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坑里的蛆虫”
1922年8月，郁达夫发表了《夕阳楼日记》，以凶猛的火力向文化界权威挑战，他说：“我们中国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地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地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虽然郁达夫没有点名，但地球人都知道他骂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胡适，据说郁达夫写此文是为泄私愤。早在1919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曾主动致信给大名鼎鼎的胡适，表达他的“钦羡”之情，并提出见面的请求。这封信很能说明郁达夫并不在乎名人的骄傲气质，既不在乎，却又要表示敬意请求见面，其间的矛盾心态显露无遗。胡适收到信后并未理睬，他的工作那么繁忙，他不搭理一个非亲非故的无名青年也在情理之中。据说江冬秀后来在收拾房间时偶然看到那封信，就劝胡适说：“人家年轻人既想见面，就见一面也无妨。”胡适点头说：“好，好，我会见他。”
也许是郁达夫在信中的锋芒毕露让胡适反感，这一面最终没有见成。一直没有等到胡适的回信，郁达夫愤怒了，抛出《夕阳楼日记》。仅仅四天之后，他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封公开信的末尾，他“打开天窗说亮话”：“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
很快，创造社的另两位大将也一齐上阵为郁达夫助威，同年的《创造季刊》一卷三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呛人的火药味直逼胡适。特别是成仿吾，拉偏架的姿态十分明显。而郁达夫本人更是火上浇油，写了一篇后来被郭沫若称之为“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含沙射影攻击胡适。
胡适当然也不罢休，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编辑余谈》，大摆权威架子，以不屑的口吻鄙视郁达夫、郭沫若等：“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郭沫若也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奉劝胡适做人低调一点。郁达夫越骂越上瘾，骂战一直持续到了次年5月。胡适可能厌倦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致信郁达夫、郭沫若：“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话说到这份上，郁达夫没理由再骂下去，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创立的创造社虽然进入鼎盛期，但是泰东书局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中，郁达夫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加深着、强化着与出版商和“垄断文坛”者的对立情绪。后来胡适与郁达夫虽说成了朋友，郭沫若却说：“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汪静之的“猛料”
这一场论争胡适很快就忘记了，但是胡适的同乡汪静之却没有忘记。1937年初夏，胡适来到上海谒见蒋介石，汪静之此时恰在上海，听说胡适来沪公差，马上过来看他。两人诉说别后种种之后，汪静之突然说：“王映霞与戴笠有奸情，这回让郁达夫戴绿帽子了。”胡适大吃一惊，连忙说：“此言可不像诗人说的，要是让郁达夫听到，不扇你几个嘴巴才怪。”汪静之一听跳起来：“我像胡扯的人吗？就算是郁达夫站在我面前，我也要这么说。”
胡适对小同乡汪静之一向另眼相待，这可能更多的是看在表妹曹诚英的面子上。当年帮助汪静之出版那本后来轰动一时的诗集《蕙的风》，胡适就赞助了数百元的印刷费，让江冬秀十分心疼。但她最担心的事显然不在胡适的乱花钱上，何况这钱并非乱花。那几年，胡适身边一帮子喝过洋墨水的诗人、作家，纷纷抛弃结发妻子娶了时髦小姐，这才让江冬秀时时担惊受怕，整日在家咒骂那些抛弃糟糠之妻的花心男人，比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哪一个不被江冬秀咒过一百遍？其实郁达夫的原配孙荃诗词唱和门门精通，郁达夫也称赞她“诗才盖过前清秀才”，但最终他还是与孙荃离婚，娶了杭州四大美人之一王映霞。
郁达夫、王映霞住在杭州时曾与汪静之是邻居，有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汪静之开门一看，是王映霞，连忙请她进来。王映霞坐了半天不开口说话，并且不时到卫生间呕吐。汪静之觉得有点不对劲，就问：“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王映霞说出的话让汪静之目瞪口呆，王映霞说：“我，我有了。”汪静之的吃惊在于王映霞为什么要将这个绝对隐私告诉他。就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王映霞忽然说出了她的目的：“这个胎儿我不想要，也不能要，想打掉他。可是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一时不能回来，我想……”她看着汪静之，有点难堪地微笑着。汪静之仍是不明白，说：“我能帮你做什么？”王映霞说：“我想请你假扮我的丈夫，陪我去医院做这个手术。”汪静之虽说不太情愿，但他最后仍帮了王映霞这个忙。手术后没几天，王映霞一连几天没有回家。后来有一天汪静之在门前碰到她，汪静之说：“这几天你上哪去了？”王映霞也不隐瞒，说：“戴笠戴老板开车接我去了，他家的花园洋房，好漂亮啊！”
汪静之询问胡适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好朋友郁达夫，胡适沉思了良久，说：“男女之事不好说，更何况这只是你的单方面猜测，不要火上浇油才好，可以静观事态发展。”
没过多久，郁达夫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当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启。”这份启事一经刊出，立马引起轰动。郁达夫一怒之下，又发表《毁家诗纪》，斥责王映霞红杏出墙——当时市面上都传说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包括郁达夫也是这么认定的。汪静之欲向远在福州的郁达夫说出真相，被胡适竭力阻止。郁达夫赴南洋前夕，与胡适在上海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郁达夫名声日隆，早不是当年创造社初创时的文艺青年可比，胡适握着他的手说：“看起来你过得比我好。”
胡适终于没有说出那个秘密，汪静之也没有说出，一直到了晚年，汪静之才发表了那篇写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字《王映霞的一个秘密》，公开爆出王映霞与戴笠的男女私情。这似乎也为郁达夫的离奇身亡找了一个合理的注脚。但另有说法是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杀。也有人证实其为印尼游击队杀害，因为他做过日本宪兵队翻译。乱世才子到底因何神秘失踪？这似乎成了永远的谜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