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
幼年之日，听见村里人讲三国戏，如长坂坡战汉水之类，觉得很有味道，但要他们放下锄头，成天地讲，却又是不可能的，便抓着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乱看，久而久之，就渐渐地懂了，从此开始了看小说。
我的一位远房的叔父，是古之游侠少年一类的匏哥，爱赌也爱玩刀的，同时也爱收藏小说书，如侠义一流的作品，几乎是应有尽有。他的家离我住处不远，便常常一部一部地借回来看。
看的时间，是不拘定的，只要一有闲。我的祖母到我家或是回去的时候，路虽然只有一里多，但总要我送她接她的。她走路非常迟慢，小小的尖脚，像在吃力地推移一样。我一面尾着她走，便一面取出小本子的洋纸书来缓缓地看，有时竟致跌落到田野中的可笑情形，也是曾经遭遇过的。祖母并不责备我，倒反而很高兴，只是说：
“留意呀！要跌破你的鼻子哩！”
倘若再追述上去一点，在未看《三国演义》以前，文艺兴趣的提起，也不能不说到我的祖母的。她不大认识字，但民间口传的故事，却记得很多。一到夏天的夜晚，坐在柑子树下，一面挥着蒲草扇，一面讲说熊家婆哪，蚌壳精哪，给我和其他的孩子听。并且她还能口诵一些零碎的诗句，在说完故事的时候，便唱也似地念了出来，像《长恨歌》中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等等，我至今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看小说，往往为内中的故事和人物所迷着，在看了之后，总自然地要在脑里复习许多回，更造出一些波折或场面，而且也把我自家添了进去，作为新的角色。像两军交兵之际，我所赞成的那一面，正在大败的时候，我便带一队兵杀出去了，幻想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肉搏和冲锋，这是比看书还要觉得有劲些。因此，幼年之日，我便成了一个不大喜欢玩耍的孩子，差不多常是低头沉思着的，即使在走路的时候。我的母亲担忧，在劝戒之后还是改不下的当儿，便叹口气说：
“我看呀，这孩子会弄出病来的！”
至今做起小说来，中国旧东西的形式和体裁，与乎描写的手法，大概都没有怎样影响着我，不过却养成我爱幻想的脾气了；只要抓着一个片面的印象，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展放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果说旧东西之帮助我，大约就在这一点上面吧？虽然这是有着倾于架空那样的危险的。
以上的情形，是在村中私塾读书的时候。进高级小学那一两年，便少有阅读小说了，一方面自然是由于教师的禁止，一方面也是由于高兴着新鲜的科学。到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刚是五四运动以后，流行着好些翻译的及创作的小说，于是，欢喜读故事的心情，便又恢复起来。记得最初感到饶有兴味的一篇，是《新潮》上孙伏园译的托尔斯泰所著《高加索的囚人》。其次，便是《小说月报》上夏尊译的国木田独步所著《女难》。另外又看见林琴南所译的迭更斯的《贼史》。读的时候，不比先前的情形了。先前读中国的旧小说，只觉得两军陷阵，义侠杀人，怪有兴趣，现在却是为《女难》中的盲人，《贼史》中的阿里渥等等，悄悄堕泪了，且感着如此流泪是快畅的，这大约也由于我自己的家境，是在一天一天地倒败下去的原故吧？忧闷的心怀，便总想要在悲剧的故事中，寻找发泄的处所。
这样一来，读到四年师范的我，身体和精神，都弄得非常的颓丧了，但在五四潮流的余波中，逐渐养成的一颗上进的心，却仍是十分坚强的。
这时便决定到外面各大都会去半工半读，发心专门研究哲学，文艺因其容易使我在生病，便全然抛弃了。
1925年夏天，离家漂泊，到云南省城，在昆明红十字会内做一名杂役，起初还雄心勃勃地从事哲学，后来因无力多买书籍，又以面对着无情的生活，不容去作高深的研究，便只得放弃了，就又重新回到文学的路上。同时因为投稿关系，便接触了一些研究文学的青年，如云波社的人们，由此就更加努力做了一些新诗。内容呢：一种是抒情的，发泄或人的悲哀；一种是唯美的，麻醉我自己的心灵。这里就记得的，写一首出来。
低徊在湖滨，
天空的星晶莹，水里的星凄清，
都睇着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闪流晶，
水里的向我涌进，天上的向我驰奔，
呵呵，我要捧着双星，光灿地飞腾。
地位，是一个服侍别人的小工，怎能爬得高呢，只是幻想“光灿地飞腾”来暂满足自己了吧。当时，文学内容的倾向，无疑是受着创造社的影响。并且晚间去到英语学会补习英语，又尽读些外国英雄美人的故事。因此，把现实反映在文学上，这企图始终是没有过的。所以，那时从事的文艺写作，全不能使我感到生之泼辣，只是徒然灰颓起来。加之处境一天一天地恶劣，竟连自杀这件傻事，也想试试的了。后来在无可奈何中，便又漂泊开去。
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是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树荫覆着的山坡上，都为了要消除一个人的寂寞起见，便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这是随手写来随手丢掉的。由这上面我得了写作的乐趣，墨水瓶和纸笔，从不曾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好好地把它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
我的包袱内，始终没有装过一本文学书，倒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吴稚晖的《文府》及一些经济学之类的书籍，反而跟随了我一两千里的路。假如当时有人指点，叫我带一两本顶好的文学书，放在身边，一面漂泊，一面研究，我想，我如今绝不至如现在这么似的。同时，也因为对文学的观点不好，觉得文学不应是终身研究的东西，即使有好的小说，大约在当时也不会带的吧？
后来看见一本果歌里的《外套》了，这是在缅属野人山中茅草地做店伙计时，一个云南朋友，从昆明寄来的。但我并不怎样高兴，因为里面的主人翁，我觉得无论如何也比我过得舒适些，引不起我下细研究的趣味。这时，我对文学还是注重内容，不留意文体和描写的。不过每天在侍候客人之余，打扫马粪之后，仍旧把小纸本放在膝头，坐在土阶上或是树荫下，描写些见过的人物及记载些有味的方言。
做工五个月后，跑到八莫去，身上有了工钱，不愁生活，白天在各处巡游，看东看西，晚上就回到一间专住苦力的破楼里，伏在地板上，趁着一支洋蜡烛，写我所喜欢的诗句。
蹲在掌大的窗边，
瞧见了江水弥漫，
破楼里虽是幽暗，
心灵中却闪有波光片片。
蹲在掌大的窗边，
瞧见了江水泛滥，
破楼里虽是黑暗，
心灵中却飞有白鸥点点。
题名《伊拉瓦底江边》。这与我当时愉快的心情，刚好是合拍的。这些时候，一作正经的，便是诗，随便的断片的散文，做小说，是直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我到仰光的时候，也万想不到要做小说的。初抵仰光，没一熟人，钱又用尽，并且病得很重，就给店主人赶到店头，为万慧法师救着，稍好时，替他做些杂务的事情：煮饭扫地，一面看看书，同时也做诗，不过调子却比以前来得惨伤了。
回首岷沱的故乡，
泪滴在异国的湖上。
但愿将朽的皮囊，
丢在慈母的墓旁；
冷寂的幽夜呵，
化作点点萤光，
减我慈母的凄凉；
芳春来临呵，
化作朵朵花香，
让我慈母好徜徉。
回首岷沱的故乡，
泪滴在异国的湖上。
这首的内容，是病中在大金塔的湖畔酿成的。至今想来，也许当时的心境，并不像写出来这样的悲哀，不过大约是愈写得悲哀便愈觉得快畅罢了，因为我以前有个时期曾经是把悲哀当做玩物过的。
慧师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寺庙，全以教书维持生活，常常感到拮据，我便竭力找事做，另谋出路，但一时也找不着什么；忽然他见了我写的东西，便说，我可以做点文章，投到华侨报馆去。我就做了一篇题名《老憨人》的短篇小说，送到《仰光日报》去试试，编辑陈兰星君是慧师的朋友，马上先给我二十个卢比，随即把小说登了出来。那时是1927年的冬天。从此我就大做特做起来了。不过对于技巧太少修养，而且也还是把它当成游戏的东西，所以先后作了二三十篇，竟没一篇可以看得的。
后来，在电影院看见一张侮辱中国人的片子，收场时，许多中国人临到外国飞机的轰炸，我反而同在座的白人棕色人，一齐拍起赞美的巴掌来，由此，我才深刻地认识了艺术的魔力，同时也明白了文艺的重要，不过我还是没有研究文学的决心。
回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上偶然回头碰见了我的研究文学的朋友，师范学校时代的同班同学，沙汀，他见了我那么些经历，并估量我适合于治理文学，就把我拉到他家去住着，朝夕共同研究，此后，才决心走文艺这条道路了。然而，这决心也有过动摇的，原因是由于屡次投稿的碰壁，直到后来《文学月报》发表了我的《人生哲学的一课》时，始行坚定下去。
193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