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戍孟——在我乐岭头一眼见李戍孟明显感觉他苍老了。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爷爷常念叨的一首“人老先从哪里老”的歌谣，其中有一句是：人老先从头上老，白发多黑发少。这一句正对上了李戍孟。在清水塘时李戍孟便生出了白发，不多，星星点点掺杂在黑发中间，几年工夫，白发与黑发的关系倒置，是星星点点的黑发掺杂在棉絮般的白发中。其实李戍孟才四十岁出头。据说人的早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营养不良、体力透支、骤然打击、精神悲观等。李戍孟属哪种因素所致？难以论断。如果硬要从其中选出一样，我想归于精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从生活境况上讲，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伙食，一样的劳动强度，别的待遇也都差不多。不同处惟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李戍孟的精神一直是压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很投入地写作，恐怕也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我和他在我乐岭监舍里的头一次交谈是背对背的，各人拿一张报纸佯看，轻声地说话。话音被报纸反射到对方耳畔，如果各自将报纸弄成一个弧形，就会合拢成一个小小的话语封闭区。这种不知被哪个犯人发明出来的伎俩被我们犯人广泛地使用，并称之为“我乐岭交谈”。那天我与李戍孟的我乐岭交谈大致如下：李老师久违了。
五年了吧？清水塘之后又转了几次场？三次。团河、广河、我乐岭。
还好吧？老了，成了白毛男。
我也成了三十多岁的小老头。
你还有几年呢？不到十个月。
望见地头啦。
你呢？还有三年半。
也快了。
出去到哪儿？不知道。
你呢？不去想。
为什么？不愿想。
别太消极了，怎么说苦难也是暂时的。
对我无所谓。
不能这么想。
真的无所谓。
李老师你的小说写完了吗？快完了，剩了个尾巴。
尾巴有多长？和我剩下的生命一样长。
李老师真逗(后来的事实证明可不是“逗”)。
你想看我的小说吗？我？可以吗？想看吗？想看的。
我给你。
……
高云纯——K大校友，《有头脑的人，不要这么想》的作者，自称是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对打成右派不鸣冤叫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在我乐岭不期而遇了。高云纯高高瘦瘦的，显得有些佝偻，长条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面带笑容。笑的时候眼眯成很细的一道缝，一副天真相。腰上常年扎一条草绳，别一条擦汗的毛巾，拼命地抽烟。他的全部业余时间是到处搜罗卷烟纸，据说窘迫时曾到厕所捡过擦腚纸，当然此说有遭践他之嫌。他卷烟的技术一流，随便撕下一块纸，再从烟荷包里抓出一撮烟末，三卷两卷一根标准的锥形烟卷就夹在指缝里。
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烟鬼，不仅自己抽还蛊惑别人抽，他的说法是烟是好东西，对犯人而言更是好东西。饿了的时候顶一碗饭，冷的时候顶一件衣裳，病了的时候能顶一服药。这人的模样也有些怪，上下不协调。把他从下往上看，不折不扣一个潦倒庄户人模样，可脖子往上，就是另一番“景观”。那颗晃来晃去的头颅以及眼镜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神，断不会让你觉得这是颗庄稼人的脑瓜。他的这种身首迥异的情状会使人想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细想想这种“狮身人面”现象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右派犯人的普遍形态，只不过高云纯比别人更分明些罢了。管教人员不断训斥我们说改造得不完全、不彻底，大概就是指这个头颅还没一起变过来吧。
那天头一眼看见扎草绳挂毛巾狮身人面的高云纯，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人不一般。还没等生出第二感觉他就从老远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着，摇着。说听说你是K大的，我只主动跟K大的人握手。
那天我们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但他还是拣最要紧的一桩告诫我：记住呀老周，站在傻朱面前千万别忘了摘眼镜。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有一回傻朱打了他个冷不防，将眼镜打碎了，差一点儿刺瞎了他的眼，所以他让我这个也戴眼镜的人防备着傻朱的这一击。
张撰——张撰再次回来仍然情绪高涨，所以能记住他的情绪高涨是因为这里的人都难以情绪高涨。他把我要的那张画画出来了，交给了我。画是用水彩画的，根据我的描绘复原了我的梦境：深褐色原野上一个长发姑娘在扶犁耕地，是背影，人与牛向画面的纵深处走去。树画在右下角，树冠一直向上延伸，一片树叶夸张地伸出来，透视着天空。叶子中间有一个圆洞，一半涂黑一半涂红，我看了不解，问是不是虫子蛀出来的洞。他抿嘴笑笑说可以这么认为，也可以认为是挂在天上的太阳。我说哪有这样的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的。他说有的，你想想，发生日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么？我觉得有道理，也没再多想，就谢了，小心地将画收起。这时他又拿出一幅画给我看，是一个姑娘的肖像，用炭笔画的，我脱口说句：王丹凤？他仍然笑眯眯的，问你看像王丹凤？我说像。他说那就是没有把她画好，她比王丹凤美。
我问她是谁？他说谁能这么美？只有王妃了。王妃？我的头脑终归不算太迟钝，一下子想起帽儿山劳教农场五妃子的故事。还记得当时张撰还以五妃子的存在论证他的“美无处不在”的理论，又说很想让妃子们给他当模特儿。就问王妃是不是指帽儿山五妃子中间的一个。他点点头，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得意，说她姓王，名正言顺的王妃哩。我又端详起那张肖像，我不知道画中人是否被张撰美化了，确是美丽非凡的。那宽宽的额头忧郁的大眼以及好似经严格打磨了的面庞透出一种高贵，这一刹那我竟又想到俄国随十二月党人丈夫流放的女人，不同的是王妃并不是“罪人”的家眷而自己是“罪人”。端详着画中的王妃我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忧伤，我不由想起了冯俐。当年冯俐和王妃在一起，如果能有机会见到王妃，一定要让她讲讲冯俐的事。我问王妃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乐岭的，张撰说也是前不久转来，在妇女队，眼下也是抽出来演节目。
我问她是怎么被尼泊尔王子列入妃子名单的。张撰说她原来是一家百货店卖金银首饰的营业员，尼泊尔王子在随从们簇拥下给他的妃子们买礼品，一见到她王子的两眼就直了，问这问那。出于礼貌她一一回答。她被捕后审讯员让她交待里通外国罪行，她压根儿就没与尼泊尔王子联系起来。营业员天天同顾客打交道，也不可能联系起来，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说到这里张撰激愤起来，骂道封建这东西真是坏透了，应该从根本上剔除。一个尼泊尔腚盘大小的地方，顶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县长的儿子就满世界去选妃，好像浑身都长鸡巴似的，凭空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真他妈不是个好鸟……我想那个混账王子是该骂的，可也有些冤枉。说到家那仅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并没有权力将这些中国姑娘抓起来再判以重刑啊！我叹了口气，问张撰与王妃是否有“戏”。张撰也叹了口气，苦笑笑说，谈不上，谈不上哩。我看得出，他对王妃是有情的，说不上“戏”已开场了呢。
高云纯——高云纯在学习会上惹了事。学习组长张克楠念报纸。文章是写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后发表观感。他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四分钱就能买到一斤，而在苏联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艾地还说了其他一些吹捧中国的话，这话要是当着苏联人的面说也算他有种。可不是这样，他是在舅舅面前说姥姥，在姥姥面前说舅舅。一个堂堂的共产党主席这般，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屑。问题是我说的“大家”并不包括高云纯。高云纯听完报纸就刷刷地卷烟，点着了烟便开言道：中国农民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能卖上四块钱，农民就富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想艾地这人可能没学过经济学，才犯了这常识性的错误。话音刚落，立刻有个叫李祖德的犯人站出来批驳。他说高云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一，你对我们亲密国际同志不友好；错误二，散布国家靠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错误三，劳动改造中坚持反动思想是对改造的抗拒。你真得宾服李祖德的本领不一般，刹那工夫就能归纳出个错误一二三。先到的解若愚给我介绍过李的历史，他原是北京一所工业学院的助教，上海人。父亲是资本家，解放后被镇压。
因此他平时很谨慎，积极靠拢党组织，以表示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右运动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惟独将嘴巴锁紧。按说他打不成右派，他打右派原因也有三(借用李的语法)。原因一，这个前资本家少爷娶了个漂亮老婆；原因二，系党总支书记对他老婆觊觎已久；原因三，那厮有权力将他列入右派名单。就这样。他的右派起因许是所有右派中的一个特例。仅此而言，也颇值得同情。再说学习会，李祖德发表过批判词之后我发现有一道目光紧紧盯着我，是俞峰华。我不解。在心里琢磨他看我的意图，后来就散会了。
趁混乱之际我凑到俞峰华跟前问他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他说我看你像是要发言的样子，很担心，千万不要多说话呀，咱俩的刑期都剩下不多了，这期间万万不要生出事端。他的话使我心头一热，朝他点点头。他又说你等着瞧，这事并没完。事情果然就没完。晚点名时佟队长在全队面前点了高云纯的名。说到这一点须说明一下：管教干部一般不参加犯人的学习会，各组的学习发言由学习组长或指定的犯人做记录，会后将记录呈送给管教干部过目。高云纯发言和李祖德批判时我看见张克楠在记录，却没料到当晚他就汇报给了管教干部，也称得上雷厉风行了。最后佟管教宣布责成高云纯写出深刻检查，如何处理视检查情况而定。
一根绳——乍一听没准会以为由一根绳子生发出来的某件事。不是的，一根绳不是一根真绳子，而是一个地名。再确切说是一道半人高半里长的石头墙。位置在我们劳改营和妇女营中间。我乐岭一带有许多叫人莫名其妙的怪地名，什么凤凰头、风箱沟、火盆地。就说这一根绳，完全可以叫个与地貌实物相符的名称，比如一堵墙、一道岭之类，可不，当初起名字的人就要不着边际地叫个一根绳。在田里劳动望见远处的一根绳有一种眺望长城的感觉，这感觉又会在心里派生出另一种苍凉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一根绳是我们犯人向往的好地方，那里是我们的休息地。晴天时骑上墙头晒太阳，大风天在墙根儿避风寒。
看着难友们一线排开在一根绳上，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这句俗语。想想这成语与我们的实际状况还真相符呢。一根绳除了让我们休息避风外还有了更重要的用途是看女人，看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女劳改犯，她们是一道永远看不够的风景。管教们也是够操蛋的，常以此对我们冷嘲热讽。每当看见犯人眼巴巴向墙那边观望时，就骂道：狗娘养的，小心掉下眼珠子！犯人们则自嘲道，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哩。一道石墙就像天上的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站在石墙下面我也禁不住和别人一样“撑死眼珠子”，观望当中不免又想起冯俐，心想：要是冯俐一直在帽儿山呆好，现在也会出现在那边的女犯人中间啊。那样我就能看见她了，甚至我们可以在“天河”两边对唱《西波涅》。一根绳可以说是我的白日梦。
冯俐，你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再给我托个梦吧，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赵仁、董善——眼前同时跳出两张阴阳脸是因为犯人中流传的一句话，这话是：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一句话就把人们对赵仁、董善的看法表达出来了。但这话不属我乐岭的专利，“产地”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说是广合农场，有说是团河农场。曾和赵董一起改造过的人都极力证明当时就传开这种说法。可见此话由来已久。想到这两人我不由想起在清水塘时高冲说过的“人实际上应该分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所提到的赵、董二人当属坏人阶级无疑，不管他俩认不认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自己归了位。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人，好与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由来？先天的？后天的？还是先天后天两相纠缠的？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从根本上说是尚仁向善的。赵仁董善的名字便可证明这一点，而到后来出现尚仁不仁向善不善的情状大概也是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赵仁四十出头年纪，山东黄县人，县剧团的专业作曲。据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有些特殊，是民愤所致，确切地说是剧团全体女演员将他送进右派分子的行列。他的专职工作是为剧目谱曲，他熟悉每一个演员的音乐天赋，特别是掌握每一个女演员的音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