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押出办公楼天已经亮了。正是学生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校园空荡荡的。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楼前台阶下待命。向我宣布逮捕的那个警察拉开车门，把我推了进去，他也跟着上了车。车里已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穿黄军装的武警战士。警察和武警战士将我夹在后座的中间。警察又将他的文件包盖在我的手铐上。车开了，我看见是开向西校门。说来也真是一种讽刺：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小轿车；头次坐要去的地方就是监狱。车向前开，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奔走，有的是去食堂吃饭，有的是吃完饭从食堂出来。这时我不禁又想到冯俐，想到平日里我们相聚食堂时的美好时光，我十分渴望她能行走在路上，让我在离校之前见上一面。尽管我知道这个机缘的概率很低，可还是将热切的目光盯向车外。路上的学生见轿车开来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这时我突然明白警察为什么要将文件包盖住我的手铐。欲盖弥彰。我脑子里倏地跳出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像一颗肮脏的果子被人强塞进我的口中，恶心之极却又必须吞咽下去。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逮捕我恐慌过畏惧过痛苦过，那么这时占据我内心的已经是深深的厌恶与憎恨了。当西校门现于眼帘这一刻我想哭泣，我想号啕大哭。
我热爱K大，无比珍惜我的大学生活。但这一切都随着车出校门离我而去，这一切将永远离我而去。今后只能存留在记忆中。但是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只要我尚有自由的一天，我就要回到K大校园，而且我要从这西校门进来。这就是我离开K大时心中所想，无讹无妄。尽管这一切我记得清晰，但却无济于事，这不是审讯人员指定的日子。他们要我交待的是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个日子。其实我也知道这不是一道无解的题，有解在我的日记里。日记里记得很详细，只要翻翻日记……可我的日记不在身边，它仍然在我床下的书箱里，还是已被公安局的人搜走？我不得知，也无从得而知。为此我向崔老请教。崔老说被捕后搜查是必不可免的，日记这类重要证据肯定已落入审讯员手里。我问能不能向审讯员讨回看看。崔老摇摇头，说有句俗话叫：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我还不明白，问既然日记在审讯员手里，为什么还问我哪天哪天都干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不会自己看？崔老笑了笑，说连这也不明白可真是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经崔老的一番点拨，我像被启蒙的学童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
我晓得无论如何要把那几个日子回忆起，然后再一五一十向审讯员交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态度好，才能证明我对自己的问题是“竹筒倒豆子”(这是审讯员的口头禅)。于是我想啊想，一天到晚就像灵魂出了窍。一次放风结束我竟怔在那里忘了回牢房，挨了管理员的训斥还不知为了哪一桩。崔老见我这般失魂落魄又继续点拨我，他说凡事离不开常理……如果一个人将钱币什么的东西失落在沙滩上，怎样才能寻得回来呢？我想想说：用手扒。崔老说再好好想一想。我想起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庄稼人用筛子筛粮食。对，用筛子筛。崔老说对了，用筛子筛。我问时光也可以用筛子筛？崔老说这是自然。他说你记日记其实就是筛一天的时光，重要的事情留在筛面上记下来，不重要的从筛孔里流失去。
他说你现在要筛的不是一天，而是好几个月，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崔虽说得玄妙，却给了我启迪。我觉得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种回忆方式。我想应该选择某个尚有记忆的日子为基准，然后沿着这基准点往后回忆。说是筛筛子也好，说顺藤摸瓜也好，都差不离。有了这种想法我很是兴奋也变得从容冷静。我很清楚今后我面对的审讯将十分艰巨，决不会只说清楚那三天就万事大吉。绝不是。我须将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拨拉着给人家看，而通过这种全面详尽的回忆，事实上就是为下一步的审讯做准备。当然由于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即使这般的“天网恢恢”也难以做到“疏而不漏”。事实也正是这样的，我想起一些完整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片断，一些细枝末节。为防止再度遗忘，我将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应记录在纸上，没有选择没有取舍，包括全部。
这样记下来的东西看起来杂七杂八零零碎碎，就像搬家将家中的坛坛罐罐一应的东西全堆放在大门口。——五月里我首先能记起来的是四日。五四青年节。星期六？不错是星期六。天气很晴朗。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她换了件灰蓝色列宁服，很精神。从她的装束我想起昨天她告诉我今天去参加中国青年欢迎伏罗希罗夫的集会。我说你去吗？她笑了下说去。她说活动完了去王府井。我问去不去书店。她说去。我说去就替我买本汉俄小辞典回来。她说行。这时走来了程冠生。程说你们小两口在唧喳个啥呢？好不好公开公开？冯俐说去去去，再胡说八道就不理你了。都笑了。冯俐又问程要不要捎东西？程说罗锅子上山前(钱)上紧呐，口袋空空买个屁！我说要屁好说，立马就给还是热的。冯俐瞪我一眼说别恶劣。喇叭广播了，说参加集会的同学吃过饭立刻到大办(大学办公室)楼前上车。冯俐说我走了。
各系都贴出纪念“五四”活动告示。中文系的活动很出新——修广场。由系总支书记范宜春带领。他的即兴动员很有感召力，说广场是民众和民主的象征。广场没有台阶，人人平等。K大的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意义深远重大，我们要发扬五四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范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下午中文系在大教室讨论《长生殿》，我有兴趣，早早去了。《长》剧是清初戏剧家洪升的杰作，它描写的是唐代君王李隆基和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对这一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等，三年前中文系已进行了一次讨论，但当时对展开学术讨论的精神领会不够，讨论不够实事求是，效果不太好，也没能继续讨论下去。这次讨论是学校第四次科学讨论会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纳入了中文系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鸣放的活动中。讨论会由吴宝中系主任主持。首先是徐宏仁、周永昊两位青年教师宣读了他们的论文，题目是《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观点是：《长》剧的主题歌颂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挚爱情，特别是颂扬了杨玉环的痴情。作者认为尽管作品中暴露了帝王宫廷的腐败生活和封建王朝颠覆前的昏庸景象，也表现了郭子义、郭从瑾、雷青海等人的爱国感情和民主思想，但却不能把这些思想内容提升到作品的主题思想地位上来。
之后展开讨论，发言者很多，观点各异，可归纳为：一，洪升所以写《长生殿》是基于被李杨爱情故事所感动和作者所处的动乱时代，因此不能把作品的爱情描写和它的社会意义分割开来；《长》剧的主题不能单用爱情来概括。二，不能孤立地看爱情而忽视了社会意义，性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李隆基是个色情狂，而杨对李则是不得不“爱”，否则便要被打入冷宫。三，认识洪升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重要，对理解《长》剧的主题有帮助，洪升写《长生殿》是要借这个故事抨击当时的社会，因此首先应从思想意义上来理解《长》剧的主题思想。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折中调和的观点，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完全强调社会意义不适合，完全强调爱情也不适合。二者俱备，尽在其中。整个讨论的过程很热烈，发言很踊跃。争鸣气氛浓郁。最后吴主任做讨论会总结。他认为讨论会争鸣得很好，希望今后能继续争鸣下去(“争鸣”成了最时髦用语)。
晚饭去食堂的路上遇见程冠生，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长生殿》的讨论会。他说S大的一个高中时代的同学来找他，我问是不是来过几次的那个姓葛的小个子。程说是。我对葛小个子没好印象，对程说没必要和他搭连。程说他来是想告诫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可轻举妄动，也是好意。我说你对此怎么看，程说我仔细研究了《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发的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觉得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所说，经常批评自己，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缺点错误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常常是随着彻底的自我批评而来的。他说我觉得不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中央的铮铮言辞。
我说中央这次整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克服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其诚意是毋庸置疑的。吃饭的时候找到冯俐，我问她看没看清楚伏罗希洛夫，她说看得很清楚。她说没来得及去王府井，书下次上街再买。我约她饭后到湖边走走，她说今天不行，系团总支有活动。我问什么活动，她说具体不知道，但肯定与整风有关，也许是研究团总支如何配合党总支的工作吧。我说程冠生一个在S大的同学来告诉他整风中不宜轻举妄动，你在团委应注意控制一下调门，别当出头鸟。她不以为然说咱光明正大襟怀坦白怕个啥？我说这也是。她说明天星期天想去民盟宿舍看舅舅，问我去不去。我哏都没打说去。因冯俐的舅妈菜烧得很好，每回去都能打打馋虫子，这对我很有诱惑力。她笑了，说一天跑一趟你的小腿也是溜溜的。我说对。
星期六晚上照例是舞会。大食堂里将饭桌往两边一拉，舞池就出来了。因今天是青年节，舞会也是节日的庆祝活动之一。人到的很多，大多数是学生，也有部分青年教师。乐队奏响之后，我立刻奔到冯俐面前请她和我跳第一曲，我知道动作稍慢她就不属于我了。我俩跳舞很协调，动作也规范，从大学一年级我们便是舞伴，开始仅仅是舞伴，后来又多了一层比舞伴更亲密的关系。一曲终了，我意犹未尽。当乐曲再起，冯俐便被别人“抢”走了。尽管我知道自己没有独占她的权利，但心里还是悻悻的。待发现将她“夺”回的可能性不大，便离开舞场回宿舍了。
——五日星期天起得晚些，和同宿舍也是同班的黄伟、董建力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路上黄伟说他听到一个消息：中央高级领导人周、邓、彭分别到几所名牌大学做了整风动员报告。彭还在清华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形势转得很快，整风鸣放是大势所趋。国家高教部受到中央的批评：只抓教学不抓整风。我问消息确实么？黄伟说不知道。董建力说不论确实不确实，以K大的状况看和上面的精神是牛蹄子——两半儿。我说新事物需要有个过程。
正吃饭时校刊编辑姜池走到桌边，催要前几天向我约的文章，说下星期二发稿，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交给他。我说来不及的。姜池说今天上午可以赶赶嘛。我说今天有事要外出。姜池不依不饶，说小周你是校刊的中坚作者，校刊一向待你不薄，关键时刻可不能袖手旁观啊。我问啥叫关键时刻？他说这还用问吗？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党整风，校刊要起号角作用，我们对你这篇文章期望很大，你现在退缩不是要我的好看么？记住，下午两点钟我去你宿舍拿稿子。姜池怕我再和他扯拖，说完就抬腿走了。我很为难，站在食堂门口等冯俐。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她星期天是从不吃早饭的，只好到她宿舍去找。正走着碰见她同宿舍的鞠燕，就让她带话给冯俐说不能和她一块去了。
上午在宿舍里写稿，题目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
中午姜池来将稿拿走。
下午？睡觉。
晚上在礼堂看电影《不拘小节的人》。
——星期一头节课是哲学。去教学楼的路上遇见四班的吕浩明，吕是校刊的诗歌作者，常有作品刊出。他显得神采飞扬，对我说他联络了中文系一些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同学，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名字都起好了，叫“绿叶文学社”。他说希望我能参加。我说我考虑一下。他说这还考虑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说没有。他说既然没有就应该有所作为，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是造就人的时代，良机不可错过啊。我说以后再说吧。他说别以后再说，星期三开筹备会，你一定要参加，参加了才好安排职务。我说我不要职务，我的事情挺多。他笑笑说你说的事情还不是谈恋爱？现在可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时候呀！胡适曾送他弟子一句名言：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我也送你一句：少谈点恋爱多有点作为。哈哈。他的话让我挺不舒服，便不再说什么。快到教学楼时看见楼前告示牌前挤满了人，我心想会有什么重要消息呢？我快走几步，到近前时见从人群里挤出来程冠生，我问他贴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