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大集
北京有条龙须沟，济南有条山水沟。相同的是早先都经常闹水患，解放后都得到了治理，又都被老舍描述过。不同的是前者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成了电影，而后者却留在老济南人的记忆中。
山水沟在老城的西南。城南是连绵的群山，而市区地势相对低洼。过去每逢下暴雨，山水顺势由此而下，流入西护城河，山水沟由此而得名。一闹水患，沟沿儿两侧的居民叫苦不迭。人们在山水沟南口外建了一座龙王庙，祈求风调雨顺。在庙西还筑了一道坝，因距老城二里，故名二里坝。高高的坝体上开了三孔石拱券水门，每门高6米，宽4.5米，中间安装一排直径10厘米粗的铁棍做栅栏，以抵挡山洪冲下来的木桩、石块等杂物，人们俗称这里是“南关铁箅子”。1952年此处改建，铁箅子被拆除，改称离明坝，今称黎明坝。
1962年7月13日，济南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六小时降雨量达288.4毫米，洪水量在每秒300立方米以上。汹涌的山水在这里还冲翻了两辆公交大客篷，并将趵突泉的锦鲤鱼都冲到了马路上。1965年，历经修治的山水沟加宽了过水路面，石砌护岸，即可行洪，又方便交通，周围的居民也得以安居乐业。只是这条顺势而建的“S”型的马路，成为这座古城众多横平竖直、中规中矩道路中的“另类”。
原先这里“风水”不佳，进不了城内的穷苦人只好在沟沿两侧安顿下来，房屋破旧，布局杂乱。居民中穆斯林居多，沟东侧杉篙园街建有南关清真寺。
这里的百姓多靠小买卖和小手工作坊为生，其中有不少风味饮食。直到“文革”前后，这里的炸鸡蛋荷包、油炸糕、扒鸡和炒货都很有卖点，油烟蒸腾，满街飘香。数量最多的摊点和店铺是家具、木器、杉篙、毛竹、风箱、笼屉、陶瓷、五金和竹帘加工等。有名的刘家大兴灯轿幡杠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最大的幡杠行。曾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为其母送葬，以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娶儿媳，都由这里具体操办。
久而久之，这里自发地形成了南关大集。农历每月的二、七为集日。
最初交易多为农牧产品，后来则成为废旧物资交易市场，当地人俗称“破烂儿市”。但见一个挨一个的地摊儿上摆着旧衣服、旧针线活、旧家具，锅碗瓢勺，旧书陈报、旧收音机和矿石耳机等，偶尔也有东洋旧货。当然也少不了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古旧书籍等。一些识货的人碰巧了，还真能淘些稀罕玩意儿。王献唐曾托敬古斋的古董商人在此买过一本元初刻本《穆天子传》。
山水沟的东侧是正觉寺街，西侧则连接着趵突泉前街，过去这里有座药王庙。一般的药王指的是扁鹊，而这座庙内亲自尝百草的神农氏成了主位。
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名医塑像则分列两旁。每年农历三月，庙前都将举行长达半月的药王庙会。民国初年，因赶会的人太多，便将庙会迁到山水沟及附近的三合街、南券门巷等处。每至庙会，山水沟人山人海，各色中药材、旧货、绸布、杂货、广货等商贩云集，叫卖声不断，说书的、变戏法儿的，拉洋片的也来凑热闹。上世纪30年代初，在济南齐鲁大学执教国文的老舍经常来山水沟转转。这位博学多识的京城学者竟然对药市兴趣十足，这在他写的散文《药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在济南住得时间较长，老舍的文学作品中很多都有济南的影子，不知《龙须沟》是否有山水沟的影子。1965年，刚刚整治好的山水沟还举行过一次药会，赶会的有几万人，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药材大会。
后来山水沟的商业功能逐渐丧失，沟两侧低矮简陋的平房也被一幢幢楼房所替代，街的名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改为趵突泉南路了。但“山水沟”的名字依然在当地百姓中使用，因为它生动、形象、上口、好记。
2007年7月18日，济南一场大雨，这条路又一次给济南人带来抹不去的伤痛。2010年，此路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又一次大的改造，路面整体抬升，最高处抬升了1.5米，使得路面与道路两边地面基本持平，路面以下形成巨大暗渠，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如今，这条街的走向还保留了旧有的“S”型，“沟”的痕迹却几乎看不出来了。
西洋景
这是座洋人开办的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建筑中西合璧，展览包罗万象，引来胡适、老舍、陈嘉庚等文化名人驻足观看。解放后作为山东省博物馆自然陈列室，成为历史文化和科普教育的基地。
位于山水沟中段西侧的广智院如今静悄悄的，可谁会想到，20世纪早中期，这座中国早期博物馆却门庭若市。
1887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库寿龄和詹姆士在青州创办了具有科普性质的郭罗培志书院博古堂。有着中国人名字的怀恩光来自英国爱丁堡，英文名字直译为惠特莱特·约翰·萨瑟兰。他通晓汉学，著有《汉语入门》等书。1904年，他调来济南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后来的齐鲁大学）神学院任教。他看准了胶济铁路全线贯通、济南战略地位日益显赫的有利时机，决定将博古堂迁至济南。因此，他拜见了周馥，以寻求在购地等方面的支持。显然，这位牧师的目的达到了，他们用6500英镑，在南关山水沟以西、东新街（后改称广智院街）以南、南圩子墙（今文化西路）以北的江苏同乡会义地购得6.4万平方米土地，建立院舍，将博古堂的藏品、设备及人员迁至济南，并扩充其内容，更名为广智院，取“广智者，言见之而广其智识也”之义。怀恩光任首任院长，其子任设计师。第一部分于1905年12月落成，山东巡抚杨士骧率部出席落成典礼。1910年全部建成。怀恩光还于1912年在十二马路大槐树庄建立分院，名军界广智院，接待对象多为军人。
广智院集展览、宗教礼义和文化教育于一体。其正中为陈列大厅，内有历史博物展览，左为阅览室，右为研究所。1927年还开办了民众学校，兴办儿童主日学、识字班和成人协修会等。1917年齐鲁大学创立后至1946年，广智院还一度作为其社会教育科，与文、理、神、医科并列，纳入大学机构。1942年8月，伪济南公署一度从英美人手中接管广智院，改为市立科学馆。1946年，英国浸礼会将其收回并与齐鲁大学脱离。
广智院陈列内容有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机工、农产、历史、艺术、文教、文物、卫生和人口比较等十三个门类，两千余组，万余件展品。展览手段采用图表、实物、标本、泥塑和模型等，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在此既可欣赏到巨头鲸鱼、大熊猫、扬子鳄、鸭嘴兽、金丝猴、长尾鸡、褐马鸡、凤鸟等标本，又可以看到各国的议院大厦及各国大教堂、希腊圣殿、罗马古战场等西方建筑景观模型，还有泰山地形剖面、淄博煤矿、纺织工厂等国内景观、厂矿模型，其中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及河床剖面模型长达六米，设在陈列室中央。此外还有飞机、汽车、火车、轮船、人力车、轿子等上百种交通工具的模型和生活中各色人物的泥塑。在展示各国人口比较时，除悬挂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图像照片，还陈列着数百尊各国的人形泥塑，每个约16至20厘米，形象传神。在讲卫生常识时，一组泥塑表现了人吃了趴着苍蝇的西瓜后手捧肚子的痛苦神情，使许多目不识丁的百姓看得津津有味。其中也不乏小脚女人、长辫子男人、老牛破车、茅草房舍等雕塑，旨在渲染中国的愚昧与落后。而那些演讲堂里讲经、布道用的各种语言、各种版本的《圣经》也成为日后山东省博物馆的藏品，成为研究西方宗教史的珍贵文献。早在191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庄俞看完广智院后评价道，像广智院这样比较完备的陈列室，当时在我国很少，远胜于上海圆明园路的博物馆。他还说，可惜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创办的，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广智院的内容丰富，其建筑在当时也颇为时尚，有创新意识。房舍采用中国传统庭院式对称布局，坐南朝北，依势而建。其中陈列大厅形制高大，屋顶部设有大面积的采光井和玻璃天窗，采光充足，易于通风，有利陈列与观赏。南侧那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礼堂，可同时容纳六百人，与老新华电影院规模相同，解放前夕仍放映电影。所有建筑均青砖黑瓦，翘檐花脊，山墙上的花卉图案砖雕细腻精美。单体建筑之间采用室内引廊、室外连廊、月亮门及鹅卵石花径等进行空间串联。院东西两侧各有一排长长的透花砖墙，与院外隔而不堵，透而不露。院北正门两侧各有一排平房，为早年民众学校的教室，临街墙上一扇扇六角窗成为文智院街的奇特景观。与之相邻的同为怀恩光1905年主持兴建的英国浸礼会礼拜堂，与广智院有分有合，相互映衬，加之晚些时候建起的济南共和医院养病所和医道学堂门诊部、大讲堂（后都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等教会慈善机构，共同构筑成广智院街特有的中西合璧的建筑景观走廊。这些建筑的大轮廓与中国传统建筑和谐统一，但建筑局部多采用西洋建造术，如拱券门窗、八棱石门柱、砖雕、石雕、油彩壁画、铁艺院门等等。房前屋后及道路两旁芳草如茵，还栽种有丁香、石榴、银杏、君迁子、月季等等，并在枝干上挂有写着花木名称、科目及原产地的说明牌，既美化了环境，又使其成为植物陈列的有机部分。西方园林中的绿篱、“爬墙虎”等在此也被大量栽植。
广智院建成后，很快在济南、省内和华北地区出了名，参观者蜂拥而至。因免费入院，不售门票，不仅是城里人，就连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也常常赶着毛驴来这里观赏。每逢山水沟集日，一天内观众多达八九千人。据那架安装在大门口的铁铸计数器统计，1912年参观人数达二十三万，1914年达二十八万，至1930年多达四十万，超过了当时济南城市人口的总和。
百姓们大多来看看稀奇古怪的“西洋景”，看看热闹。一些声名显赫的学界泰斗慕名前来则看的是门道。1922年7月2日，北大著名教授胡适来济南出席学术年会后参观了广智院，他对这里的观众之多颇感惊讶。20世纪30年代初，在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老舍因其办公及寓所均距广智院很近，便来此参观。他还写下了散文《广智院》发表在1932年12月3日的《华年》周刊上，详尽而生动地向读者介绍了广智院的陈列内容，慨叹其启迪民智的显著作用。1949年10月，陈嘉庚在赴京出席开国大典后顺访济南，当他浏览了广智院后深受启发，不仅将其写入归国纪游，而且在其家乡福建厦门斥资兴建了一座广智院式的规模更大的科普园地——集美鳌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激光学家王大珩1970年重游广智院时曾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广智院的启蒙教育。历史学家翦伯赞1961年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也将广智院的建立收入其中。据说在解放战争打响前，我华东野战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广智院与曲阜“三孔”、聊城光岳楼一同列入重点保护目标，使广智院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解放初期，广智院改换了门庭，先是由山东省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接管，后又成为省自然博物院筹备处及省博物馆自然陈列室。陈列内容除保留部分动植物化石及标本外，删改调整了绝大部分内容。以常设的巨型恐龙化石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展览”，20世纪60年代初的“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院主办的“性的自然史展览”等成为这座博物馆不同时段的不同亮点。而广智院最后一任院长、中国人袁叶如牧师和广智院泥塑艺人刘天恩、牛仲山、时清溥等则留了下来，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由于家父一直工作和生活在省博物馆，我家便与广智院旧址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就住在展室东侧的配房里，这里原是间会客厅，二十多平方米，因墙体较厚，下又有暗室，冬暖夏凉。每至清晨，阳光从东面的花格门窗斜射过来，被外面树梢筛成一缕缕光束，打在屋内再简单不过的陈设上——几件姑奶奶留下的老桌椅和几只木箱，一张大棕床。因屋子里的家具少，显得宽敞。倒是那个取暖用的铁铸煤炉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可能为取暖效果好一些，炉子放在屋子中央，为防止烤坏木地板，炉子下面垫了一张很大的铁皮，拐了几道弯的马口铁烟囱从东窗伸出去。我家与陈列着二十多米长的巨大鲸鱼标本的棚子仅一墙之隔。每次从幼儿园、小学回家，我总是先隔着木栅栏门看看这条大大的怪物，闻闻那里散发出的奇特的味道，长大后才知道那是防腐用的福尔马林药水味儿。那时觉得广智院挺大，很幽静。大人们上下班时还保留着敲钟的传统。敲钟的任务由传达室有着光亮脑门儿的张大爷来完成。每当他用长长的绳索拉响那口高高挂在老槐树上的铁钟时，惊起一只只燕子和带着哨子的白鸽。
伴随着“轰轰烈烈”和“如火如荼”，省博物馆首任馆长，后来曾任山东省九三学社主委的徐眉生在那座两层楼的办公室内挨了批斗，“坐喷气式”，被踩脚后跟。院子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那火碱和着淀粉搅成的糨糊味和大字报上未干的臭墨水味混合成了奇特的味道。馆里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那座玲珑精巧的小礼堂里上演了活报剧《一块银元》和幻灯片《沈秀芹先进事迹》。
从那时起，这座相当完整的建筑群开始支离破碎起来。20世纪60年代末，省博物馆拥有了大卡车，为方便卡车通行，将那座精美的月亮门和室外连廊拆掉了。透孔花砖墙以安全为由被堵得严严实实。1971年，那座小礼堂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方头方脑的存放着“孙子兵法竹简”的库房楼，广智院从此被拦腰斩断。20世纪90年代初，省博物馆迁新址，库房楼以南划归原山东医科大学附院后，那座墙上布满绿油油的“爬墙虎”的砖木结构的院长别墅和两层长楼，倒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
万幸的是，广智院的主要建筑陈列大厅最终被保护下来，还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曾经挂上民俗博物馆筹备处的牌子。在维修时，正门券门楼的门楣上被沙灰封盖几十年的“广智院”三字重新显露出来，粉饰一新，金灿灿的。
2013年，广智院与原齐鲁大学的近代建筑群一同被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字架下的雕甍
老舍曾先后两次客居济南，都是在齐鲁大学教书，时间长达四年多。他喜欢这座校园，甚至认为“比公园强的多”，应该称之为“非正式的公园”。他的故居至今仍在小巷深处。
清同治三年（1864），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登州（今蓬莱）观音堂办起免费义塾，起名蒙养学堂。1872年取“以文会友”之意，将学堂定名文会馆，也称登州书院。以洋教堂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文会馆学生由最初的二十多人，陡增至百余人，课程也有所增加。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国浸礼会与美国长老会决定合办大学，将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1904年迁至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取名广德学堂，与青州的神道学堂、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并列，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1908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南圩子城外以永租为名获得土地545亩，开始筹建大学。1911年校舍基本落成，开始招收新学生，并为日后结束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四科三地的局面打下了基础。为方便在学校和已建好的附属医院之间出入，在南圩子城墙上新辟城门叫“新建门”。校园主体建筑由美国工程师佩利姆（G.H.Perriam）设计，其平面布局为西方近代建筑形式，并采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手法、建筑符号。校园坐南朝北，采取对称布局，办公楼位北，康穆堂在南，东西两侧由北向南对称布置考文楼、图书馆和柏根楼、齐鲁神学院，色彩协调，疏密有致。六座楼间形成一个三千平方米的中心花园，为西方园林布局，八条鹅卵石铺成的道路呈放射状。教学办公楼多为二三层，高石基，清水灰砖墙，花脊小瓦，歇山式屋顶。每座楼的入口处为中国古典式垂花门罩，山墙及山花砖石雕刻精细。教学楼正南为教工宿舍，多为二层欧陆别墅式住宅，住宅南侧有瓜地和果园。男女学生公寓分列东西两侧，人称东村和西村。校园还附设有麻风病院、游泳池、运动场及崇德小学和西人小学。
1917年广德学堂、神道学堂和共和医道学堂集结济南，汉口大同医院和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并入共合大学医科，加之早一年并入的北京协和医校合办成立私立齐鲁大学，但英文名称仍沿袭旧称，设文、理、医三个学院。后来增加神科、社会教育科、天文科、农科和国学研究所。创办之后的十几年间，学校异常复古与守旧，宗教气氛十分浓郁，校政大权一直掌握在神职洋人手里，学生几乎也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入学不入教要受到歧视。
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求一切私立大学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的学生们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1930年，孔祥熙任齐鲁大学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担任，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康穆堂也改为大礼堂。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文学家老舍，历史学家顾颉刚、钱穆，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报界名人孙伏园等纷纷到此执教，给校园吹来了阵阵清风，也使齐鲁大学在山东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不断提高。齐鲁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学界遂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
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一部分留守，像神学院、附属医院等，而一部分迁往四川，顾颉刚正是此时到齐鲁大学任教，成了国学所的教授。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返回济南。1947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加拿大驻华大使戴维斯以及印度驻华大使梅农等曾参观齐鲁大学并演讲。这一年的11月16日，济南市临时参议会和市政府还将济南历史上第一个“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前齐鲁大学校务长，时年八十三岁、来中国五十三年的德位思，并授予写有“济南之钥”英文字义的金钥匙。
进得齐大校园，满眼的绿色，厚厚的草皮铺成一张张绿色的毯，林荫夹道，一路的柏，一路的松，一路的枫树，一路的银杏……绿色的走廊引导着通向一座座绿色枝蔓爬满四壁的绿色的楼宇。正像老舍所描绘的：“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为以绿为主色的一景……校园的全景，就妙在只有花木，没有多少人工作的点缀，砖砌的花池咧，绿竹篱咧，全没有；这样，没有人的时候，才真像没有人。”（《非正式的公园》）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这位杰出作家、语言大师，曾先后两次客居济南，时间长达四年零三个月，他在济南度过了与夫人的大半个蜜月，有了第一个孩子，创作了百余篇（部）作品，遍游了济南的山水名胜、大街小巷，他还用平实而精彩的笔墨来描绘济南的风土人情。
1929年夏季，老舍结束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教职后离开英国，途经新加坡并滞留半年，在一家当地的华侨中学任教。1930年7月，返回北京只住了三四个月，他就应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聘请，出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讲授《文学概论》和《小说作法》等课程，并编辑校刊《齐大月刊》。他在济南有三处居所。开始只身一人住在校内办公楼二楼西南角上的一个房间。1931年暑假前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他创作了那部在上海被不幸烧毁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再次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老舍住过的这座被洋人们称作“马喀考米卡”的办公楼在1997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如今原址上按原样复建了的新楼，体量较老楼高阔不少。
1931年暑期，老舍回京与胡絜青完婚，后偕夫人回到济南，在正冲校门的南新街58号（原54号）的一个院子里租了三间北屋，一住三年。长女舒济便是在这座小院里出生的，取名济，不难看出老舍对济南所寄予的一片深情。1934年夏，老舍夫妇与未满周岁的长女在这座小院里合影。他在这张“全家福”上幽默地题写打油诗一首：“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日子里，老舍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以及短篇小说集《赶集》中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及四十余篇幽默诗文、十三篇译作都是在这座小屋里完成的。
老舍第二次来齐鲁大学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5日，仅三个多月的光景。住在校园南侧那片供外籍教授和专家居住的小洋楼里。这样的洋楼有二十多座，他住在长柏路2号的东半楼，楼下两开间是客厅和书房，楼上三间是卧室。在日军长驱南下逼近济南，韩复榘率部弃城而逃的严峻形势下，师生纷纷撤离，老舍也随之南撤，再也没能重回济南。他临走时，将全部书籍、讲义、日记和书稿，装入一个大木箱内，留在这座小楼上。不久日军占领了齐鲁大学，木箱散佚，至今下落不明。
在刘鹗之后的近百年的山东文坛上，包括山东籍、济南籍的作家中还没有谁能像老舍那样饱蘸笔墨描绘济南、赞美济南，同时也用另一种冷峻的笔锋来揭露和鞭挞济南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落后。在他的小说中不仅《大明湖》及《月牙儿》是以济南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爱的小鬼》、《歪毛儿》和《上任》的故事发生地也都是济南。他的散文作品中，以济南为描述对象的更是不少。像《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到了济南》、《趵突泉的欣赏》、《大明湖之春》、《非正式的公园》、《吊济南》等等，将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山水沟药集、万紫巷、广智院以及济南的大葱、蒲菜、茭白、白莲藕等都作为其描述的对象。老舍还在工作创作之余广泛结交各方人士，收集和丰富自己的创作素材，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济南的朋友中既有大学教授、国画家，也有鼓书艺人、说相声的、武术教师等等，难怪老舍曾说：“济南是我的第二故乡。”
老舍在济南的三处居所中除了焚毁的一处外，长柏路2号的外观与内里早已改变了模样。南新街上的那处院子与我看到的老舍留影中的景象倒十分相似。只是过去的两道门楼拆掉了，北屋也于20世纪50年代翻盖，但规模与当年一样。那口老舍在此生活时常用的水井还在。房子后来的主人徐文升，我造访时他已近八十岁，年轻时当过乡村教师，后进城卖杂货，退休前在二轻系统的制帽厂工作。他于1950年从别人手中买下此房，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老舍住过的地方。1981年，老舍夫人胡絜青携长女舒济来济南，根据回忆寻找到了当年他们所居住的这个院子，并结识了徐文升。倍感荣幸的徐文升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倍加爱护，也与胡絜青及其子女舒济、舒乙成了好友。原先他家正房北墙上挂着一幅《虾蟹图》，正是出自胡絜青之手。靠门的南墙上挂着1981年3月15日胡絜青重访故居时与徐文升的合影，以及日本“老舍爱好者访中团”前来参观故居的合影。为保护好这座院子，济南市人民政府在西屋的山墙上挂上了“老舍故居”的铜牌。2013年春，济南市有关部门从徐文升后代那里将这处院子收购，进行保护性修缮，以长久地纪念这位平民化的伟大作家。
与老舍有缘的还有齐鲁大学国学教授栾调甫（1889-1972）。他祖籍蓬莱，出生在上海，因家里贫困，他回蓬莱老家在一家郭氏英文义学馆学习英文和“四书五经”，因此有了较好的英文基础，并潜心研究先秦诸子。1920年，因为他在上海翻译英文图书已经小有名气，遂应齐鲁大学博医会之邀到济南翻译医书。开始他蜗居在离齐鲁大学很近的山水沟东沿毛家坟的一间十分狭小的陋室里。1922年，梁启超耗费二十年精力写成的《墨经校释》一书问世，立即引来学界一片喝彩。但对墨子有独特见解的栾调甫却认为是“任意删改荡弃旧法，借其盛名，唱和成风”，势必贻误后人，便奋笔写下了《读梁任公墨经校释》的文章予以商榷。这篇文章是托《哲学》杂志社转寄的，没有留下栾调甫的通讯地址。有着大家风范的梁启超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找到这位不可多得的怪杰，称他的造诣“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梁启超与他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至今栾调甫的后人还保留着梁启超寄来的亲笔信。
栾调甫因墨学之辩而声名鹊起，经齐鲁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干庭推荐，没有正规学历的他与曾任一中校长的张默生一同被聘为中文系助教。他主讲墨学、文字学和《论语》。1929年，齐鲁大学改制成立文学院，将原中文系改为国文系，他被学生所公推，担任国文系教授。他在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多年，刚直不阿，不信教，也从不参加外籍神职人员组织的宗教活动。解放后，他曾任山东文史馆馆员。去世前他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七千多册古文献捐献给了山东省图书馆。
我曾拜访过栾调甫的女儿栾汝珠，她是栾先生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谈起父亲与老舍来，她感慨很深。原来老舍夫妇从长柏路2号搬走后，1939年栾调甫一家便搬进了这幢小楼，直到栾先生去世后，她一直住在那里，后来才调房搬到了新楼。她还清楚地记得老舍到栾调甫原来在齐鲁大学老东村住所彻夜长谈的情景。她还给我找出早年她及同学在早已拆除的康穆堂前的合影，以及当年老舍住过的那幢办公楼失火时她所拍摄的照片。
绿色屋檐下
圩子城内南关与西关交界的区域多为20世纪初以来开发的，因而有了与老城不同的街区风貌，无论是济南七大商场之一的劝业场，还是济南道院，抑或景园、徐家花园、嘤园等，展示出来的是较为典型的“民国范儿”。
从广智院西行经营盘街穿南新街口就是上新街了。营盘街很短，有百十米，从名称上看，是过去兵营驻地。路南的营盘街小学是我的母校，前身是第三回民小学，师生中不乏穆斯林，我的第一任班主任雷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她长得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深陷的眼窝，平时一脸的严肃，笑起来和蔼可亲。后来学校的牌子是老舍夫人胡絜青九十岁高龄时写的。老舍夫妇20世纪30年代在南新街的居所离我的母校就隔几个院子。
南新街口向北是过去十分有名的劝业场。它与天津卫同名的商场不同，不是高大的楼宇，而是四周房舍围成的天井。商场中央还有花坛、池榭，周围有溪水。1902年，山东新任巡抚周馥提携农工，责成山东农工商务局在此地创建工艺局，后改为工艺传习所，设铜铁、毛毯、花边、织布、木器、洋车等六个工厂，并监制嵌银丝、玻璃丝屏、蜡烛、肥皂、毛巾等，以提倡实业、传习工艺为宗旨。1927年，山东督办张宗昌在传习所南侧兴建一座楼房，始称劝业场。30年代初韩复榘主鲁时，规定此处商人不得贩卖洋货，并附设国货陈列馆，每年还举行一次长达一个月的国货展览及国货竞卖会，故后改称国货商场。国货商场规模不大，却包罗万象，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设有百货店、食品店、布店、鞋帽店、理发店、照相馆、电影院、书店、旅舍以及骨科、牙科、皮肤科诊所等。1938年，人称“瘊子阎王”的东北人叶古红在这里租了三间门头，挂出“瘊子阎王”的铜牌开始行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治愈了许多人的顽症，名声远扬，社会上一些江湖医生便冒充他的旗号诈骗行医。“文革”时，叶家凡带“阎王”字样的银盾、铜牌统统被作为“四旧”扫除，医疗器械也被烧毁。商场西南隅早先还有一座名叫“金城”的电影院，放《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等无声武侠片。天井里，书词、二黄、梆子、相声、洋片、气功、魔术、马戏等应有尽有，外地的戏班也常到此搭席棚、扎台子演出。30年代老舍客居济南时因距此地极近，常到这里听吴景春、吴景松两人说的相声。这里遂成为南关与西关交界处最繁华的地方。韩复榘“焦土抗战”时，这里的楼房化为灰烬，直到1948年各类商店才得以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还保留着“小而全”的卖场，蔬菜副食品店、粮店、文具店、书店、土产店、照相馆、理发店、旅社和小饭店，人气还挺足。尤其是北侧临西青龙街的那排两层的红砖垒砌的商业楼，与万竹园相对，一层多是南北都有门的穿堂屋，顾客购物闲逛很方便。1993年，修建泺源大街，国货商场拆除了绝大部分，现在只能看到些蛛丝马迹。
国货商场的西临是上新街。这街呈“十”字型，南首抵南圩墙；北与饮虎池前街合并，再与饮虎池后街、西青龙街、旧新街、土街、斜街相接；
东与南新街、营盘街等为邻；西与徐家花园搭界。此街历史不长，却显出老济南的底蕴。街北首原有一方形石砌泉池，这便是饮虎池，属趵突泉泉群，传说南山的老虎下山到此痛饮。泉池不大，水也仅有一尺多深，老人孩子们都到这里打水。泉池北面还有条通往护城河西门桥处的东北走向的小河，当地人称陈家大河，饮虎池及附近几处泉水都流到这里。由于这一带地下水位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家院子里还有大小二十多眼井。听街上的左大妈说，西青龙街上靠近饮虎池东五六米的清真女寺中有眼金铃井，每天早上天不亮做礼拜时常会听到井里发出悦耳的铃声。更为奇怪的是街东的井水苦涩，沏出茶来不好喝，街西的井水发甜。当然最好喝的还是饮虎池的水。后来有了自来水，街坊四邻仍习惯到饮虎池打水，烧水沏茶，味道就是独特。
1993年修泺源大街时，饮虎池及附近的泉子被彻底填埋。祖籍就在饮虎池畔后去了宁夏的回族作家张承志，听到池子被覆埋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惋惜，他赋五言诗一首送给老街坊，以表达他对饮虎池，对家乡济南的思念之情：“饮虎池无水，旧新皆非故。几度望山东，千里隔家路。梦想大明湖，心沉西海固。三代话张门，泪在笑颜处。”后来有人在泺源大街北侧距原饮虎池不远处新造了个小水池，旁边还摆放石雕老虎，看起来有些异样。
上新街当年开街时，这里尚属城郊，多是草房、荒地、乱葬岗子，地价十分便宜，建房也较少受限，从而吸引了一些官吏和商人到此建房，院落也较为宽敞。再说街上没有什么商号，环境格外清幽。由于受近代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一带的建筑风格多样。西式的楼房、洋门楼子、上海式的里弄、仿古式的楼宇和传统的四合院应有尽有。
以今上新街44号院为界，早年有一道木栅栏，南面还是未开发前的毛地，北面即原饮虎池前街，老人们俗称半边店。街上的居民中大都是回民，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马家。当年老舍因患腰腿疼病，便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新街上的回族武术教师马永奎，并与其结下了深厚友谊。42号院里的马老太太曾是街上最年长的寿星，因她的丈夫排行老六，辈分小的人都喊她六奶奶。
她叫周文英，2002年我采访她时，她已九十八岁了，除了耳背，身体没别的毛病，待人十分热情。她的丈夫马子华幼年时读过私塾，年轻时挑着担子为街南首兴建卍字会运送建筑材料。后来做起买卖。哥几个在这条街上买了地盖了房。他有一绝招，一群羊收过来，打眼一看就能够估算出能出多少毛、多少肉、多少骨头、多少下货，保证八九不离十。解放前，他靠自己的经营业绩和影响担任了济南市羊肉协会会长。“济南自古是跤城”，摔跤在济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回族群众所喜爱的传统强项。这条人口不多的街上也不乏体育拔尖人才，最有名的还是“马家军”。马子华的大儿子马清涛是20世纪50年代次轻重量级全国摔跤冠军。出生于44号院的马子华的侄子马清宗50年代被喻为“济南跤王”，后成为全国冠军。马清宗的三个侄子，马连民、马连宝是70年代我国国家男篮的绝对主力，马连众也在北京从事篮球教练工作。
20世纪30年代时，关友声（1906-1970）居所在原饮虎池前街路西，取名“嘤园”，取《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义。他生于泺口，父辈以盐业起家，置地产多处，颇为殷实。只是其父早逝，家境渐衰。幼时入家塾跟从街坊塾师、晚清举人杨谦斋。杨谦斋曾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在济南创办“鼎裕”盐业公司。而杨谦斋的长女杨似芳便是当今活跃在台湾文坛的作家张大春的祖母。关友声从小读经史子集，过目不忘。十四岁时师从长兄松坪学画。1922年，塾师杨谦斋去世后，十六岁的他开始崇尚新学，遂移居城内鞭指巷，师从王吉甫学英语，跟王香荪学文史。这两人均为北大毕业，前者后任“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私人秘书，后者被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聘为办公室秘书。主课之余，他的书画也有长足进步。他初习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元四家”笔法，后结识黄宾虹、齐白石和张大千。他受张大千绘画影响最大，因此也改学石涛技艺。
1935年冬，张大千率弟子何海霞来济南时就住嘤园，关友声将家藏历代书画珍品供张大千欣赏临摹。后来张大千还将其所藏清代山东画家高凤翰画赠郑板桥之花卉卷赠予关友声。
老舍在齐鲁大学执教时，关友声正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整理古籍资料，二人一见如故。老舍住在南新街，距嘤园百步之遥。每有闲暇，两人便在一起下棋、谈天。1934年《关友声画集》问世，老舍为画册写的序言中对关友声高度评价道：“他极厚道，可是有艺术的天才。这是人格的美与艺术的美之调和，也就是艺术的陶冶与人格的修养之所以相成；所以我说他可爱。”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典时，关友声向人民大会堂赠送了两幅巨幅山水画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关友声自幼爱好广泛，不独绘画，书法也自成一派，尤以章草著名。他还极爱弈棋，更是著名的京剧票友，长于须生、武生，亦善铜锤花脸，因此与京剧名家裘盛戎过从密切。裘盛戎四十九岁生日时，关友声特地撰写了一副寿联，托裘盛戎的弟子方荣翔带到北京以示祝贺。他曾与画家李苦禅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一起登台，客串一出《清风寨》，被公认为“唱、念、做、打，臻于纯青”。后来方荣翔还成了关友声的书画弟子。说来也巧，关友声族侄关天相与我父亲同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同住上新街49号的同一单元。关天相深得父辈家传，广识博学，尤擅书法，金文最佳。晚年银髯飘拂，深居简出。
街南段的宅院历史晚了些，多是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官人府第。今上新街35号的景园是清廷两淮节度使王占元的故宅，园内原有多进院落，后有花园，假山流水，小桥亭榭，尽头还有个玻璃大厅。1934年9月，韩复榘在这个园子里设立了山东全省联庄会员训练会。联庄会是韩复榘的“新政”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山东省内群众武装大多是为看家护院、“防匪缉盗”所设。韩复榘下令全省举办联庄会，规定凡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男子（残疾除外），均有充当会员的义务。联庄会机构从省一直贯穿到县、区、乡镇。如今景园与西邻北洋政府官吏徐洪斌的徐家花园一样早已变了样，只有中西结合的门楼成为美术专业师生们临摹的对象。沙家公馆和田家大院都是上海里弄式的建筑，当地人称为里分，只是在抗战后期改变了原貌。
上新街80号（原甲3号）院的颐园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昔日风貌。西式门楼内有四进院落，前三进是传统的四合院，最后一进是花园。院主是北洋政府掌管山东事务第五镇的官员，其嫡孙刘崑一直居住在三进院子的上房。刘崑身体清瘦，但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这位被街上人称为刘四爷的老人介绍说，这处院子有着光荣的历史，30年代中期曾是山东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因当时这条街僻静，住的多为大户，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注意。进步民主人士张金铎（张若谷）和母亲便租赁了赵祝三名下的头一进院子，当时张金铎在上海救国会工作，只有其母亲一人在家里居住，以此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1936年5月，刚刚担任重建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北方局代表的黎玉通过地下党员董麟仪的介绍，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他以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化名冯寄雨。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等共产党人常出入于此。每次在此碰头时，大人们就让幼小的刘崑到大门口放哨，一遇生人就拍拍巴掌作为暗号。黎玉在这里还结识了张金铎的好友武迹沧、武中奇、武思平三兄弟，并于1936年下半年转移至曹家巷11号武氏兄弟住处。黎玉还发展武思平入了党。
就在黎玉去世前一年的1985年，他还专程来上新街看看住过的老房子，寻找那棵已经枯死的木芙蓉。1948年济南刚解放时，关友声从街西今47号院搬到黎玉住过的一进院，一住就是五年。“文革”时，“红卫兵”将刘崑作为封建军阀的孝子贤孙“揪”了出来，他的家被掀了个底朝天，翻出的字画、老家具自然是“封、资、修”的“黑货”，堆在大门外烧了大半天。刘崑也被“红卫兵”在西郊关了整整六年。
街南半段路东，有座宁静的带有八字墙的小院，里面一栋精巧的三层红砖小楼，这便是济南沦陷时期伪济南市市长朱桂山的府邸。朱桂山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31年，韩复榘利用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将邹平作为实验县，而朱桂山就曾任实验县县长。1938年3月到1942年12月任伪济南市市长，曾参与推行反共的“治安强化”运动，沦为汉奸，1946年病死于北京。其子朱经古曾给韩复榘做过日语翻译，在济南沦陷后任伪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抗战后被关押。如今的院子住了几户普通人家，小楼也破败了许多，几棵当年的老槐树仍枝繁叶茂。
街南半段路西便是占了大半条街的仿古建筑群，因曾是省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室，我小时候是经常去的。那时听父亲说这里曾是卍字会，也不知这么大的院子究竟作何用场，只觉得像座大庙，但又比一般的庙宇气派。白天到此让我很是惬意，一层层的院子，一道道的长廊，楼阁更是高耸，孩子们自然跑得开，玩得爽。院子里姹紫嫣红，凌霄探出墙头，文光阁前的海棠花开时，如霞似火，引来野蜂飞舞。大殿前的四棵大大的白皮松，结下的一串串松子像一个个小宝塔。可一到月黑风高之时，这深宅大院一片漆黑，大殿四角檐下的风铃不时叮当作响。透过玻璃窗，作为展室的黑漆漆的殿堂和厢房里，挂着的那些造型奇特的古代服饰，更使我浮想联翩，欲看不能，欲罢不忍，寒毛也顿时竖了起来。
这里被称为“世界红卍字会济南道院”。“卍”系佛教标志，象征吉祥福瑞，据传武则天钦定读作“万”。这个说起来有些复杂的机构其创始人之一为杜秉寅，他在清光绪年间曾任邹县、高唐州、临清直隶州等知县或知州。1917年被刘绍基拉入会道门“济坛”，并成为其最年长的道首。1921年3月，杜秉寅、刘绍基等人在上新街创办济南道院，崇奉“至圣先天老祖”（太乙真人），以及儒、释、道、基督和伊斯兰五大教主，提出“五教合一”、“万教归一”或“万教同源”，主张“天地同根，万物一体”。
道院编印的《太乙北极真经》，并获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出版。道院最高组织是“统院”，最高职务为统院掌方（简称统掌），下设坐院、坛院、经院、慈院和宣院等五院。杜秉寅为首任统掌。1922年10月，道院在济南成立“世界红卍字会”，作为道院的“善行”的对外机构。这一组织创立十年间，便发展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我国二十个省市及日本、新加坡等国。
济南被尊为母院，也称本院。后来的一位统掌何澍，道号素璞，曾是北洋政府的官吏。他借住的五间房子就在前面提到的颐园对面。每当他乘自己的绿色小汽车进出时，常常引得街上的孩子们围观。40年代他去逝后，郑婴芝、辛铸九分别担任正、副统掌。这一组织，提倡以“道经为体，慈善为用”，做些“收养孤残，施医放粮”的慈善活动。1928年，在魏家庄民康里4号设山东省红卍字会施诊所，1942年改为红卍字会附设医院，分中、西医两部。“五三惨案”及济南战役时，这个组织曾组织过战地救护和掩埋处理尸体等事宜。1940年还在道院西北角开办了化育小学，在千佛山下开办了残废院。我家上世纪70年代末迁入上新街49号居住的这所院子，便是化育小学旧址，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高台大门。
1934至1942年的八年间，道院利用各地信徒的捐款建造了这组占地1.4万平方米的仿北京王府的宫殿式建筑群。这组建筑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得意门生萧怡九及朱兆雪、于皋民等人设计，北京古建商号恒茂兴、广和兴营造厂承建。院落四进，坐北朝南，均衡对称，由低到高，层层推进，气势恢宏，构成富有节奏及韵律的组群序列。进得门来，南为影壁，上有高浮雕琉璃花卉盆景，盆体刻有篆书“大吉祥”字样，顶为绿琉璃瓦挑檐，饰以吻兽，影壁长36米，通高10米，基座厚达2米，体量堪称济南之最。向北跨过三间山门，二进院子上房是卷棚式前厅，与东西两厢回廊相连，颇有王府之气。三进院子的正殿单檐庑殿顶，因在此供奉五教之主及作法事，故殿前有巨型月台，其上由卷棚抱厦笼罩。最后一进院的主要建筑文光阁（原名晨光阁），系全院制高点，三檐三层，也是当时城关以内的最高建筑。登阁凭栏，可南眺千佛山秀色，北览趵突泉、万竹园胜景。
道院堪称民族建筑风格与近现代工艺高度结合的典范。伴随19世纪后期钢铁、混凝土、玻璃以及各种新型材料的运用，道院也突破了传统建筑依赖的砖木石结构模式。表面看去，屋顶构架、柱式、斗拱、歇山、卷棚等均为清式大木作法，但实为钢筋混凝土支撑。墙体仍采用水磨青砖对缝，嵌缝工整。檐下彩绘采用沥粉大点金，绘画题材及格调颇有苏州园林之风。厅堂内的木雕隔扇、灯具、门窗及配饰则采用欧美现代式样和工艺。建筑之间，太湖石点缀，奇花异木，庄严典雅之余，增添了些许鲜活感。其中三进院子中的四棵白皮松枝干挺拔，皮色乳白，树冠硕大，为市内他处罕见。据说这是当年实业家苗海南从青岛移来的幼苗。
道院始建时南受圩子墙的限制，北有徐家花园、景园等大户人家的阻挡，最后一进院即文光阁前略显局促。总体而论，它那特有的绿色大屋顶在城关一派灰暗的基调中很是抢眼，也与东邻的广智院，南邻的齐鲁大学形成鼎足之势的建筑群落。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道院先是由济南市民政局接管，后成为省博物馆的历史文物陈列室。因在广智院以西，馆内人士称其为西院，而广智院自然就成了东院。听父亲说，在当时全国各地文博事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山东省博物馆竟拥有两处现成的颇具规模和档次的馆舍，令其他省市的同行们羡慕不已。2006年，世界红卍字会济南道院旧址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市井之泉
昔日的人们，在趵突泉畔赏景、敬香、拜神、品茶、听书、赶集。趵突泉与古庙相伴，与街市相随，与百姓相处，成为济南城关最热闹的地方。
早先，除躲在巡抚衙门内的珍珠泉外，无论大明湖、千佛山，还是趵突泉都散落在老城内外，与寻常百姓朝夕相处。若说北京、承德的园林属于皇家，苏州、无锡、扬州的园林归私家所有，那么济南绝大部分的园林胜景则属于民间，属于市井。
趵突泉旧时位于老城的西南角的老街陋巷中，东面是后营坊街和山水沟，西侧是剪子巷和花墙子街，南边是围屏街、趵突泉前街，北面则是大板桥街和五三街。这里地处西关与南关的交界处，人口稠密，车马便捷。
中国自古风景绝佳处大多有寺庙宫观，非佛即道。这就是老舍曾说的那种“中国人的征服自然的办法”。有了庙，便有了香客，有了游人，也就有了集市，即所谓“庙市合一”、“前市后庙”。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观前街无不市肆繁盛，人头攒动。趵突泉畔的建筑原先是南北纵向排列的，有十二个院落，主入口在趵突泉前街，门前有河，小桥飞架，有大门、二门、牌坊，再往里有四面厅，趵突泉池之后当属这里最早的建筑娥英祠，祀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因舜曾耕于历山，尊崇舜帝的人自然也对与舜产生过许多浪漫故事的娥英二人爱屋及乌了。到了北宋，文学家曾巩担任齐州知州时在已倾废的娥英祠旧址上建了泺源堂和历山堂，供官吏来济时居住，他还写下了《齐州二堂记》。到了元代，这二堂改奉吕洞宾，称吕仙祠。相传金代诗人元好问游览趵突泉时，卧在吕仙祠堂前，伴着泉水喷涌之声入梦了。梦到了他曾在太原见到一位道士。梦醒时分，自然不见道士踪影。当他进了吕仙祠，一进门便看见迎门而坐的吕祖像十分面熟，与太原见到的那位道士是一个人。他这才明白，刚才他看到了仙人吕洞宾，于是便在吕仙祠外（今泺源堂西侧）又建了座吕祖祠，一直保留到民国之后，张宗昌整治趵突泉市场时给拆掉了。清顺治年间后堂历山堂改为两层楼阁，上祀文昌，下祀钟离，称正阳殿。同时将阁后建筑改为斗母宫，后来三大殿统称吕祖庙。
趵突泉南侧围屏街北还建有药王庙，祀药王、药神神农氏及历代名医。趵突泉南侧则形成了名声很大的趵突泉集市。农历每月二、七为集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药业同仁来此焚香敬神。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日为大集。即使在平日，这里也成了有名的杂货市场，针头线脑、五金颜料、文房四宝等目不暇接。张宗昌督鲁时，趵突泉南岸一带改建成东西南三面的群楼，租贷店铺经营的业户达一二百家，一些小生意则进了与趵突泉隔路相望的劝业场。每至集日和庙会，说书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算卦占卜的，以及各色小商贩云集，香客纷至，游人络绎不绝，很是热闹。
1931年春，趵突泉整治工程开工，深挖泉池，砌石护栏，还新凿了六个泉眼，分列来鹤桥东西。所以桥西的泉池古已有之的“三股水”变成“六股水”了。因人工所为，这六个泉子都比原来的三股水喷得高，未免有些喧宾夺主，画蛇添足。1934年，在趵突泉池南岸拉起了一道东西向的砖墙，墙南建起自来水厂，从趵突泉池下铺设铁管，抽泉水供老城内饮用。我小时候，这个水厂还使用着，桥西面又恢复为“三股水”，只是桥东还留有“一股水”，喷得老高，不知何时也被封死了。趵突泉南门的那条河很深，水流湍急，涛声震天，路过小桥时感觉眼晕。
济南的泉水是地下上升泉，涌姿十分独特。历代文人描述趵突泉的诗文很多，诸如“泉源上奋，水涌若轮”（郦道元《水经注》），“且向波前看玉塔”（元好问），“万斛珠玑尽倒飞”（何绍基），还有那幅挂在泺源堂抱柱上的金所书的楹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出自赵孟诗《趵突泉》。而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孟行书《趵突泉》来看，诗句中的“涛”字应为“澜”字。但更换为“涛”字绝非始于金棻。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历代赵氏作品刻本中，“涛”字流传甚广。乾隆年间刊印的任弘远编纂的《趵突泉志》和《历城县志》中引用此诗，也是用的“涛”字。
老舍描述趵突泉很细致：“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的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趵突泉的欣赏》）
康熙来济南时三次到趵突泉，他极爱泉水，并“以银碗汲泉水饮之”，还题写了“激湍”两个端庄的楷书字。乾隆更是有趣，他恋趵突泉水好，将本已授予北京玉泉“天下第一泉”的桂冠又戴在了趵突泉的头上。相传他每次南巡路经济南时都是“曾携玉泉山水而来，换载趵突泉水南去”。曾巩曾以趵突泉水煮茶，品后盛赞其味，写下了“滋荣冬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更真”的诗句。早年的吕祖庙周围尽是茶棚。民国初年，原观澜亭还是一个木棂门窗封闭的亭子，为高档的坤书茶馆，山东梨花大鼓艺人“白菜心”，谢、李、赵、孙“四大玉”，以及杜大桂、白大玉、鹿巧玲等，均在观澜亭和桥对面的望鹤亭内演出。著名河南坠子演员乔清秀、乔利元首次来济，亦曾在此撂地。其中李大玉是历城王舍人庄人，七岁师从鼓书艺人李泰祥。1912年，刚满十岁的她便在趵突泉登台演出。她曾在上海百代公司灌制《王二姐摔镜架》等唱片，被誉为“书史”和“鼓界大王”。
她与李泰祥结婚，女儿李艳秋也是著名的大鼓艺人。在当时，文人雅士临泉品茗听书，很是时尚。正如《济南快览》中所说：“一班老游客携茶叶、抱烟袋，据案以坐，侧耳细听。”
那时的趵突泉范围极小，尚志书院和金线泉已在趵突泉的门外了。刘鹗是极爱金线泉的，写趵突泉时三言两语，到了描绘金线泉时，他却打开了话匣：老残吃完茶，出了趵突泉后门，向东转了几个弯，寻着了金泉书院……西北角上，芭蕉丛里，有个方池，不过二丈见方，就是金线泉了……
老残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说金线，连铁线也没有。后来幸而走过一个士子来，老残便作揖请教这‘金线’二字有无着落。那士子便拉起老残踅到池子西面，弯了身体，侧着头，向水面上看，说道：‘你看，那水面上有一条线，仿佛游丝一样，在水面上摇动，看见了没有？’老残也侧了头照样看去。看了些时，说道：‘看见了，看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两股泉水，力量相敌，所以中间挤出这一线来？’那士子道：‘这泉见于著录好几百年。难道这两股泉的力量，经历这么久就没有个强弱吗？’老残道：‘你看，这线常常左右摆动，这就是两边泉力不匀的道理了。’
那士子到也点头会意。说完，彼此各散。这里所说的金泉书院，实为尚志书院，为清同治九年（1870）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设儒学、天文、地舆、算数。该堂刊刻《十三经注疏》、王渔洋诗文著作等书在国内书界有盛誉，称尚志堂版。
昔日的马跑泉，原在一处观音堂的墙外，墙外这条小街也以此泉命名。相传八百多年以前，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作为济南守将屡创金兵，后被金兵杀死。其战马悲愤嘶鸣，用蹄子刨地，居然刨出一股清泉。后在观音堂西门里面有关王庙、关公祠。马跑泉过去的水量很大，附近市民都可以取水。还有一些以卖水为生的百姓用桶或木桶水车到此取水，用人力车或毛驴送到饭店和有钱人家。
1956年，将金线、皇华、柳絮、漱玉、马跑等二十余处名泉及众多名胜筑墙圈围，辟为趵突泉公园。近年又将万竹园、花墙子街、大板桥街等等“吃”进园内，亭台楼阁，曲径通幽，原先那种热闹繁杂的市井风情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