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对银行以及其他受到偏爱的企业进行危机救助和救济已经不是个新鲜事了。在2008年10月的《卫报》中，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在一篇名为《从帝国到民主》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
让我们来正视一个历史事实：我们从未有过一个“自由市场”，政府总是会对经济进行干涉，而且这种干涉会受到金融和工业资本的欢迎。当政府为其需要服务时，他们便不会挑剔“大政府”。
这可以追溯到1787年宪法起草之际。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因未交税而被没收，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西部及其他地方的农民在前一年进行了抗议。开国元勋们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创造了一个权力足够大的“大政府”来应对未来的情况。政府将私逃的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只让新移民和有钱人拥有足够的土地。
政府救济这个想法最初是为了将投机者手中几乎毫无价值的债券全部买下。以近乎全价买下当今的不良资产或将不良资产卖给美国财政部，这只是一种早期的观点——只有金融大亨才能达成这种本质上良币换劣币的交易。
这种做法已经够糟的了，而每次通过向公众收税来为这种做法买单，并且为防止反抗现象而设立常备军的做法使情况更加恶化。正如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农民针对不公平的税法做出的反抗一样。
“在第一届国会的前几次会议中”，政府通过关税补贴制造商而对市场进行了操纵。政府与私人银行狼狈为奸，帮助其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从开始到现在，这些举措早已司空见惯。只不过现在涉及的金额更庞大，风险也更高。
商业越集中，其胃口也就越大，满足胃口所需要的权力也就越大。现如今它已经不满足于数万亿美元的救助，还要求持有抢劫联邦财政部的执照——要求纳税人来买单。
津恩（Zinn）说，在19世纪，政府资助开运河、造商船，并且在内战爆发之前及爆发期间给了铁路大亨1亿英亩的免费土地，同时向他们提供巨额贷款让其继续经营土地。财政部长鲍尔森（Paulson）策划资助华尔街就是一个最大的赠品，接着盖特纳（Geithner）又策划了一次，规模远甚之前。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且从未停止过，其中很多事情都是秘密进行而未见诸报端的。
事实上，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对商业的支持要多些。正如津恩所说，这是自共和党建立以来，另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但当极度贫困的人需要国家的支持时，却没有人来开这个先例。民主党人格罗佛·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一项仅仅规定给予德州农民10万美元让他们在旱季购买粮食种子的法案，还轻蔑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联邦的救助会唤起人们寻求政府给予父亲般照顾的期望，并且削弱我们坚实稳定的民族性格。”
但同年，他却通过以高于市场价28美元的价格购买债券，给予了富有的债券持有者500万美元。在需要政府进行小的干预援助时，他称这是“严格的个人主义”，我们只能自己靠自己——政府只会对大宗生意进行援助，当然，对象永远不会是公众。历史上，美国政府从没采取过着眼于美国人民的当务之急、最大利益和民生发展的计划，而这本是一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的全部意义所在。民主政府的作用在于决定公共所需，而非只是屈从公司的意愿，作出符合它们利益的规划。发展应该服务于人民，而非寻求特殊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变成了理论教条，但它只是军事上的凯恩斯主义。据说为了预防另一次大萧条，飞机和其他国防产业不得不被保留下来，石油行业得到其消耗补贴，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伊利诺伊州银行在卖给美国银行前被接管。直到1971年紧急贷款保障法案颁布后，商业才在整体上得以巩固。
“9·11”后，为促进航空业发展，政府通过了航空运输安全稳定法案（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tabilization Act）。现行的援助方案拯救了华尔街、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AIG）、汽车业巨头——被偏爱的和其他所谓的“大而不倒”的公司。
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记录了救济历史
1931年12月，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曾为哈波斯月刊（Harper‘s Monthly）写过一篇名为《坚强的美国个人主义的秘密》（The Myth of Rugged American Individualism）的文章，其中就谈到了早期对大宗生意给予资助的例子。他记录了在美国陷入大萧条时政府对商业提供资助或补助的15个例子。该书颠覆了一种观念，即由于美国大企业家头脑聪敏、性格强势，国家建设是靠商业单独完成的（或甚至是它自己所拥有的特殊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由纳税人资助的政府并不是起辅助性作用，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公众和商业利益相结合是可能也是可以的——提供一般的基础设施。但政府通常会以一种让公司成为主要受益人而损害公众的方法参与到这些项目中——精心建设的高速公路网，让汽车产业和庞大的石油业获利而非提供便宜的公共交通。
商业巨头在享受巨额利益的同时还操控着国家政策议程，扭曲公众利益。他们甚至在获得了高额的政府资助之后，还有脸向美国公民鼓吹“个人主义”和自给自足，告诉美国人不应向由我们选举出来的政府提出任何满足我们需要的要求，也不能对其寄予任何期望。
1.1887年以来的政府铁路规定
比尔德问：“政府是怎样介入到商业当中的？”它是在“身处困境甚至有时被铁路策略摧毁的商人和运货商的极力坚持下”，是通过充斥着回扣、集合基金、注水股票、假破产、野蛮的运费削减、无情的竞争等手段介入商业。这些手段更多的是由一些最为无情的强盗式资本家所使用的。
在1873年大恐慌期间，发生了灾难性的铁路破产。由试图使黄金市场陷入困境的金融家吉姆·费斯科（JimFisk）和铁路大亨杰·古尔德（JayGould）制造了杀戮和纵火，幸好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Ulysses Simpson Grant）阻止了他们。恐慌之后萧条也随之而来——两年前的一场芝加哥大火摧毁了四平方英里的城市。
2.航道
自从建国以来，政府耗费了几千万美元资助河道、港口、运河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并继续利用这些基础设施来做生意。“谁在支持这些发展？”比尔德问道。“那些想要更低运费的商人和农民们。在美国巴克溪（Buck Creek）上的任何一个商会，听到通过疏浚河道从而让巴克溪能够通船的提议后都会欢呼雀跃。”而支持这一提议的还有疏浚公司以及制造相关设备的公司。
3.美国驳船公司
比尔德又一次问道：“是谁让政府介入到在其改善后的河道上经营驳船的工作？”不是社会学家，而是代表着这个国家商业利益的优秀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4.海运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海运业发展的直接原因。在半个多世纪中，政府并不资助造船商和相关行业，“在战争必需品的掩盖下”，政府带着从工业中获得的乐趣投身进入这一行业。它以廉价的资金或补贴的形式支持大宗的商业海运支出，花钱如流水。如今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游说。
比尔德问道：“谁想让海军官员领一半薪水去为私人船只服务？”商人。他又问：“谁想让政府继续保持营运的船舶，却不付任何费用？”商人。当美国议会去调查这一商业分支时，它会比贸易委员会在公用事业勘验发现的乐趣还要多。
5.航空业
政府已经通过向人们免费提供成本极高的航空服务和补贴航空邮政介入到了这一行业当中。但私人公司又一次成为整个阴谋的幕后操纵者。或者正如比尔德所说：“绅士们都参与到航空业以及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制造业当中。”不论政府是以其他原因为理由还是“为了国防”而购买飞机，都不过是帮这些公司脱离困境而已。
6.运河
试想一下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由于高昂的铁路费率，东西海岸的运货商都支持它。而其他靠科德角运河（Cape Cod Canal）赚钱的运货商发现这条运河无利可图。“他们很高兴看到重担被转移到我们亲爱的山姆大叔背上”，从而让他们脱离困境。
7.高速公路建设
即便是在比尔德时期，“从事汽车和卡车的制造与销售的商人”希望政府在公路上投资几亿美元并用向铁路征收的税收来偿还这些资金。比尔德略带幽默地问道：“谁提议削减该支出的每一分钱的？”没有人回答。在比尔德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汽车业的要求下建立了许多州际公路系统，但最初提出的方案是早在他之前的1938年联邦援建公路法案，以及随后的1944年和1952年联邦助建公路法案。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通过了1956年公路收益法案，创立公路信托基金以支付拟建的41，000英里公路（到2004年达到47，000英里）。
8.商务部
从“商务部”这个名字便能知其目的——意图推进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称的“美国经济”。比尔德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在财务部旁边富丽堂皇的官邸里，一大群骗子为了追求商机无所不用其极”。谁应为让政府成为商业活动的大鼓手而负责？为什么这些讨厌的个人主义者不自己大力争取而是要求纳税人代他们而为之？
那时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是财政部部长，他在分配公共资金上比所有前任做得都要好。但成为总统后的胡佛理应因其在国家进入萧条后对公众的吝啬而遭到谴责。
9.“装猪肉的木桶”——大量的政府拨款
这个词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南北战争后被收录进词典内。它的名字来自于一种可以用来腌制猪肉的容器。1801年的一个农民年历曾敦促读者们“看好自己的猪肉和苹果酒桶”。随着制冷技术的发展，这种容器的作用也就渐渐消失了。但这个词在和政治法案联系起来时却获得了新生，意指可以为选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诸如建立各种设施——邮局、河道、港口、建筑以及一系列琐碎无价值、只花钱的项目的法案。比尔德称公共建筑、海军工厂和军邮都是带有商业利益的，但这些每次都是为了满足受益人的需要而非公众的需要。
10.标准检验局
如今称为国家标准技术局，作为商务部下属的一个标准检测实验室，该机构始建于1901年，意在推进美国的创新实力和工业竞争力。鉴于其目的在于推动商业发展，比尔德问道：“他们为什么不花自己的钱推销，而是要向政府求助呢？”的确，为什么他们要花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宣传呢？！
11.联邦贸易委员会
1914年，该机构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国政府机构而建立。尽管它声称其主要任务是推动“消费者保护”，但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在比尔德时期完全是为了“不喜欢被竞争对手所欺瞒或欺骗的商人”。他问道，为什么是为了“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既没有触犯公共利益，也没有引发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做自己喜欢的事呢？
12.反垄断法
比尔德指的是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案（1890Sherman AntitrustAct）和1914年克莱顿反垄断法案（1914Clayton Antitrust Act）——那时的反垄断法是为了缓和反竞争的行为。当今社会，商业寡头无所不能，垄断并控制了所有的主要行业，这些法案只不过是历史文物。这也是为什么乔姆斯基（Chomsky）会将华尔街上最残暴与无所不能的公司称为“私人暴君”的原因。
早期，商人们抱怨说这些法案限制了他们合法实施大规模计划的能力，但农民和小经营者却需要这些法案。前者是为了更低的价格，而后者则是为了不被迫低价出售——“不被聪明诡计暗算，或者不被拥有庞大资本的竞争者击溃”。
这两部法案受小商人坚定的个人主义的启发而制定，伍德罗·威尔逊称其为“新自由——打破了托拉斯”。这让每个人都能自立。这便是小商人的感觉。但他们的代表律师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自然人的个人自由不应被法人破坏，这些法人以在国家支持下创立的公司而闻名。”
13.关税
关税的征收要追溯到18世纪，它们是政府自18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收入来源。尽管早在内战时期和19世纪90年代就采取过缴纳所得税的政策了，但所得税在1913年才成为法律。
比尔德所指的关税是一种商人们要求用来保护其利益的“干预”，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要“一种权利，使资本盈利最大化、勤劳和智慧价值化、商品价格合理化”。
当时“自由贸易”的想法跟如今一样——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国内商业免受外国竞争者的损害，同时寻求自由进入别国市场的权力——正如现今WTO，NAFTA，CAFTA-DR，以及其他破坏性贸易协议所呈现出来的方式。比尔德早期对此的反应是：“如果竞争是有益的，那为什么不站起来接受呢？”
14.联邦农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创建于1929年，当比尔德写这方面的相关文章时该委员会才刚刚建立不久。他称其为“一个集体机构”，是由大多数最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且独立的农民发起的抗议活动的产物。
胡佛支持该委员会并将其载入法律，但在其任期内该委员会的措施是最为适度的，主要并且基本是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稳定物价和生产、资助联盟协会限制生产。另一种方法则是让农民按其意愿尽可能多地生产，并可以根据市场可以承受的价格进行销售。它的口号是“种得少，赚得多”，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合作或者独立运行。
15.延缓偿付和冻结资产
赫伯特·胡佛计划在经济日益恶化时期对外国欠美国的债务给予一年的偿付期，同时，提议社会大众支持“冻结资产”。此项计划的“灵感”，源于美国投资银行家所处的窘境。20世纪20年代，他们先是大发横财，随后就陷入困境，需要政府施以援手。
1927年，一位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告诉比尔德：“我的国家中最好的生意，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就是向美国的私人银行家借几十亿美元，最后无法偿还，债务被转到联邦政府名下，然后变成欠私人银行的债务。”因此，他们相信银行家会为了私人运营者的利益而强迫政府放弃其要求。这一做法确实有效。比尔德说：“美国纳税人被征收重税，而美国银行家就是收税的人。”
那么“冻结资产”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份代表着预期能够赚取比审慎投资更大收益的交易文件。例如，利率为7%的西部农场抵押贷款及其持有人当时就被牢牢地冻结了。但是为什么政府就应该牵涉进去拯救那些因为愚蠢和贪婪而跳入陷阱的人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投资者想让政府把蛋糕送到家门口，这样他们就可以吃了。
比尔德强调说：“联邦政府并非凭空操纵，而是由于不知所谓的冲动……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商人、农民或二者兼有，政府一直夹在一群世上最为强大的游说者中间。”他们代表着“高于街角杂货商”这一阶层的每一份商业利益。在最近40年或更长时间里，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无论来自共和党或民主党——不是一开始高谈反对政府干涉市场，转而又支持在大批干涉政策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干涉措施的。
比如伍德罗·威尔逊将个人主义作为其参加1912年大选的基础，他称这次大选是新自由和控制政府的企业财团之间的对抗。作为一名杰斐逊主义的继承者，“他谴责各种家长式的作风”。但看看他在任期内所制定的法律：
·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它通过赋予银行巨头发行货币权、控制货币供应、价格权和向政府收取利息的权力颠覆了宪法，但如果政府自行发行货币，则不需要支付利息。
·联邦所得税是为联邦欠银行家的债务所服务的。
·乘务员法，实际上规定了洲际铁路各级工作人员的工资。
·航运局法，让政府介入航运业，并管理运费率。
·农业贷款法（Farm Loan Act），建立了12个区域的农业贷款银行，为农业贷款协会的成员提供服务。
·联邦援助公路建设。
·阿拉斯加（Alaskan）铁路。
·水力发电法案（Water Power Act），创建了一个联邦电力委员会，其权力范围包括水路和水力发电项目的使用与建设。
·还有其他各种法案，都是为了帮助商业成为国家法律而违背“政府越小越好”原则的法案。
在恢复常态并让政府和商业相分离的口号下，共和党人在19世纪20年代初重掌大权。事实上，他们并没废除任何一部威尔逊所制定的法律。无疑，他们与其思想上的前辈通过补贴、奖金、内部完善、关税以及其他援助途径也进入了商业领域。这便是他们的所谓的“恢复常态”。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统治下，个人主义、无干预、大批资助一直持续至今，一切如常。
对商业的补助：美国式生活
社会化成本和私人利润界定了美国经济的含义，如今有几万亿的补贴和其他各种慷慨的救济金，让其更甚往昔：
·补贴和其他直接拨款。
·税收优惠、减免，税收免除、减记、注销，信贷，漏税，避税以及盈利企业的退税；公司越大，得到的就越多。
·允许公司将总部设在海外并免交联邦所得税；允许他们在同一基础之上将国外收入汇回国内，将工作外包并取消国内的工业基地。经济金融化，实行赌场资本主义并洗劫国库，从而掩盖其因投机、卑鄙和腐败的经济行为而产生的坏账。
·发行各种可能的大型政府合同。有些合同未经过投标，其他的合同则是成本加成，其动机都是要进行欺骗以获得更多收益。
·提供贴现使用费或向公共资源的使用进行补贴。
·放开在政府的资助下进行的研发活动。
·其他各种政府直接支付，每一个内阁部门都有一个允许政府资助私人企业的渠道——商务部，农业部和其他部门都有各自的资助项目；食品及药品管理局为大型制药公司提供资助；联邦通信委员会向媒体和通信公司提供资助；联邦航空公司为各航线提供资助；财政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华尔街提供资助；美国国税局和联邦调查局是最为活跃且“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他们无视超级骗子而只是专注小骗子。
·加速贬值的其他补贴；对广告成本的补助，直接补助在国外做广告的公司；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了同样多的重商补贴，但与此同时却在削减必要的社会福利。
·对富人实行个人减税政策；默许数万亿美元流入境外的避税国；让公司诈骗和犯罪成为全国性的消遣活动。
·政府该做和做得最好的事情是私有化，包括修建学校、高速公路、桥梁、飞机场、监狱、公共用地和公共设施；将研究和探索太空、选举和军队训练交由私人；使用雇佣兵来扩大战争，同时锁定目标取消对老人和残疾人最为重要的扶贫计划——社会保障；取消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将财富私有化，债务公有化。
·废除福利救济和其他社会福利；在“沃尔玛化”社会中弱化工会组织；当前占支配地位的统治原则是以牺牲真正的民主、有益的社会变化、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及其需要而服务的政府为代价来奖赏特权阶级，而不是应当向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服务。
比尔德所说的“坚定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纯粹的虚谈和沾沾自喜。但是不论坚定与否，“个人主义”对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来说是一种被安排的命运——我们曾经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淹没后自生自灭，然后又有数百万人在很多年以前因为国家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而加入只为富人和有权人的利益服务的被淹者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