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升迁对好些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谁都会感到欣喜若狂，可对于他，这一刻除了高兴之外，还有些沉重，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四十七
经过三年艰苦奋战，水电站终于胜利竣工。
竣工典礼上，县里的大小头头们都来了，长洲市里的领导也赶来了。
樟木坳从未有这么热闹过，满山遍野吵吵嚷嚷的。会场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像筑起两堵人墙，行走一步都十分困难。
还有不少人从四乡八村往这边赶来。
这是入秋以来少有的晴朗天气。深蓝的天空上飘飞着几丝淡淡的白云，山野显得特别广阔。在太阳的照耀下，大地散发出潮润清凉的气息，阳光下显现一片新生的景象。在这样的日子里，每一个人都显得格外惬意和愉悦。
在接待室里，程林与周大兴挨的很近，程林对他说：“老周啊，这一仗，你干得不错啊，这在史志上都要记载下来的。”
周大兴忙说：“程书记，您可别这样说，我能算什么呢？这全是县委的正确领导，同志们的努力奋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程林便说：“话是这么说，这没错，但不能否定你自己的作用，年纪轻轻能主持这么一项大工程，很不容易。”
既然县委书记是这么说，他不好再辩驳什么，只好一旁陪着笑。
程林看着他，又说：“一名好的领导，不仅要注重实干，还要注重经常总结，认真找出成绩和差距，所谓经验，就是靠这么积累的。”
“是的，我一定会遵照您说的去做。”他说。
“不要说遵照，我只是在领导岗位上多呆了几年，有些体会而已，”程林笑道，“你年纪比我轻，前程无可限量啊！”
“所以，我得多向老领导学习。”他说得很谦逊，可也是实话。
这时，李小刚走进来，走到他身边说：“指挥长，何明光要找您。”
他便高兴地说：“是吗，快叫他进来。”转脸又对程林说：“程书记，何明光就是那位炸石被炸伤的村民。”
程林便问：“不知他的伤完全好了没有？”
“全好了，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回答说，“连脸上也没有落下疤痕。”
正说着，李小刚领着何明光进来了。何明光一脸的喜气洋洋，两只眸子洁净明亮，一见周大兴，便忙上前欢声叫道：“指挥长，叫我好找。”
周大兴笑道：“老何，什么事这么高兴？”
何明光忙递上一张大红请柬，兴奋得脸都红了：“指挥长，我要结婚了，喜期就定在后天，我是特来请您的。”
“嗬，这可是大喜事啊！”周大兴接过请柬，便又对他说：“这是我们县委程林书记，他对你的伤情可是非常关心的啊！”
何明光便忙握住程林的手：“程书记，谢谢！谢谢县委、政府及时救了我，要不，我哪能会有今天！”
程林便也握住他的手说：“县委感谢你对电站作出的贡献。”
“嗨，我哪谈得上什么贡献，”何明光乐得就像小伢样，咧着嘴嘿儿嘿儿地笑，“程书记，我有个不恭之请，您可一定要来喝杯淡酒啊！我不知道您今天会来，未带请柬，就只能口头相请，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呵呵！来，来，一定来！”程林爽快地应道。
何明光便瞧着两位领导，畅心畅意地笑。
这时，大会主持人来请各位领导去主席台上就坐，领导们这才一个个起身朝台上走去。
四十八
会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杨留下来要找他谈话：“喂，老周，到你办公室里去，我有个事情要和你谈谈。”
两人便一同往办公室走去。
落坐后，周大兴问：“什么事？很重要吗？”
“很重要，”马杨部长说，“你们县的周常青县长到了退休年龄要退下来，经你们县委的推荐，市委常委的慎重研究，决定由你来接替他的工作，先担任一段代县长。”
“我能行吗？”他居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他前面还有好些经验丰富的同志，怎么会轮到自己头上来呢？他说：“应该由比我更适合的同志来担当吧。”
马杨说：“周大兴同志，这可是市委和县委对你的信任，也是你自己的努力。”
“我知道，这是市委和县委对我的关爱和培养。”他说。
“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嘛，当然会有，我会尽力去克服的。”
“这就对了嘛！”马杨笑了起来，“程林书记是位很有能力，很有经验的领导，我相信你和他一定会配合得很好。”
他也笑了起来：“程书记是我的老上级，我在县委办工作时就是程书记一手一脚地教我的。”
“这就更好了，”马杨笑着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祝贺你，周大兴同志！”
送走马杨部长，他仍独自一人呆在办公室里，他要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也许，升迁对好些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谁都会感到欣喜若狂，可对于他，这一刻除了高兴之外，还有些沉重，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能干好吗？”他问着自己，脑子里一会是一片空白，一会是像是被塞得满满的，理不出个头绪。他起身走到窗前，用力推开了窗门。这时，外面已起风了，风有力地灌进来，掠过他的脸颊，掀起他一头黑发。他就这么伫立着，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树桩。
蓦地，他眼前又浮现出几年前程林书记领着他进山去看望灾民的情景。
那是山洪刚退，天空半阴半晴，片片灰云在头上移动，地上四处冒着缕缕水气，树上带着如烟的湿雾。
一路上两人谁都没有出声。
在村长的引领下，他们察看了被洪水冲垮的房屋、田园，以及牛棚、猪舍。爬上一个山头，便见好些个用塑料布、牛毛毡、门板、楼板等搭盖起来的雨棚，就像一把把各种颜色的破烂不堪的大伞撑在山顶的草坪里。棚里堆放着零乱的家具。女人们有的在带孩子，有的在忙着把湿透了的衣服、被褥拿到外面晾晒，男人们则或坐或蹲，闷着头抽烟，两颊的肌肉由于痛苦而不停地抽搐。
回来的路上，程林对他说：“你都看到了，我们的群众都很困难，可是我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政府的话，这是多好的群众！但我们有些干部，却总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有一 点什么就怨这怨那，比比这些群众，我们能不心感愧疚吗？我们天天喊要关心群众，可我们又给了他们多少关心，做了多少实事呢？今天，要立下这么一条原则：凡是只想着自己，不去关心群众冷暖安危的，不论是干部还是领导，就要评为不称职，严重的要就地免职。”
程林显得很激动，两只眼睛由于充血而涨得通红……
他又想起另一件事。那是乌石乡一村民上门告状，诉说因乡农电站与县电力部门闹矛盾造成数十亩水田干裂，严重减产的事情。他是办公室主任，便亲自带人去调查和实地察看，事情清楚地表明主要是一位主管农业的副乡长的责任。这位副乡长也找到他，做了检讨，并要求从轻处理。他如实的向程林书记作了汇报。
程林书记脸色铁青，来回地在房里踱着步子，然后在他面前站定，十分严肃地说：“你去问他三个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及时调解矛盾？你为什么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又不上报？你为什么明知要严重减收而不采取措施？他如果回答不了，就撤了他的职，以后改好了，还可以当乡长。”
他忽然发现程林的眼里竟然有些湿润。
程林一仰脸，硬是没让泪水落下，很有感慨地说：“我们有些干部，为什么老是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呢？”……
他还想起一件事。有一位叫罗帅的农民企业家出身的干部，因他具有联系群众，为群众办事的好作风，县委决定让他担任一个山区的区长。他却因感到农村工作复杂，而再三不肯受命。程林书记便写了8个字：“为民办事，当仁不让。”叫他代表县委去给罗帅做做工作。罗帅看了程林书记写的字后，呆呆地怔在那儿，思索了好一会，这才认真而又坚定地说：“周主任，请你转告程书记，看到他写的8个字，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区长我当。”……
想到这里，他心顿觉澄明，人也轻松了许多，他把程林看作自己的师长，在自己人生的路上，有这么一位师长引路，这就是最为值得庆幸的事。
四十九
周大兴回到政府大院，家里已完全变了样子，搬进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室二厅的住房，打开门一看，里面装饰一新，且打扫得干干净净。夏丽上班还未回，儿子也在幼儿园，家里就他一个人。他便背着手，去各个房间转转，感觉很不错，然后坐下来，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
正想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门铃响了，他以为是夏丽接儿子回来了，忙过去开门。
拉开门，迎面望见的是后勤科的科长张涛。
“周县长，您好！”张涛一脸谦恭的样子，“房子您还满意吗？”
周大兴忙请他进了屋，笑着说：“很好，很好，老张啊，辛苦你了。”
张涛仍是一副谦恭的样子：“周县长，您还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会尽力去办好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多批评。”
周大兴瞧着他，心里忽然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他觉得这些人活得也太累，老是要看领导的脸色，要揣摩领导的心思，难道就没有自己做人的尊严吗？他又不便责备，便努力使自己笑容满面，使气氛变得宽松一些。他就说：“老张啊，这已经蛮好了。其实，领导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要求，对吗？”
“这———”张涛不禁脸红了一下，忙说，“领导终究是领导，和我们当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是多了一只手还是多了一只脚？要真那样，莫不成怪物了？”周大兴打着哈哈道：“坐下，坐下，我给你说个故事吧。”
张涛见他心情这么好，刚才的拘谨自然就少了许多，就也跟着笑了笑。
“我读过贾平凹写的一个叫《山中客栈》的小说，”他说，“这山道上就这一家客栈，这天客栈住满了客人，半夜时分又来了一批人，叫大家都搬出来挤到外面睡，说是地委书记来了要住房。大家就都搬到厅屋去了。有一个小孩觉得好奇，心想这地委书记是什么神奇人物呢？便爬到窗台上去看，一看，只见地委书记光着上身只穿条裤衩四仰八叉地仰躺在床上，咦！与其他人并没什么两样呀！”说罢就很响地笑起来。
张涛也很响地笑：“对对，是没两样，是没两样。”他竟而笑出了眼泪。
“老张，家里还好吗？”周大兴故意岔开话题，与他拉拉家常，心想这样要亲近些，人与人之间不必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
“还好，还好。”老张说，身子却没来由地一抖，显然他未说实话，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周大兴看着他问：“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老张咽了口唾液，瞟了眼他，眼神却虚虚的，“没，没有……要说没有，也……也不实际。”
“是吗？那你说说。”
“是这样，”老张看了他一眼，说，“过去，乡镇一级‘七站八所’的人员大多是从农村雇来的，他们亦工亦农，拿的是临时人员工资，岗位虽然相当固定，但在他们不称职或财政无力承担时，乡镇政府还有权解聘。而现在，上级财政、税务、公安、法院、工商、农技、农机等等主管部门，不但要求下边增人增资，而且滥做好人，把原来的聘用人员一下子招工招干，正儿八经地纳起‘皇粮’，工资还上涨了一大截。这些增资费，上头只开空头支票，仍要乡镇财政去‘化缘’。”
这事他清楚，他在长岭乡当乡长时，就为这事头疼。
“从哪儿化缘呢？”老张继续说道，“还不是分摊下去，名目繁多地向农民要。我家里那边本来就不宽裕，这样一来，家家户户就是雪上加霜了。我家劳力不多，又老的老小的小，日子就可见不容易了。我知道，领导有领导的难处，我自己也是一名国家干部，应该体谅领导的难处，所以我一直憋在心里未说。”
“说出来就好，”他说，“这问题其实早就应该考虑解决了，就像人身上长着毒瘤，迟早都得动手术，但早一天动就比晚一天动要好，不然恶化了，就是不治之症。”
老张就变得高兴起来，说：“如果能够早日解决，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我替我们一家，不，是所有的村民向政府表示感谢。”
“你也不用感谢，这是我们自己的职责，应该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这件事，下次开政府常务工作会议时，我会提交会上讨论。这事一定要解决，当然，政府也有一定的困难。”
“那是，那是，我能理解，你们一个个为了老百姓忙这忙那，也不容易，外人不清楚，我还能不清楚吗？”
“我不是叫苦，”他笑了一下，又说：“困难再大，政府也得扛着，不能把个大包袱甩给老百姓。”
“我也在想，‘七站八所’要那么多人干什么？乡镇一级机关本就人多，好些事乡镇干部兼管一下就可以了。”
“老张，这样吧，你只管放手去工作，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