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与文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四五岁吧，那时妈妈是百货公司的会计，我有时会被她带到办公室里玩，妈妈和另外几个阿姨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正对着门的墙上并排贴着马、恩、列、斯四幅醒目头像，虽然那时并不知道这几个“大胡子”是做什么的，但他们的名字却被我背得滚瓜烂熟。
在妈妈的办公室里，我可闲不住，一会鼓捣那部旧电话机，一会制造出许多噪音来，这时妈妈通常会扔给我一只笔、一打纸和一张报纸，然后接着忙她的事。有了这些，我顿时变得特别安静，认真地、专心致志地趴在桌子上抄写新闻纸上那些并不认识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外界的声音便再也进入不到我的耳朵里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那么小的时候对陌生而又枯燥的文字有此耐心和雅兴，但抄报纸的记忆，却成了今生我与文字接触最早、最深刻、最神秘的记忆。
那时抄过的文字在今天的脑海中仍然留有印迹的，就只有一个字了，那就是建设的“建”——在孩子的眼睛里，大概这个字有些复杂，抄起来有些难度，记得当时对它的偏旁印象特别深，感觉怪怪的，照着报纸写了又写——这样的细节在今天，回忆起来也变得更加生动了。
1976年的某一天，毛主席逝世——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这条消息对孩子们来说懵懵懂懂，但对大人们却似乎很重要，因为不久我就看到很多人带着黑袖章，他们还聚集在记不清是体委还是工会的大空场里，庄严地举行着什么仪式。当然，作为孩子的我挤在人群里，只是觉得好奇。
那一年，我居住的那个小县城发生了地震，随后人们都搬进了当街临时搭建的防震棚里，那是极简易的装置，无非就是在一张张床上用拱形的藤条支起塑料布和其他用以遮挡视线和风雨的物品，作临时的避难所罢了。但无论简易还是豪华，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在那样的地方，同样会有愉快的记忆留存下来。
一天，不知道大人们都去哪了，我捧着本儿歌独自躺在防震棚里“朗读”，脑袋和书本冲外，以便获得充足的光线。我一篇一篇正读得起劲，脑袋后面突然冒出一个惊诧的声音：“啊？！你都认识这么多字了？！太聪明了！”那时我才发现，一个街坊已经站在我后面盯着我的书本听我读了很久，他的突然出现以及突如其来的表扬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笑着合上书，什么也没说，而我心里清楚：事实上这些字我一个也不认识！都是我背出来的！
那时爸爸妈妈日复一日地上班，姥爷因骨折在家待着没事就成了我的老师，当然，他的“教育”跟现在高期望值下家长及老师对孩子的灌输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姥爷的教育完全是天然的、自发的，没有系统，没有理念，因此也没有逼迫，根本就找不到“教育”的痕迹——再加上姥爷天生好脾气，一切都是自由的，开放的，宽松的，因此也是无限的，包括我从头到尾将这些书背得滚瓜烂熟，这么多的文字是怎么被记住并被熟背下来的，我浑然不觉，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一切都太自然了，学习就像呼吸一样。
我的童年可以说没有负担，没有家长、学校或社会附加于自己的任何的外在压力，不用在大人焦虑的眼光中局促不安和无所适从地生活，也不用在大人的殷切期望中时时不自觉地反省自己，较之于当今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是幸运的。
无论是读出来的，还是背出来的，儿时从儿歌上接触到的文字总会有零星的记忆留下来，像“花儿别样红”“红缨枪”之类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字眼，在今天多少会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距离今天似乎已经那么遥远，但至今回忆起来仍会感到温暖和亲切。
红缨枪的“缨”字，我还曾拿着小棍儿，在沙地上一笔一画地去写，也是因为在那时候我的眼里，这个字实在太“稠”了。而在地上写字的片断至今也清晰地留在了记忆里，彼时、彼地，甚至周围的场景都记得那么清楚。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因着文字，我童年的记忆变得更丰富更逼真了，文字贯穿着我的童年和我日后的生活。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从南门小学转到了实验小学，之前我对学校里的作文课没有太多印象，在我的记忆里，接触作文是从那一年开始的。而惭愧的是，那一年，我对作文全部的记忆就是拿毛主席像章跟一个叫徐瑞琴的同学作交易。妈妈在百货公司上班，我们家常常会有成盒的毛主席像章——我给徐瑞琴一盒毛主席像章，徐瑞琴替我写一篇作文。已经忘记了这么做的环境和背景，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对作文犯怵，还是觉得好玩，反正最初对作文的记忆就是这样，不合逻辑但却也轻松、自然。
真正对作文产生热爱是缘于初中的语文老师黄友臣老师，他让我感动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表扬和鼓励，他的可爱之处就是总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他的激励下，全班曾一度掀起了写作热，很多同学自觉自愿地写课外作文，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拘一格皆成文章。黄老师对每篇业余作文都会认真地看，看到好的句子就会圈出来写上评语，在文章的最后总是不忘写些表扬的话——千万别小看了这些表扬的话，我认定了它对于身心尚不成熟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激励他进步的全部的秘密——后来我做老师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秘密，激励了许多的孩子们，使他们在快乐的体验中不断地进步——每个孩子，每名学生原本都是优秀的，都有不可估量的潜在的热情和能量，老师唯一的责任只是在于激发。
在黄老师的激发下，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写了好几本课外作文，每一篇都是怀着兴趣去写的，交上去之后，总是盼着作文本发下来，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老师的评语——因为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期的，我仿佛知道老师一定又写了一些好的评语，于是作文交上去的每一天内心都在怀着期待。那真的是激动人心的美好感觉，在那样的感觉里，你总能看到希望，总能感受到喜悦——这样的感觉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而我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至极的语文老师却久久地给予了我。
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班里创办了一张报纸，虽是一份手抄报，却也图文并茂，因每逢星期日出报而取了一个颇具写实主义色彩的名字《星期日》。它成了我发表自己“作品”的一个最自由的阵地，今天写下来的“诗”明天就可以见报并被同学看到，虽然也发表同学们写的作品，但不可否认，这张报纸让我的“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赢得了别人的赞赏。记得有一天晚自习，化学老师看到我最新登在报上的一首小诗随即走到我的座位旁，说写得不错，你在这方面挺有感觉的。一句话让我兴奋了许久，甚至在日后无形中还在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着积极影响。
随后，班里的报纸多起来，《小荷》《星星星》相继出现，使80年代的班级带上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符号，从而在记忆中也多了一份色彩和活力。登在报纸上的，那些幼稚但却真诚的诗句和篇章，就是见证。
那是一个喜欢畅谈理想的年代，翻看那时候的日记，我曾写下自己的理想是当记者或作家。
记者早些年已经当过了，算是实现了并过了一把瘾，作家还不是，但去年偶然出了本书，目前正在准备出第二本，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一条充满诱惑的道路，那种诱惑，是来自生命的深处。
是因为文字，护佑着生命，从未曾离开吗？
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东西，真的无从解释。而这样的写作，似乎无法停止，多少年过去，抽屉里已经堆积了几十本日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总是从神秘的近处或远方，昭示着发自内心的快乐。
职业不太顺心的时候，老公曾建议我专业写作，我说我不会的。不光是由于我自认为尚不具备足够的功力，就我目前的经济实力而言也不足以支持我自由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从未想过将文字当作谋生手段，虽然如果职业跟文字有关我会很乐意——如果是那样的话，文字对我必将失去它原有的意义和灵性。
二〇〇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