部后面，比最高的树还高许多。站在脚手架上能向四外看得很远。我久久向南方望去，眼光不离半山坡上的一小片树林，那就是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妇女队驻地，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我老是觉得冯俐就在那里。对此我也询问过李德志，他说因缺少与妇女队接触的机会，因此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冯俐。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我让李德志回去便想法打听，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发生一桩事故”这说法有点轻描淡写，似乎最多是有人打破了头或者摔坏了腿。事实是有人送了命。从脚手架上一头扎下来，当场断了气。对此人的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不是事故，是自杀。根据是身为前北师大历史系讲师的死者有自杀未遂的前科。我问李德志怎么看。他说自杀的说法能站得住脚。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讲师死得真是太聪明，从施工现场坠地，方法既简便易行，又模糊了事故与自杀的界限。不仅自己身后不落个罪名，也避免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转念一想，一个人能这么聪明地死，为何不能聪明地活？像李德志和大多数同类那样？9月10日：从今天开始调整了作息时间。记下以督促自己。
起床6：30吃饭7：00出工7：30收工11：30开饭12：00再出工1：00收工5：00开饭5：30学习6：30结束8：30熄灯9：00——其实，记下作息时间也无实际意义，因为所有活动无须自己把握，到时候钟声吆喝声如雷贯耳，一声令下立刻行动，就像一群被放牧的羊，羊们还需要知道个作息时间吗？无需，只要能听见羊鞭就行。
9月13日：吴启都调到我们四班。我向班长竹川询问吴启都的情况，竹川说他也不太清楚，但队长交待说吴的思想负担很重，须对他格外注意。
——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吴启都的情况没人比我更了解，我写的向班长竹川询问情况，不言而喻也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前面说过，劳改当局对犯人之间的老旧关系戒心很重，因此熟人相见多装着不认识，这样会减少许多麻烦。吴启都原本在一大队，是李德志告诉我他在这里，可一直没见到他。他比在学校时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又老又瘦，三十几岁居然像个小老头似的。要不是鼻梁上还架着那副标志着知识的眼镜，就完全是一个农民形象。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不是农民又是什么？甚至连农民都不如的。
那天佟管教在队前训话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知识就翘尾巴不服管教，你们知道吗，那些鸟学问啥个圆周率3.1416呀，水是由氧子和氢子组成的呀，啥个电话一秒钟能跑三十万公里呀，在这里知道这些统统没用处。你们得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学抡镢头抡锄头，学间苗学撒种学浇地学施肥学捉虫，知道吗？得学这个，这些才是真正的对党和人民有益的知识。佟管教话说得虽不中听，却也是大实话。你干的是农民干的活，却不情愿将自己视为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在劳动农场改造，目的就是将你改造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民的思维农民的心态，甚至还包括农民的形象。刚见面别的情况不知，仅以形象而言吴启都的改造还是大有成效的。
9月16日：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高干突然放声恸哭，班长竹川上前询问，高干说今天是他十一年前入党的日子。因此想起来伤心。他的话感染了另一个同样被捕后也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跟着哭了起来。党员就是党员啊，当了犯人也比别人觉悟高。
——高干的本名叫高千，因书写的原因管教在队前将千字读成了干，再加上他被捕前确系国家干部，高干这外号就属于他了。大伙只知道高干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判刑的，刑期三年，比我早到几个月。从刑期上看案情不会太严重。高干平常确有一副干部派头，只要管教不在眼前，他说话就哼哼哈哈的，打官腔，好像别的犯人都是他的部下。平时囚衣总穿得很整齐，有了褶皱赶紧理平。每天刮一次脸，洗完脸擦马牌香脂，学习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做总结性讲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有板有眼；如有管教参加学习会，发言水平会更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管教都傻眼。据说他有意取代竹川担任班长，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逞。反正大伙是反对的，现任班长竹川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宽松也很关照，要是让高干管起事来，那大伙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我发现高干的哭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哭，流了许多泪。他伤心是肯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往日堂堂的党员干部现如今连个犯人班长都没得干，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呢？哭归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哭过他赶紧洗了脸，又擦了马牌香脂。
9月18日：晚饭后佟管教找谈话，询问“小妹”的情况。晚上失眠了。
——佟管教一般是不找犯人谈话的，一找谈话犯人就知道不妙。到队部后佟二话没说将一封拆开的信丢给我，一看信皮知道是家信，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信还如上封会写字的家人都写了一段，还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希望好好改造。看到最后我的心就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大哥这么写：小妹已离开家，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业大学上学，还未收到她的信，所以尚不知详细地址。一时间我有些懵。不待回过神来便听见佟管教发问：周文祥我问你，你有几个妹妹？我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周文彩。又问：多大？答十二岁。又问：十二岁考上了农业大学？我哑口无言。
佟管教一把将信从我手中抽走，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说周文祥你少他妈跟政府打马虎眼，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吗？！如实交待，这个小妹是你的什么人？这时我的脑子倒豁然开朗了：信中说的农业大学是指劳改农场啊，就是说冯俐也“进来了”，尽管这让我很难过，很悲哀，可也总算有了下落。唉，事到如今，隐瞒关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反正抓也抓了，关也关了，还能怎样？这么想就不担心什么了。我把真实情况对佟说了。佟大概听出我是“竹筒倒豆子”，态度好转。他把信交给我，说别再想三想四的了，好好改造是首位的。说完就放我回了。“晚上失眠”这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失眠是想睡睡不着，而我是不想睡。或者说是在开动脑筋。大哥为什么第一封信不提冯俐的事？再是他从哪里得到冯俐到劳改农场的消息？再是北京郊区有几个劳改农场？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打听到冯俐的真正下落……
9月21日：请求郝管教帮助我解开心里的疙瘩。我相信郝管教能帮助我。
——请郝管教“解疙瘩”本是高冲的发明，后来别的犯人见有利可图也仿效起来，对此高冲很有意见。可这毕竟不是他可以注册的专利，无法垄断，即使不满意也没办法，他惟独对高干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因高干找管教谈心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请郝管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对管教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建议自然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也就是打别人的小报告。这样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就改变了性质。也就犯了众怒。我请求郝管教“帮助”是迫于无奈的，我急于想知道冯俐的下落，希望能得到郝管教的帮助。自上次郝管教找我谈话后没再单独接触过。
见我主动找他汇报思想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态度很真诚。甚至不是把他看成管教，而是当成知心朋友。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却也换得了郝管教的同情。他告诉我北京与天津之间共有两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劳教农场，这几个地方他都工作过，熟人很多。他说可以帮我打听一下，他认为只要她在这几个地方，找到是没问题的。听了郝管教一番话我的眼湿了。郝管教见状也动了情。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灰心啊，你还年轻，也有文化，熬过去会有前途的。至于别的，我也不好多说了。其实也用不着多说，有这几句就足够了，我期待着郝管教的帮助。9月23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
——到了伙房外面才晓得这次公差是杀牛，杀一头从附近村子买来的瘸黄牛。牛瘦得皮包骨头。不知什么原因断了腿，卧在地上。四周的景象大概已使它明白正面临刀血之灾，眼泪汪汪的，也不叫。看见这头将死的牛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活到现在除拍死过苍蝇蚊子之外再未伤害过任何生灵，心想杀牛的公差怎么派给了我啊，我想逃避，可又不敢。管教已经指出了我的骄娇二气，逃避正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大概杀牛在农场是桩稀罕事，于队长和队部的人一齐过来围观。操刀的是从四大队来的一个犯人，显得很神气，大声地吆喝，指挥公差们这样那样，他安排一个犯人持木棒准备敲击牛头，其余的把牛摁在地上，有的抓牛角，有的拽牛腿。我把的是一条牛前腿。那一刹不知道是牛腿在抖还是我的手在抖，总觉得抓不牢。心里恐惧极了。但听操刀屠夫一声敲，木棒就带着一股风落在牛的脑门上。我看见尖刀在牛脖子上一闪就赶紧闭了眼。
刀捅进去了（不是眼见），拽在手里的牛腿陡然强劲的痉挛，向外挣脱，我死命抓紧，牛腿却挣脱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响，随之又听见人们的惊呼声。我赶紧睁开眼，这一刹那眼前一片血红，铺天盖地的红。被牛腿踢飞的接血盆像一颗血炸弹飞向围观的人群，引起一片鬼嚎似的惊呼。我顿时吓傻了，瘫在地上，身子像石头一般硬，脑子也空了，一片白（后来才知道牛幸好没挣脱出去，在屠夫的一阵乱捅之下断了气），我只觉得眼前乱哄哄一片，一张张被血涂红的脸，瞪圆的眼，露牙的大口，伸出的指头，可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后来眼前空了，我回过了神。“闯大祸了，我完了，这遭完了。”这是脑袋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我看看地上的死牛，觉得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从血泊里爬起来，两腿软得像面条，刚挪步便听见有人向我吆：到大队部，于队长和洪干事找。以前没和于队长打过交道，只听说他是从部队师参谋长一职转业到农场的。
洪干事是上次出公差认识的。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两人都洗过了脸，可衣裳上还有血迹。于队长胸前有一大块，就像“挂了彩”似的。我十分内疚，岂止是内疚，是认定自己罪过深重。我想在于队长和洪干事训斥前做深刻检讨，可一时不知从哪处说起，只能躬腰站着。洪干事说周文祥你是不是成心伤害劳改干部。我赶紧说不是。洪干事说从这个事件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太正确了，连条牛腿都抱不住，不改造怎么得了？我说是，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于队长叹口气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我点头，心里想那是从前，现在是四肢勤五谷也分。于队长又说劳动改造世界，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啊。我点头。于队长又说要磨炼自己啊，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我说是。于队长还教导了许多，记不住了，反正他觉得对路的话吐口就出，不管牛唇能不能对上马嘴。末了说你回去吧，下回杀牛还叫你来，一个大男人见血晕还得了，不磨炼是不成的。这句话差点让我晕过去。
9月24日：今天刨地。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
——我一直想和吴启都谈谈，问一下他的情况，但没得机会。今天刨地我看他离“团体”挺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为此不断挨管教的批），便凑过去。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也许是熟人的关系，他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冷漠，我问什么他就说。他的情况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古怪？离奇？奇崛？如同他与妻子的那一段不凡的爱情，他眼下的状况确是不同凡响的，想搜寻故事的人可不要错过。前面说过，他是为妻子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教农场的，恰这时妻子的特嫌问题得到了平反，从劳教农场释放。他俩的一进一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吴启都来顶替妻子在劳改农场的岗位，又好像吴家铁定有一个改造名额。事情的不凡并不仅在此，吴启都的妻子释放了执意不肯回城，她要留在农场陪伴丈夫。她说当年为了与丈夫的爱情她穿越台湾海峡，今天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情愿不回北京，就这么她留在了劳教农场，享受留场就业的待遇。但不久吴启都又罪上加罪，被正式判了刑，从帽儿山劳教农场转到清水塘劳改农场。吴启都的妻子要求也转过来，没被批准。刚团聚没几天又分开，事情就这么弄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