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借钱的贫困生
林语堂1919年秋天赴美留学，在美求学期间，常常无钱交学费，甚至到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有一次春季开学，林语堂没有注册，但他不愿放弃学习，每日仍装模作样到班级上课。管理人员几次通知他，他置之不理，留言说病了，发高烧，病愈后自然会来注册。按学校规定，这样延期注册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管理人员一时又找不到他，只好静等他自动上门。这样又过了一个月。管理人员纳闷，不可能高烧一个月不退吧？向班上其他学生询问，学生告之，林语堂天天准时来上课，并没有生病。管理人员大怒，这天堵在教室门前，看到林语堂夹着课本出现，他们上前一步，说：“林同学，你的求学精神令人感动，抱病上课一个多月也不请假，开了我校史上先例。”林语堂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怕其他学生听到，连忙将管理人员引到僻静处，说：“请老师开恩，亚洲学生，特别是亚洲中国学生的苦楚身为欧洲的您是难以理解的，我只希望老师再宽限我一个月，我定会准时去注册。”管理人员听得一头雾水：“密斯特林，亚洲欧洲和我们的注册有什么关系？我只希望一个月后你别再食言，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哈佛，可是为你破了先例。”林语堂点头致谢。
送走了管理人员，林语堂愁得不行，家在贫困农村，根本指望不上；同学朋友，似乎也不能开口去借。想来想去，林语堂想到了古道热肠的北大教授胡适，经常听说他借钱给别人，看来，只有从他那里碰碰运气了。林语堂当即给胡适拍了一份电报，特别在电报中说明：“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电报发出后不久，很长时间没有回音，眼看着一个月的限期要到，林语堂急得跳脚，正愁着这一关不能通过时，这天却收到胡适寄来的汇款单，正好是1000美元，同时附言说这是北京大学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即林语堂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而且一定要到北京大学工作。
“这钱是用来买人的！”林语堂这样说，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是想到这也是北京大学从未有过的举措，为自己解了燃眉之急，心里仍是十分感动。在哈佛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时候有了女朋友，开销更大，很快，1000美元所剩无几。尝到一次甜头，这次林语堂毫不客气地又去信向胡适借钱。胡适也没有二话，又汇来1000美元。
四年后，林语堂回国了，为了“还债”，为了“践诺”，他谢绝了国外很多的高薪聘请，回到北京大学，做了英文系教授。拿了几个月的薪水，正好凑够了2000美元，他拿着钱来找胡适，不巧胡适去上海了。反正这笔钱是胡适出面向北大借的，那么就还给北大好了，于是他找到校长蒋梦麟，蒋梦麟听后一头雾水：“北京大学什么时候支给了你2000美元？我是校长我怎么不知道？”林语堂仔细了解后才明白，北京大学根本不会提前“预支”薪水给留学人员，这笔钱是胡适爱才心切，自己拿了私房钱。林语堂将钱交给江冬秀，这件事最终才露了馅。江冬秀得知胡适有小金库，而且数目还不小，吵了几个晚上，最后的结果是全部没收充公。林语堂也后悔自己多事，坏了恩人的好事。
被开除的老“同盟”
1932年12月30日，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告成立，主席由宋庆龄女士担任，蔡元培任副主席，林语堂任宣传主任，而胡适则任北京分会主席。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史沫特莱转来的一封控诉书导致了胡适与林语堂的“反目”，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胡适被同盟会除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30年代，北平的中共组织连续遭到破坏，薄一波、刘澜涛等共产党人被捕，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反省”。在狱中，共产党人遭受到种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和非人道的折磨，一封控诉书就从狱中飞出，寄到了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手中。史沫特莱其时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控诉书在同盟会员中传阅后，引起极大的震惊与愤怒，很快成为报刊的新闻热点。林语堂打电话给胡适，希望他能调查处理此事。
然而令同盟会意想不到的是，胡适收到控诉书后，认定是捏造的——他的理由是前几天他刚刚视察过北平的几所监狱，接触到包括政治犯在内的一些犯人，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及吊打行为”，遂当即致信给林语堂。信发出没有几天，胡适在《燕京新闻》上看到宋庆龄签署的以同盟会总会名义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呼吁书以及控诉书全文，一时大为生气，认为这是同盟会的偏听偏信，是不负责任的。胡适马上又致信林语堂及蔡元培，认为同盟会是在瞎胡闹。林语堂收到这封信后惊呆了，如果控诉书确系捏造，那同盟会将会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所以，他决定慎重调查加以澄清。
同盟会商量后，决定以林语堂私人名义给胡适写一封信，这封信内容如下：
适之兄：
得来札，知道北平监狱调查报告出于捏造，此报告系史沫特莱交来，确曾由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会传阅，国人相信女士之人格，绝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发表。不幸如事实如先生来函所云。接信后蔡、杨及弟皆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大约明日开紧急会议，恐会议上即将发生重要波折。知道你关怀，所以先写几字，作为私人的答复。开会后当有正式的信报告一切。
弟语堂，2月9日
很显然，林语堂相信了胡适所说的控诉书为捏造的事实，他们正准备实地调查后酌情进行纠正。然而令同盟会同仁始料不及的是，次日胡适就带着愤怒的心情致函《燕京新闻》，向全社会公开了他与同盟会的分歧。
面对胡适的发难，宋庆龄十分生气，说：“适之先生他自信他对监狱的调查，根本就没有看到监狱中那种对政治犯的残酷迫害，除非酷刑在胡适眼前实施，他亲眼所见，否则他是不会相信有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他受过酷刑呢？又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到犯人受酷刑或者让他看到酷刑的场面呢？总会立即让林语堂执笔，代表总会与胡适对话，同时告诉他，控诉书并非内容不实，此等酷刑在中国各监狱或军法处用之者，本时有所闻，故亦不容置疑。”同时告诫胡适，“不要因私情与总会为敌”。
然而胡适与总会越走越远，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公然反驳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主张。同盟会当即召开执委会，上海分会的鲁迅亦应邀参加，会上通过了开除胡适的提案。宋庆龄说：“联盟丧失此一友人，实为殊堪庆幸之事。”
胡适从此离开同盟会，但是这件事并未影响他与林语堂的友谊，这亦是胡适作为大学者的过人之处。建国后胡适与林语堂都飘零海外，但胡适仍惦记着林语堂。有一年台湾风传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发了大财，胡适根据掌握到的情况，马上站出来为昔日老友辩护，说林语堂为了研制中文打字机，现在已倾家荡产。
林语堂1966年定居台湾时，胡适已经逝世，最后的存款只有153美元。林语堂闻听后心酸不已，他来到胡适墓前祭奠，并公开了当年胡适掏私房钱“借”给他在美读书的内幕，令在场的记者无不动容。十年后林语堂去世于香港，后移灵安葬于台北故居后园中——两个一生牵挂的老朋友，最后都长眠于海外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