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
不堪回首话当年
四十年前，我在自力出版的画集自序中曾悲愤地写道：“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嗟夫，处于荒灾混乱之际，穷乡僻壤之区，兼之家无余荫，幼失教养，既无严父，又无慈母；幼而不学，长亦无能，至今百事不会，惟性喜美术，时时涂抹，渐渐成技，于今数十年来，靠此糊口，东驰西奔，遍历江湖，见闻虽寡，而吃苦可当；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给予我漂泊的生活中，借此一枝颓笔描写心灵中一点感慨……”多年来我对自己的家世和童年闭口不谈，因为那太少欢乐的童年给我留下的只是痛苦的回忆，而离家六十余载，除却1936年返乡半年之外，此后再未回归过故里，童年时代的人和事在脑海里也都已经淡漠许多，所以索性就不再去提它了。人总是怀旧的，我虽老病渐衰颓，有故乡不可思之感，但是正如杜工部“月是故乡明”，“归来寻旧蹊”，“故人入我梦，明月长相忆”的诗句所表述的，每当回顾自己走过的漫长坎坷的生活道路时，童年生活的种种情景就自然浮现于眼前，使我回味，令我深思。
人们都知道我的故乡是四川省泸县，却不晓得我的祖籍乃是鄂东北的麻城县。我的曾祖弟兄三位，分居为大房、二房和三房，我家是二房。
传说明末，连年战乱，四川的老百姓几乎灭绝，清朝政府举移民进川以休养生息，遂将广东、湖北、湖南的人民移居四川。我曾祖一家也随之入川，定居于泸州。地处川东南的泸州，坐落在金沙江、岷江和沱江下游，是云、贵、川三省的要冲和水旱码头，商业手工业极为发达，读书人家也还不少。当时的泸州有三家著名的书香门第：即高家二兄弟，是清朝的同榜进士，再就是我们蒋家。我的祖父是秀才出身，屡试不第，遂开书馆教书。我没有见过祖父，只记得家里供奉着他的泥塑像。父辈弟兄七位，我的大伯父（蒋茂壁，字达宣），于考举进士以后，久在广东居高官，告老回乡略置房地产，成为当地著名缙绅；我的本房七叔蒋季龙，曾为大伯父家代管过两年地产，在土改时曾错划成地主，后来虽已查明误划，但早已把自己的祖产家屋也赔了进去。大伯父家的子孙后代，现在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父亲蒋茂江，字汇伯，排行第六，也是秀才出身，由于科举场上很不得意，只能以教私塾度过清贫的一生。三伯和四伯同我父亲的遭遇相同，均是不得志，穷极潦倒，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伯母婶娘们也学着样儿吸鸦片。祖上遗留的一点微薄的家业是经不起折腾的，坐吃山空，在我出生时，家庭就破落不堪。
我们二房的家住在泸州对岸的小市卿巷子老宅里。我的母亲苗氏年龄小于先父十多岁，她没有读过书，但为人很有正义感，很识大体，过门以后主要操持家务，终日劳碌。我生于1904年3月（农历），是一家之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在封建家庭里长子占有特殊的地位，家庭境况好的拥有祖产继承权，家产破落的就得负担起老小的赡养责任，所以父母亲对我的教育培养是很下了一番心思的。
先父善书画工诗文，为当地所敬重，为了维持一家生计，除了教授私塾，还时常为别人书写屏联、匾额，或画些山水花鸟的窗饰。我从小为父亲扶纸磨墨，耳濡目染自然对中国传统的书画产生了兴趣。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安排了学习的课程表，每天必须要背一叠《四书》，六七年间要求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史记》、《资治通鉴》等全部读完；父亲和叔叔每日必要我写300字的小楷，同时也要我陪坐一旁练字，临仿柳体的、颜体的字帖。初学极苦，久而久之，由习惯而渐萌生了对书法的爱好，以至欲罢不能了。又有家藏碑帖、画谱暨书画供我观摩浏览，这种环境的潜移默化和熏陶，对我以后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我幼年时很顽皮，喜好运动。家屋濒临江岸，下河游泳成了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因之能略识水性，泅水之后和小伙伴们光着脚在岸边沙滩上打足球，真个是其乐融融也。到了十一岁，我又拜了一位泸州著名的拳师学武术，老师的名姓已经记不清了，他开中药铺，两代祖传武艺，擅长大洪拳，很有些本事。我学武三年，练得蛮不错了，体魄也很强健。我一生中渡过许多难关而不死，幼工的根基较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记得我刚从四川家乡出来去上海谋生的路上，一行三人行经长沙，夜泊码头。我们登岸到小饭馆用饭，遇到一位身材魁梧的关东大汉，坐于桌子的上首。同伴偶一不慎把菜汤泼在此公身上，他乃勃然大怒。同伴尽管作揖赔礼也无济于事，呆立一旁无言以对。我挺身而出与之辩理，大汉反愈加蛮横，全然没把这三个黄口孺子放在眼里，最后竟欲诉诸武力，逼迫我只得出拳相峙。较量之后，他见讨不到便宜，遂尴尬而去。当时的我确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到了上海滩，一次单身夜归，同一个泼皮流氓狭路相逢，他强行搜身，无所收获就要动手打我，略一反抗，竟欲拔刀行凶。见此情景，我忙隐蔽到电线杆背后，瞅准空子进步倒擒住他的右手，把其持刀的手臂反勒在电杆上，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的武装。可见幼年练武对我以后只身“闯江湖”的帮助是多么大。
打我记事时候起至十二三岁止的八九年间，总还算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但是家境清贫，日益艰难，不能不使我感到必须自力谋生。
辞别故土
泸州地处交通要冲，古来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末民初，四川革命党闹起了保路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有同志军与清军交战于前，又有川、滇、黔军阀火并于后，接着便是反复辟的护法战争，而我的故乡泸州则成了各路人马纵横捭阖的主要战场。川、滇两军常常在泸县小市对岸山头上架起大炮，隔江对射，炮弹从屋顶上呼啸而过，流弹横飞，无辜的老百姓四散逃亡，然后就是烧杀抢掠。加之1917年全国闹大水灾，那一年，泸县连续遭了两次洪水。我家紧临江边，每次都是水漫屋脊，仅以身免。家中收藏碑帖本极多，书画亦甚伙，经此天灾人祸，早已荡然无存，这时已经衰颓的家业就完全破落了。
年仅十二三岁的我，面临着严重的抉择，要不就投笔从戎，参加川军，在军阀混战中捞个连排长当当，要不就走艰苦创业自食其力的道路，用先父经常告诫我的话说，就是“靠一技之长吃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的母亲管家极严，我有时贪玩，深夜不归，母亲待我回家睡熟了，就拿起鸡毛掸子没头没脸地责打我一顿。挨了打记性牢，从此再不敢违反母命。母亲屡次规劝父亲戒掉鸦片，两位常为此事口角，一次又是为戒烟吵闹起来，母亲愤然吞服生鸦片自尽，抢救无效，故时年仅三十余岁。母亲的自尽使我抱恨终身。此后全家生活更难维持下去，但终要谋个生路才是。听说为人画像能赚好钱，当时用擦笔画法给人写照很时兴，可是却没看到过怎么个画法。后来一位本家叔叔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种绘画的方法，就告诉我说要用炭精粉和削尖的笔在橡皮纸上作画。我没办法搞到炭精粉，就把燃烧着的大蜡烛对碗一熏，把碗中浓黑如墨的烟当炭精粉用，经此一试还可以，就开始动手给左邻右舍的朋友画起像来，同时也临摹一些山水花鸟画。泸县有一个春荣照像馆，知我能画，就同我联系为其修补布景。最初把锅底胭脂对胶来修补，效果还好，掌柜的很满意，又要求我给他画些照像背景，记得我画的竹石云雾，虚虚实实模模糊糊，灯光照耀下效果尚佳，他也很满意。我因此获得一些报酬来添补家用。后来又听人说，在上海画画收入很可观，有的人还煞有介事地说如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印的月份牌画美女画片，一张要值一二百元呢，当时引起我的向往，即产生了想去上海的欲望。但是，从泸州到上海的川资要八十余元现洋。我为了跳出泸县这块小天地到上海滩去闯出路，就拼命攒钱。好不容易积了30元，又向亲友们借了50元债，勉强凑足路费，辞别了父亲和妹妹们，就毅然同家境较好的两位同学一齐上路了。
在上海滩的挣扎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茫茫的人生道路，何处是归宿，真有些不知所措，我和两位同伴租住了一个小亭子间，穷困之极，终日为寻找生路而发愁奔忙，甚至每天能够买到一个馒头充饥已很不容易了。这样朝不保夕的生活过了有半年光景。后来得到家信，说我有个叔伯姐夫王光甫在上海，可以去找他。我见到姐夫告知他我会画擦笔人像，他就介绍我到先施公司照像馆工作。我在这里随便画些别的东西，甭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立锥之地。
从此开始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苦斗和探索时期。因为我先后在先施、新新和绮华公司工作了将近七年，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公司时期”吧。
当时上海还没有门市商品广告画，于是我就想出来画广告牌的办法，把它们陈列在公司门前，以招徕顾客，效果颇好。接着又搞起橱窗美术设计，很获得该公司经理的赞许。二十年代初，上海的三友实业社有叶浅予、季小波先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张光宇、正宇兄弟和鲁少飞先生从事美术设计装帧工作，而画广告牌我算是一个开始者了。在先施呆了三年，经济境况有些好转，除了个人开销外，多少还可以寄些钱供养父亲和妹妹等。新新百货公司开办，它的大股东是从先施公司去的，就把我聘请到那儿搞广告画和橱窗装帧设计，这样又在新新公司工作了两年。上海人对衣冠服饰是非常考究的，追求新颖时髦的式样，是为一代之社会风尚。我对此亦很有兴趣，就下功夫琢磨起时装设计，绮华商店是专门经营妇女服饰花边用品的公司，知悉我会服装设计，就延聘我去作设计人员，兼管橱窗，还有理发厅的布置。
七八年间，我的处境逐年有所改善，在绮华公司时的薪金已达约五十块银洋一个月，这使我有富裕的时间和财力来进修自己所要学的业务。那时上海经常举办中外画家的美术展览会，外国书店亦经售各种世界美术名作的画册和图片，都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观摩学习和独立研究的条件。当时我主要从事工艺装饰美术设计，所制图案画极多，人像则较少，最多通过自画肖像来练习表现技巧，同时开始作油画，完全是自学研习性质。我是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人，也没有经济条件去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所以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点上可以使用社会是“生活的大学”这个字眼，我上的正是这样一所大学。
还在泸州家乡的时候，我家老宅就有一部分房屋出租以添补家用。租费很低廉，大部分是穷苦的劳动人家租赁，其中有卖青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老大以及贩运药材的掮客。我家本已很穷，又遭丧母之痛，而我所感受到的同情主要的是来自这些穷苦的邻居们。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欣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那时，我虽未能用画笔描摹记录他们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那一幕幕的生活场面却早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及至年事稍长，离乡闯荡于外，终日为生存而挣扎，困顿之余倍觉凄凉，觉天地之大，似不容我，万物之众，独我孤零。特别是目击上海滩，当时所谓“十里洋场”，即是英、美、法、日等国的租界，一切均要受外国人的管辖，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
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感到那些奴颜卑膝的买办阶级，尔虞我诈的奸商富豪，一方面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干着极其卑鄙的各种丑恶的勾当。而租界之外的天地又是怎样呢？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不堪压抑的广大人民，衣不护体，食不终日，这就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真实现象。
我虽不才，但面对遍野灾黎嗷嗷待哺之大众。我要站在大众之前采取些人生现实的资料，所以就制作了些粗陋的作品来抒发心底的苦痛、愤懑和感受，感于中，形于外，这是很自然的。
《黄包车夫的家庭》这幅油画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我对上海劳苦群众生活长久观察的结果。它以租界的高楼大厦作背景，描绘了住在用外国罐头、洋油铁桶、破烂洋布搭成的棚户中的黄包车夫家庭的悲惨情景，以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此画曾参加当时的全国美展，获得群众的好评。展出地点在城隍庙老西门一带。上海的小报有十多种，其中有些曾报道过我这张处女作，有关的评论是听别人以后转告我的。
初次结识徐悲鸿先生
这是1928年，徐悲鸿先生从法国游学归来在上海第一次同我见面。悲鸿先生对美术青年极端爱护，毫无私心。1928年，他从欧洲返国，最初寄住在上海黄震之先生家里……震之先生是作蚕丝生意的，非常喜爱美术，对生活有困难的艺术青年多方资助，与悲鸿先生为莫逆之交，徐先生出国前后均在他家借住……我是经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先生引见，在震之先生寓所与徐悲鸿先生初次认识的。悲鸿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世和经历，并介绍了他自己的身世。由于我俩的生活和学艺经历极相似，都是自幼家贫，从父读书习画，十三四岁时，为养活一家老小即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在上海滩一边鬻画糊口，一边刻苦自学美术，所以在对生活的看法上和艺术观点上都很一致。徐先生认真地看了我的习作和创作，很惊奇地说：“你虽未有机会受到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素描基础还是很不错的，是可造之才！”他热情地鼓励我说：“我们在艺术上应该走写实主义的道路，应在我们国家多培养这样的人才，对中国画要有所改良”，也就是说要立足于本民族优秀传统之上，吸收外来艺术之长加以贯通发展。徐先生这些论点，更坚定了我在艺术创作上和后来在美术教学上的信念，成为我在多年的实践中的主导思想。
不久，徐先生应聘到北平北京大学美术系作主任，他立即给我一信，邀我去那里担任图案课教员。谁知悲鸿先生刚刚到任，就被人反对掉了，于是他又来信不让我去了，叫我空欢喜了一场。徐先生从北平回转江南之后即赴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了。
在中央大学的两年
说起我进入中央大学，其中还有一段故事：1929年，我在全国美展上挂出了两幅图案画，被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李毅士先生看见了。李先生不认识我，竟打听到我的住址，自己找上门来。经过简短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大缺少图案画教员，问我愿不愿到学校任教。我说虽然会画图案，但是却不会教授。李先生笑笑说：“唉，那没得关系，以你的实际水平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并当即延聘我以助教的名义去中大。我真是太高兴了。没有想到梦寐以求涉足高等艺术学府的愿望竟然成为现实，特别是我又能与敬爱的徐悲鸿先生朝夕相处，得以多受教益，怎么不叫我喜出望外呢！
徐先生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在中央大学校园里专辟有两间房子，以存放从欧洲带回的世界美术名作的复制品和大量外国画册，同时他也在这里作画，如《田横五百士》等都是在此地完成的。徐先生安排我住在这个“画库”里，使我能够饱览世界美术名作，开阔眼界，对于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实获益匪浅。中大的两年，是我在艺术上获得很大提高的两年，也是我同悲鸿先生接触最多的两年。可是好景不长，李毅士主任下来了，改由汪莱伯接任，好像我是李聘的人，也就有点站不住了。徐先生认为，根据我的技能，回上海任教是完全有办法的，就把我介绍到上海美专代理校长王远勃先生处。王是留法学生，与悲鸿先生很要好。当他知道我的素描功底不错，就表示欢迎，聘我作该校的素描课教授。这样，我由南京回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私立美专教了两年素描，由于刘海粟先生游欧归来，继续主持学校，我只得离开了这里去另谋出路了。
为蔡廷锴将军造像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抗战开始了。十九路军黄某组织了抗日临时宣传队，邀我去搞宣传画。目睹日寇轰炸闸北地区所造成的惨状，亲历着侵略者炮火的洗礼，我的心绪与同仇敌忾的人民一起起伏跳跃。我热望着为抗日的英雄们画像，尤其想为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留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极为值得纪念的肖像。这个愿望在黄某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实现了。记得那是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一间小屋子里摆了一张小学生用的课桌。桌上有一具军用电话机，背景是很单纯朴素的、完全是战地的气氛。蔡廷锴将军就在这里指挥作战，我就在他的旁边，在不妨碍他的工作的情况下作了素描稿和色彩草稿。然后经过约三个上午时间迅速地完成了一幅写生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这两张抗日英雄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可惜的是，这两幅珍贵的纪念肖像的原作没能够保存下来，我手边甚至连它的印刷品也没有留存。我一直关心着它们的下落。解放初期，一次在全国政协遇见蔡廷锴将军，我向他探询该画的消息，他遗憾地回答说：“这张画早已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事有凑巧，前些日子美术学院一位姓杨的研究生来看望我，出示他从旧书摊上收集到的良友印制的蔡、蒋二位将军的油画像复制图片，并慷慨地把它赠送给我，说是“物归原主”，这样我手头总算有了已佚的作品。
依然是失业和流浪
“一·二八”以后，我又过起了失业和流浪的生活。黄震之先生见我如此处境很是同情，便招呼我到他家里去寄宿，黄震之先生的塑像就是此时在他家里制作的。一住就是三个月。当时的南京政府正征求制作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作者，号召艺术家应征投标。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就决定到南京去试试运气。在南京我住在徐悲鸿先生家里有一年多，全力制作中山先生的雕塑模型。刘开渠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投标竞赛。结果应征的十几位艺术家却都落选，后来才听说中选的都是事先内定的人物。
悲鸿先生对我极帮忙，多次为我赴法求学而四出奔波。福建省教育厅黄梦圭先生，是徐先生的好朋友，他告诉徐先生说福建有两名官费留学生的名额，一年官费有500元。徐先生推荐我去，并请其夫人蒋碧薇女士教我学习法文。徐夫人待人和蔼可亲；她的父母是有很高文学修养的长者，尤其是她的母亲很慈祥，对我这个流浪汉极其关切。他们一家都十分关心我的出国进修事，从各方面给我以帮助。徐先生曾鼓励我说，官费每年500元是很少的，只要想办法搭上专供华工出国的廉价客舱，到了国外靠半工半读还是可以完成学业的，当然家境富裕的学生就更容易些，家庭贫寒的只要能吃苦是能够闯过来的。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力主我要出国学习。于是我每日拼命地学习法文，并想法解决自理生活费的问题。后来，福建省的两个出国名额改由王临乙、吕斯百去了，因为他们家境较好，又有些自费。尔后我又多次努力，依然困难重重，最后也懒得再提出国留学的事了，至于将来如何，仍然是感到茫茫。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穷困而有丝毫动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在生活中认真观察、收集素材，不断地画了很多速写和记忆各种不同人物的形象特征。
后来偶然的机会由我的同乡李育灵画家邀约，使我来到了北平。此地生活较为便宜，环境亦较安定，适于作画，李育灵先生在此开办的画室，招收了几个学生，因为李育灵急于回四川，由我接替办此画室，但是这并不能维持生活。我不得已就回到家乡四川，为亲友画像，弄到一点钱又回到北平。可是到此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我初来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只好等待再说。那时在沦陷区的北平，听不到抗战的消息。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了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不能走了，钱已花光了，正在为难之际，敌伪“艺专”成立，聘我去当兼任讲师，每周二小时。我因为有个正式的职业维持生活，只好暂时担任，但生活仍不能维持，不得不又为各种人画像才勉强度过窘困的日子。
当时的沦陷区，每个中国人都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各种被压迫的情况是难以尽言的。这里举一个最小的例子：那时的北平，各道城门都有兵站岗，老百姓进进出出必须脱帽敬礼，不这样就要遭到拳打脚踢以至惨死。又如每逢过日本兵队伍时，中国行人必须恭立一旁，以示尊敬，而醉酒的日兵横行街头，打人杀人，强奸妇女等等，是习以为常的。这种亡国奴的生活和民族仇恨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促使我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些现实的亡国情景描绘下来，要把我在沦陷区每日每时目睹身受的民族的灾难和沦陷区人民日夜盼望抗战胜利的急切心情，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创作出了《你我光明有一天》、《甘露何时降》、《小子卖苦菜》以及《轰炸以后》等作品，以抒发沦陷区人民和我自己盼望胜利、向往光明的心情。这些作品好像是一首主题性交响乐的序曲，我时刻在思索着如何画出一幅集中表现沦陷区人民遭受日寇烧杀掳掠的历史画长卷，由之产生了创作《流民图》的强烈动机。
说来话长，我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事变的六年中间，自己为生活而经常流浪街头巷尾，奔波于城内外，与那些逃难的、讨饭的、拖儿带女垂死挣扎的人们接触极多，怀着深切的同情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处境，仔细体验他们经历的内心苦痛和观察其举止动作诸形象特征，深感到祖国人民所受的耻辱及他们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涯，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激发我这个中国艺术家的良心和勇气。而沦陷区的真正亡国奴生活，更促使我下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坚定志愿，创造条件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1942年初，我就起草了《流民图》的小稿，在起稿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反映出我所看到的每一桩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一幕又一幕的人间地狱，我把全部心血都贯注在这幅画的构思上了。今天回忆当时我的艺术观点也全部倾诉在《流民图》之中了，正如我在画册自序中写的：战争、饥饿、逃亡，普遍了整个世界。我不能在艺术园地里找寻鲜美的花朵，我要站在大众之前，采取些人生现实的资料。在这个时代里只有艺术方能表现出人间的情景和痛苦的现实遭遇。
开始制作《流民图》时，我的生活仍是非常穷困的，经常没有钱吃饭，只好躺在床上苦熬着。幸得朋友为我推荐为人画像，每次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借以糊口。但是如何筹措制作这幅长卷的经费呢，却使我踌躇良久不知怎么办。即使能创作出来这样的画，如何在沦陷区展出它也是很大的难题甚至要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这里需要谈谈殷同其人及其与《流民图》之间的关联，因为早在我着手制作《流民图》一画的时候，就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殷同授意蒋某人绘制该画的舆论。事实是怎样的呢？
最早我和殷同并不认识，据闻其人颇喜好美术，在我被迫赴日本开展览之前，他肯定是见过我的画，并给我以相当的注意的，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气了。我自日本归国，途经别府，殷同也在此休养，即邀我为他画像。这样，我才第一次结识了他。在画像过程中，殷同问我生活如何，我说在艺专兼任讲师，报酬很少，还得为人画像方勉强维持生活而已；他又问及我今后还想搞什么创作，我本早有《流民图》的构思和作画的想法，即答曰计划画大一些的画，主要是描绘穷苦人，他表示“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到北京去找我解决”。到了北平，我借此机会做了个计划，把作画所需的材料，外出的路费和生活费用估算出来，就去找殷同。他表现得很慷慨，拿出来一笔钱，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千余元人民币。我当即设法去上海、苏州一带城镇农村，亲自了解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搜集各方面的素材，耗时两月有余，回来后钱已全部用光。
从南方返北平后即着手起画稿，也没有再去找殷同。当时我很犹豫了一阵子，到底画稿给不给他看呢；若是给他看的话，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口向他再要钱，因为继续完成这幅巨作还需要很多钱，而他以前资助我的钱早已全部花光；若是他看了画稿后表示不同意此画的主题，那就更不好办，不用说钱的问题，恐怕连继续绘下去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我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心境中度过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殷同却突然患急病死了。
殷同由别府回平时，曾请我吃了一次饭，当时有北平“艺专”图案系主任储小石先生也在座，殷在问及我进一步的创作计划时，我说正要画一大幅表现穷苦人的画，于是此事就在美术界传开了，以讹传讹，竟说“殷同亲自委托蒋兆和画《流民图》”。殷同在那次宴会上确实说过“你好好画，画好了可以给蒋介石先生看看”这样的话。说老实话，他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当时我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对社会上流传的舆论也不敢公开否认，因为确实是殷同拿了一笔钱给我，我确实也用了这笔资助去准备创作《流民图》这幅画的。如果当时我要解释是我自己要画《流民图》，而不是殷同所委托，汉奸特务们必然要追究我画《流民图》的目的何在。所以当时即使在我周围的学生中，我也不能透露画《流民图》的含义，这种难言之隐，直到解放后我才敢于把全部真相披露出来。
在制作《流民图》的过程中，我的经济状况极其困难，曾从多方面筹款（其中也有汉奸之流，至于该画的含义他们是并不知道的）；当然对这种种的赞助，我是有自己的分析的，有的友人给我介绍画像是为了收些报酬，也有的是想借花献佛，走走门路，我本人则是以画像来赚些钱，把《流民图》的创作较顺利地画下去，否则没有钱，不要说画画，甚至还要饿肚皮。这样拖拖拉拉有一年多时间。
那时我还没有成家，单身住在东城竹竿巷34号一个没有南屋的三合院里，这儿也是我的画室。社会上许多人都晓得我会画像，所以什么样的人都来看看，特别是我画《流民图》的消息一经传出，便经常有些陌生人三天两头闯到这里来，其中当然有不少敌伪便衣、探子和宪兵队的人。他们问我画什么？我回答说素来就喜欢画穷苦人，因而亦未加追问。在制作的过程中，我把全部构图分成一节节地画，画完一部分就收好一部分，以免让别人看出真实的内容来。直至全部画完，准备公开展出之前才一下子拼成一幅，经过托裱成为一长卷完整的大画。这样经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43年秋完成了《流民图》。
展出此图，以个人的能力和名义是绝对不行的。在旧社会干艺术这一行都必须要找后台，甭管它是真后台还是假后台，是实质上的还是挂名的，反正你都得想方设法通过官方检查机关，中外艺术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我当时通过一个朋友去求管翼贤帮忙（《实报》社长），并把一份《流民图》的照片转交给他审查。主管《实报》的管翼贤我并不认识，管那时有个日本顾问，他看了照片以后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考虑展出，第一此画不要叫《流民图》，改为《群像图》，以免刺激舆论；第二是以什么理由展出，他提出既然殷同赞助过，殷病故已届一年，展出此画正是他“国葬”之际，用以表示对他的感谢；同时还有一个“文化生活委员会”也出面支持。他们还要求我写一篇称之为《启事》的短文，公诸报刊以示谢意。我亲自起草的这篇短文，他们在发表时给修改了，尽管我不同意，但也毫无办法，日伪当局是以展览为手段宣传他们那一套货色，我的目的则是为了展出《流民图》，只要艰难地透过严密的官方检查机构，使该画与社会人士见面，就算实现了我的初衷。《启事》
前段有几句话很重要，虽经日伪删改却还能反映出我展出《流民图》的意图。记得头一段的意思是，希望大家看了我的画以后，不要夸奖我的技巧，也不要赞扬我的艺术成就，希望诸君在仔细看过之后沉思一下！
这才是我展出《流民图》的真正目的和真正涵义所在。十年浩劫当中，有些人把“汉奸文人”的帽子强加在我的头上，把这篇《启事》当作“罪证”，在所谓定案时却有意把《启事》前段的这段话删掉了，其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更有甚者，把完全与我无关的日伪反共雕塑《斩蛇像》的起草亦加诸于我，虽经当事人一再证明与蒋某无关，却依然强词夺理，非要用这重得怕人的“罪名”将我打入“汉奸反共”之列，“四人帮”之流颠倒黑白已到何种地步啊！
经过各种曲折的努力和友人的帮助，这幅高七尺长九丈的《流民图》终于在北平的“太庙”展出了。展出之前，我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幅包含着一百多个人物的巨构，由于它反映出画外千百万被压抑着的各阶层人民的仇恨和愤怒及它所描绘的无声的呐喊和控诉，必将遭到不幸的后果，它的展出很可能是短命的。因此我作了事先的应变准备，把从原作拍下的照片赶印了50份。这些照片在展出当日的上午就卖光了。果然不出所料，《流民图》展出还不到一整天，就立即被日寇勒令停展。虽然如此，看到此画的人还是不少。最使我难忘的一桩事是，展览当天的傍晚，《流民图》已经收了起来，有一个中国警察走到我面前，恭敬地向我敬了一个礼，但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当时那种沉重的心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见《流民图》只要与广大人民见面，就会激发起爱国的共鸣之感，我至今一回忆起此事，就使我含着满腔热泪，不知道是悲哀还是安慰啊！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是何等之沉重啊，而发自人民心底深处的愤怒和抗议又是何等强烈呀！我相信正是在这种无声的控诉之中，将会造就出伟大民族光明的未来的。这种心情在我于抗战胜利初所撰《流民图》序言中得到体现，序言结语（按：应为开篇）云：“抗战八载，天地重光，正义之神，终于突破了帝国主义者之武力侵略，炎黄世胄，得庆昭苏，禹甸河山，依然如故，国人欢欣鼓舞之情，是殆不可言喻也。”
与徐悲鸿先生的重逢
抗战时期，我与徐先生的信息完全断绝。那时我在沦陷区画了些画，已有些小名气，消息辗转传到大后方，便有人说蒋某人可能是亲日的……悲鸿先生于抗战胜利后从重庆来到北平，一度误信了这些传言，对我很冷淡。黄警顽先生知道了此事，颇为我抱不平，我也没有贸然去拜访徐先生，听之任之，认为终有一天真相将大白于世的，何必多加解释呢？过了一段时候，警顽先生来看我，非拉我去见徐先生不可。我才偕我爱人同去徐家。见面时，我如实地将几年来的经历面陈，并呈上自己的画集及《流民图》。悲鸿先生一看画册，颇为惊讶，似乎又很激动，当时什么也未说。徐先生随即走进屋里将当年在南京给我画的素描肖像送给了我的夫人萧琼，以示对我们之间有深厚情谊的纪念。这时我深感悲鸿先生对我有所理解。几天以后，徐先生就写了一份正式聘书给我，聘请我到他主持的北平艺专任兼任教授。
解放初期文艺整风时，围绕着《流民图》是“汉奸美术”之类的舆论又复重来，查来查去，不可开交。不久后，徐先生把我找来当面问道：“你的《流民图》是在赴日本展览之前，还是赴日之后画的？”我答道：“是在去日本之后，回国之后画的呀！”徐先生会意地点点头，以示首肯。
谁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又反复地调查这个问题，另又给我冠上反共《斩蛇图》作者的莫须有罪名。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逐步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使历史真相大白于人间。
我那描绘多灾多难祖国人民命运的《流民图》一画的命运，也正像画中的主人公们一样，是何其多灾多难啊！而作为此一画幅作者的我之命运亦然。历史的经验证明，你若执意追求真理，就要作好下地狱的准备，只要你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抚育你的人民，为了“以素楮百幅，秃管一枝，为我难胞描其境象”于万一，即使经受炼狱也是值得的，因为我并没有违背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而在千难万苦之中竭尽了一个艺术家的天职。
（程永江据访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