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汪曾褀先生
汪曾祺先生去世已有多年，文学界的朋友还是经常说起他，多半是在闲聊、茶室、酒桌等私人聚会的场合。这种时候，自然会说些文坛上的事，不知怎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汪曾祺，喝着喝着就想起了汪曾祺。大家谈他的为人，谈他的作品，谈他的趣事。这个可爱的老头，并没有因为驾鹤西去而减少人缘。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
每一个说到汪曾祺的人，差不多都会说出一些故事，故事并不完整，只是一些片断，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镜头，比如他喝酒的姿势，比如他看漂亮姑娘时的专注和无邪，比如他为人即兴作画写字时的热情和潇洒。汪先生经常被人说道，却从没有被人贬损过，相反都是敬佩和善意。汪先生身后依然享有这么高的声誉和口碑，在我看来，其实就因为他的通达和随和。做人做文莫不如此。那是一个需要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的境界，所谓百炼绕指柔。汪先生的作品是随性的，都是些普通的大白话，从容不迫，却能传递出别样的韵味。即使是幽默，也是不露声色的。在《受戒》中，村里人夸明子和尚，说他“毛笔字写得好，很黑”。不经意读过去了，才忽然觉得这句话藏着什么，回头再看，不由喷饭，原来藏着如此调皮的幽默，毛笔字谁写不是黑的？汪先生的作品没有火气，如山野小溪，淙淙流淌，一路跟着走，一山一石，一花一草，都美得不露痕迹。
1981年，我的处女作《卖驴》发表，并有幸和汪先生的《大淖记事》一同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时《卖驴》已被拍成电影，还没有公映，就在颁奖会上放给大家看。当时我坐在汪先生身边，内心又激动又紧张，不知电影拍成什么样。主演是李保田，那时他还没有后来的名气。但电影拍得并不理想，我心里有些失望。很多年后，我才能客观地意识到，电影之所以没有拍好，不能全怪导演、编剧和演员，主要还是那个时代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小说本身的局限也是重要因素。
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心想电影怎么拍成了这样？放完电影，主持人让大家发表意见，我忍不住要站起来说几句，但这时汪先生突然按住了我的手，冲我轻轻摇了一下头。我终于没有站起来，当然也就没说什么。事后他没有解释，我也没问，但我知道他一定出于好意。而在那前一天，我已经拜汪曾祺为师。那天几个人一起到公园游玩，同行的有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一路走一路闲聊，他们都是长者，我其时才三十多岁，当然只有听的份儿，而且是非常虔诚的。忽然林斤澜先生说了一句：“小赵，你是写农村题材的，汪曾祺也是写农村题材的，你拜个老师不好吗？”刘绍棠也随声附和，汪先生忙笑道不要不要。我当然求之不得，忙退后几步，恭恭敬敬冲汪先生鞠了一个躬。汪先生走过来一把牵住我的手，朗声笑道：“咱们是同科进士呀！”此言一出，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汪先生的一生，包括他在“文革”中写《沙家浜》的经历。在那个时代，他不知经历了多少胆战心惊的事情。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乍暖还寒，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重演历史悲剧。汪先生是过来人，心有余悸，心有提防，在那个小会堂，按住我的手，摇摇头，不让我起身乱说，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且电影与小说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尊重编导的意图与工作。汪先生是个大度宽容的人。这其中的深义，是我很久之后才领悟到的。可当时他没法解释，只是用他的阅历和人生经验，告诉我不可莽撞。
斯人已逝，但情义永在，我会永远记得汪先生曾给予我的诸多关怀，也会永远记得1982年春天的一个场景，在北京的一个小会堂里，他曾按住我的手，轻轻摇了摇头。
200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