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记者对话赵本夫
近日，由中国作协、江苏省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我省作家赵本夫《地母》三部曲最后一卷《无土时代》研讨会在京举行，小说通过一组行为怪诞的人物群像，表现了现代文明急剧扩张所带来的畸形物质繁荣与人性畸变，赵本夫因其特有的土地情怀和深切的现代忧思而被评论家誉为“时代的见证者”、“土地的代言人”。记者与赵本夫对话，话题围绕大地意识展开。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一个作家如何坚守深沉而温暖的土地情怀，创造传统而开放的文学精神。
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是他的思想与精神
记者(以下简称“记”)：提起赵本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比较严肃，很多时候显得落落寡欢，您以为您是一个“孤独”的作家吗？
赵本夫(以下简称“赵”)：很多人说我“一脸的旧社会”、经常处于“迷离状态”。我出生在徐州丰县，那是一块非常特殊的土地，传统文化的氛围非常浓，不过，我的祖辈在那块土地上经历了太多的挣扎、困顿，解放前多次遭受土匪的绑票、勒索，我的家族一直是在动荡的生活中走过来的。我常常说，我没有童年，小时候听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很沉很重，慢慢地，感染了自己的情绪和气质，似乎是一种“忧郁症”。不过，这种孤独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有时，创作需要这种孤独感。平时，“朋友好得没有来往”是我的真实写照，有朋友同住南京，甚至一年不见面，偶尔想起来，见面就是一杯茶，大家面对面坐着，也没什么话，但惺惺相惜。我的好朋友朱苏进有这样一句话：“可以忍受你的不对，但不能忍受你没智慧。”因而，友情的底色，恰恰是建立在互相的理解与默契的基础上。有时，两个孤独的人坐在一起，即使不说话，精神却是丰盈的。
记：听说您曾多次只身一人到大西北采风，从美丽婉约的江南来到粗犷苍凉的西北，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赵：江南缺少“空地”，我们都生活在“温柔乡”中，只有在边疆那一片旷野之中，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感动与震撼。2005年，2006年，我曾经三次去西北，前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那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空旷、贫穷、厚道，我住在农民家里，一杯奶茶、一块大饼，生活很简单，但内里却很厚重。为了真正理解大西北的风土人情，我一般不跟当地作协联系，不看景点，不住大宾馆，除了步行，交通工具就是大巴、中巴、拖拉机、摩托车，有时等不到车，来辆毛驴车，打个招呼就坐上去了。那一次，我站在明长城上看塞外，只见一片莽莽苍苍，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才真正地在和自然对话，和历史对话。就这样，我一路走着，一路感受着。
记：置身这样的环境，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感动着您？
赵：是那种地老天荒的感觉。一个人走着，没人了，突然发现又有人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上演着不同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智慧。有时候，深夜经过一个村庄，听不到一丝声音，月亮挂在天上，山的轮廓线比白天还要流畅，像水墨画一样，浓郁、苍凉、绵长，你的内心会产生一种无法言表的感动，这是在喧闹的都市你永远无法找到的博大与宁静。
记：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孤独感意味着什么？
赵：孤独意味着独特。孤独感对一个作家而言是必需的。就创作而言，布局、节奏、语言等都只是技巧，每一个作家都可能做得不错，但决定一个作家能够走多远，却并不是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一个作家的思想、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孤独感恰恰意味着生命个体的汪洋恣肆，决定着作品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度。
不管怎么“炒”，文学本身是质朴的、严肃的
记：不少年轻作家认为，作家深入生活已是一种过时的说法，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已足够他创作，您怎么看？
赵：我一直认为，文学并不是文学本身，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一个作家不一定是哪方面的专家，但对生活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理解。我不大相信“我十几年的生活内容就够了”这样的说法。对一个作家来说，仅有个人生活经历还不够，还要增加你的人生阅历，对历史的感知，对国内国际的关注等，这些不一定是你要写作的内容，但有了这些，你的写作才能更为丰富、深刻，否则，没有视野，再多也只是个人的庭院文化。假使我们把个人的生活经历比作数字“1”，生活阅历比作数字“2”和“3”，如果一组合，“123”、“213”、“321”，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记：现在是全民写作的时代，网络博客遍地开花，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而文学却有了式微的趋势，对此您感到担忧吗？
赵：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全民阅读的年代，现在是全民写作的年代，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大家都可以写作，虽然不一定是文学，但对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说到文学的式微，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回到了它真实的位置，而八十年代一篇小说红遍全国的现象，反而是不正常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思潮流派众多，有些作家还因为自己没有被评论界归入某一流派而不满，现在作家的创作更加多元化了，一些所谓的“思潮”已成为“过去式”。说到底，文学创作最怕扎堆，类型化，就连作家个体，也要避免不断重复过去的类型化写作。
记：商业社会，很多作家主动或者被动地走向了市场，您怎么看文学与市场的关系？
赵：文学与市场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作家与影视业的接触，一个作家把小说版权交给了制片方，那就让他改好了。文学与影视是有区别的，能搞影视的，不一定是好作家，一个好作家，也不一定能够把影视搞好。作家通过影视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好事情，但作家不能单纯为了这个，包括单纯为市场、为名利写作，那最终会扼杀一个作家，在这方面，很多作家是清醒的。说到目前出版业的一些过度包装与炒作，我认为这是一种企业行为，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锦上添花当然是好事，至于“绣花枕头”，自然也会露馅。不管怎么炒，文学本身是质朴的，严肃的。
当人类把土地当做财富，悲剧就产生了
记：您的《地母》三部曲关注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无土时代》，花了您十年时间，评论家认为其重要价值在于它把土地作为了我们进行现代化反思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您为什么会对这样一种题材感兴趣？
赵：大自然有很多神秘、玄机的东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我看了三遍《中国通史》，两遍《世界历史》，发现大凡帝王争霸战争，总与地域、疆界紧密相连。人类把大地当做财富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只有当成母亲，人类才会真正热爱大地。
1985年，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黄河一路前行，那是一个几千里的壮举。在河南境内，我站在黄河大堤上，那种感觉无以言表。看远处一个农民正在耕地，我突然非常感慨，这块土地，一代代人匆匆而过，谁想真正占有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可悲的，只有土地是永恒的。那一刻，我的思路突然打开，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冒出来，我要写一部大作品，探讨人与大地的关系。
我的地母三部曲，是一脉相承的，第一部《黑蚂蚁蓝眼睛》反映文明的断裂，第二部《天地月亮地》反映文明的重建悲剧，第三部《无土时代》则是文明的追问，前后历时二十三年。
记：通过这些年的思考，您对文明有了一种什么样的新认识？
赵：说到底，文明是一种秩序，文学要反映的是个体在这种秩序面前的困惑与挣扎。说到底，人的私心、欲望是反不掉的。
我们现在常常在反思人类进步的真正意义。比如说，秋天的落叶，本是自然界中最绚烂、壮美的一部分，但在城市中，每逢落叶，环卫工人一定要及时清扫，街道一定要干干净净，不过，就在这种干干净净面前，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呢？再比如说，城市中，很多草坪都引进了美国草，不管符合不符合一个城市的个性和自然特色，一律的生硬、冷漠，无法亲近，也没有了昆虫、蝴蝶、翩跹的飞鸟，死气沉沉，这种“漂亮”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现在的物质已经非常丰富了，走在巨大的超市、商场中，商品琳琅满目，但我们是否有过反思，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需的吗？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简单、简约可能更是我们生活的本质，也是我们生命真正的营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的欲望太过膨胀，我们向自然索取得太多，却常常不知道人类为此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