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灾害思想
导读
灾害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灾害成因的认识和救灾方法的认识。这两部分具有因果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灾害思想是人们在长期的灾害经历和救灾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救灾行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汉代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灾害思想，对于灾害的认识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按理讲，每一种完善的灾害学说，都由成灾原因解释和救灾主张两部分组成。但是汉代各种灾害思想体系发展不平衡，有的体系相当完善，如失德天谴思想，就由“失德天谴（成灾思想）——修德弭灾（救灾思想）”两部分构成；时令失序思想也包括逆时生灾——顺时行政两个部分。而有些主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自然积贮思想包括灾害自然思想和积贮救灾思想两部分。灾害自然思想只强调灾害成因出于自然，对于救灾的主张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特征。而积贮救灾思想则重在救灾，持此论者强调积贮的重要性，对于灾害的成因缺乏成熟、深入的见解。这两部分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在汉代这些灾害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失德天谴思想，它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灾害思想。其次是鬼神为祟思想，在汉代已不占主要地位，但仍然对汉代救灾产生很大影响。其他还有天文示变思想、时令失序思想、五行八卦思想、自然积贮思想等观点。鬼神为祟思想并入祈禳救灾措施中，其他学说则归入本章介绍。
失德天谴思想认为灾害产生于国家政治之失，是上天对君主政治行为过失的警告或惩罚，只有君主修德改政才能消弭灾害。“失德”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使用比较广泛，这里的德不单纯指道德，而是指德政，因此失德也叫失政。汉代君主面对灾异发布的自谴诏书中，“失德”常作“不德”。最早的自谴诏书，出现于汉文帝时期。文帝因前元二年（前178年）十一月发生日食，下诏说：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修德”一词也出现于先秦文献，但“修德弭灾”一词出现较晚，据目前所见最早在《宋史·庞籍传》中：“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人。及进士第，……景佑三年，为侍御史，……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陕西都转运使。”庞籍曾建言：“频岁灾异，天久不雨。宫中费用奢靡，出纳不严，须索烦多，有司无从钩校虚实。臣窃谓凡乘舆所费，宫中所用，宜务加裁抑，取则先帝，修德弭灾之道也。”后来在明清时期，修德弭灾成为一种流行语。明景帝时，大臣章纶曾上《修德弭灾十四事疏》，同一时期的大臣商辂也有《修德弭灾疏》。
失德天谴思想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灾害思想，对汉代灾害认识和救灾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一、失德天谴思想起源
失德天谴和修德弭灾思想源于先秦时期，是随着民本意识的萌芽而出现的。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商代这种思想就已经萌芽。商汤时代就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西周时提出了“敬德保民”的主张，《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的话：“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灾异产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大夫伯宗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认为人的行为会引起灾异发生，这和传统的灾害自然观或鬼神为祟观是不同的。根据《史记》的记载，修德弭灾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商代。《史记·殷本纪》记载了两件修德弭灾之事。先是太戊修德桑榖死，后是武丁修德殷中兴。
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这两件事情，现在看来并不是灾害，按照汉人的认识就归入“异”，是人们不能理解的怪异现象。太戊时期庭院里的桑树与榖树（即楮树，叶似桑，皮可制纸）合生在一起，一夜之间长到合抱之粗，确是骇人的奇异现象；武丁祭祀祖先时，有只野鸡飞到鼎耳上大叫，古人也认为是非常不祥之兆。古人认为“异”比水旱之类的灾害更为危险。如果说，商王修德可能是司马迁主观记述的话，周文王修德救灾的记载就增加了更多的可信度。《逸周书·大匡》载：
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曰：“不谷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谷，官考厥职，乡问其人，因其耆老及其总害，慎问其故，无隐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庙，有不用命，有常不赦。”
这段文字记载了周文王在饥荒发生后，召集中央地方各级官员，调查、反省国家各个方面可能致灾的原因，文王自承“不德”，要求各级官员如实禀告，并在宗庙里上报给周人祖先，不能有丝毫隐瞒。《风俗通义》载：
昔晋文公出猎，见大蛇高如堤，其长竟路。文公曰：“天子见妖则修德，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即斋馆，忘食与寝，请庙，曰：“孤牺牲瘯蠡，币帛不厚，罪一也；游逸无度，不恤国政，罪二也；赋役重数，刑罚惨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梦天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及明视之，则已臭烂。
上文中“天子见妖则修德，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后汉书》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周书》是记载周代典制的著作，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这说明此类观念先秦时期已经流行了。
春秋时期，修德弭灾思想的出现已经成了无可怀疑的事实。《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天道不，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星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以上记载表明，春秋时期将灾害与人事联系起来，认为君主有德将不会有灾害的发生；即使有，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从而对传统的祈禳之法提出了怀疑。《史记》记载，郑定公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又载，春秋时期，范蠡的小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范蠡派长子找庄生相救，许以千金。庄生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楚王实行大赦，也是一种修德弭灾行为。
二、董仲舒对失德天谴思想的理论发挥
修德弭灾思想虽然产生很早，但在汉代以前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失德天谴思想的集大成者是董仲舒，《汉书》记载：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又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还对灾与异进行了区分，进而提出了灾小异大，灾先异后的看法。他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以下凡未注明页码者，出处同此。
灾与异，在汉代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灾是造成社会危害的自然或社会现象，包括水旱蝗螟、地震、战争等。异又称怪异，则是指异于寻常的自然现象。董仲舒所谓“先灾后异”，“异大灾小”之说并不足信，汉代文献也没有对“灾”和“异”作严格的区分，因此，汉代灾害与现代自然灾害的概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接近于“灾异”的含义，既包括给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的自然现象，也包括当时人们并不能正确理解的异常现象。董仲舒将天人格化，认为自然界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君主不德行为的警告和惩罚，他将君主不德导致的行政失误分为五类，并提出五种相应的补救之法，从而完成了“失德天谴——修德弭灾”的完整的灾害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既是汉代失德天谴思想的代表，具有普遍性。同时，作为一家之论，又有明显的“五行化”的个性色彩，其具体内容可参见本章第四节：秦汉五行八卦思想。
三、汉代对失德天谴思想普遍信仰
基于失德天谴思想，毎当灾异发生，君主总是下诏自谴“为政不德”，认真反省，积极寻求良方，改善政治。这类诏书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统计，两汉有此类诏书30次之多，其中因为日食、地震而自谴的占了很大比例。前面说过，文帝即位第二年就因日食下诏自谴“不德”，这是汉代君主最早的自谴诏书。后来，文帝又于后元元年（前163年）春，因水旱疾疫之灾下诏自责反省。诏曰：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汉元帝和成帝时发生两次地震，他们也分别下诏自责，承认为德政有失所致。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诏书说：“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表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
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冬十二月诏书中说：“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
汉代认为，君主修德行政是防止灾异发生的最好办法，也是日常的工作。正如西汉扬雄所说：“或曰圣人事异乎？曰圣人德之为事，异亚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北宋吴秘注曰：“失于常德，灾异乃见，修而禳之，事在末后。”而一旦发生，面对灾异最好的办法是修政弭灾，而不是通过人力消灾。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湥思虑也。《白虎通义》上卷《灾变》。“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
汉代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有这样的主张，例如，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二月，京师地震，诏书中就说：“比者星辰谬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补。”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臣陈蕃上书桓帝，称“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是由于“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及政治不明所致，认为“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
《后汉书·郎传》载：“郎，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州郡辟召，举有道、方正，不就。”
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正征，乃诣阙拜章曰：“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昊之听，温三省之勤，思过念咎，务消祇悔。”
对于当时发生的旱灾，郎明确提出修德弭灾，反对祈禳之术。他说：
《易传》曰：“阳无德则旱，阴僭阳亦旱。”阳无德者，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阴僭阳者，禄去公室，臣下专权也。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已。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臣闻恭陵火处，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风，掩蔽天地。风者号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连月无雨，将害宿麦。若一谷不登，则饥者十三四矣。陛下诚宜广被恩泽，贷赡元元。昔尧遭九年水，人有十载之蓄者，简税防灾，为其方也。愿陛下早宣德泽，以应天功。
在古代社会，人类对战胜自然没有信心，他们宁愿相信道德的力量，并由此制造出许多修德弭灾的神话。《后汉书》载：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建武五年（29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46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又载：（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56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
这两则史料都出自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说明东汉初年这种修德弭灾的神话就广为流传了。汉代留下的这类神话甚多，说明修德弭灾思想在东汉被广泛接受，并由地方官修德发展到个人修身养性上去了。《后汉书·周磐传》载：“蔡顺（汝南郡人），字君仲，亦以至孝称。……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修灾弭灾并不仅仅是君主一人之行为与信仰，这一观念在汉代是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的。
四、汉代对失德天谴思想的怀疑和批判
修德弭灾将消灾的重点由神事转向人事，虽然在反对祈禳上有积极的一面，但在人事方面仍然有消极的因素。因为它将应灾的重点不是放在通过人力、技术行为遏止灾害的发生上，而是放在与灾害本身无关的道德政治行为方面。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修德弭灾行为无异是缘木求鱼，这在一种程度上人为地阻碍了救灾的实际进程。汉代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认为水灾是上天对君主过失的谴告，主张改政消灾。当时，大臣李寻、解光亦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也认为是天意所为，国家因此竟然不去阻塞决口。
失德天谴思想在两汉时期是占统治地位的灾害思想，具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化的特点，这是上古鬼神为祟思想进一步演化的结果。虽然包含着部分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神学观念。董仲舒的观点最初并未为世人普遍接受，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建元六年，前135年），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盐铁论·水旱》记载了大夫与贤良的论战，大夫说：“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大夫认为水旱之灾“天道固然”，是自然界自身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发生自然灾害并不是政府部门的责任。而贤良则相信天人感应，认为水旱之灾是政府政教缺失所致，只有修德改政才能消除灾害。贤良说：“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故循行于内，声闻于外。为善于下，福应于天。……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寡功节用则民自富，如是则水旱不能忧，凶年不能累也。”《盐铁论·论灾》中记载了“文学”的言论，同样反映了失德天谴的观点。文学说：天灾之证，祯祥之应，犹施与之望报，各以其类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灾是也。《春秋》曰：“应是而有天灾。”……日者阳，阳道明；月者阴，阴道冥，君尊臣卑之义。故阳先盛于上，众阴之类消于下，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渊。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四时代序而人则其功，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犹公卿也，众星犹万民也，列星正则众星齐，常星乱则众星坠矣。
后来也有个别有识之士对失德天谴、修德弭灾的观念表示怀疑。东汉末年的应劭对“宋均令虎渡江”一事打趣说：如果真有神明报应的话，那尧舜时代就不应有老虎了，如果让宋均位列三公，让其德被四海，老虎岂止渡江，而是要逃往鬼方绝域的边远地带去了。《风俗通义·正失》载：“尧舜钦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当此时也，宁复有虎耶？若均登据三事，德被四海，虎岂可抱负相随，乃至鬼方绝域之地乎？”失德天谴思想也遭到了进步思想的批判。东汉的王充就是批判这种观念最有力的人物。他在《论衡》中阐述了许多自然灾害产生的物质原理，明确提出“天道自然，自然无为”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不可能感应上天。不过，王充的著作并未产生大的影响，而且就他本人而言，由于整个社会观念的影响，再加上个人认识的局限，反对失德天谴思想的立场并不彻底。例如，他说：“夫灾变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灾，有无妄之变。政治之灾须耐求之，求之虽不耐得而惠愍恻隐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无妄之灾，百民不知，必归于主，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问：政治之灾，无妄之变，何以别之？曰：德丰政得，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修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历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王充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方面反对天人感应说，一方面仍然主张用祈禳、修德的方法消弭灾害。在论及水灾时，他说：“天道难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有失，犹先告急，乃斯政行。”意思是说：“天道难以弄清，大水长久不退，如果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引起的，还是先要告急，然后才修改政治，改变行为。”这里的“告急”是指水灾发生时，击鼓于社，向土地神告急的祈禳救灾仪式。王充虽然怀疑天人感应，但为了迎合当时天人相感的观念，最终依然陷入了祈禳、修德的泥潭。
总之，失德天谴与修德弭灾思想，在汉代经董仲舒的加工整理，已经理论化和系统化了，并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上至君主、三公九卿，下至地方官员及普通百姓大都相信天灾与人事之间的因果报应关系，虽然有个别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修德弭灾行为是与祝祷禳灾行为的斗争中出现的应对灾异的表现。修德弭灾是人类由巫术迷信阶段向人文阶段过渡期间出现的，表现了救灾思想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将灾异出现的原因和救灾措施的重点转向了人类自身，强调是人类自身的过失招致灾异，只有通过反省改政才能消弭灾异。修德弭灾思想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和政治色彩，在汉代占有核心地位，而祝祷禳灾行为和人力抗灾行为都占有次要地位。修德弭灾行为在汉代得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强化，形成了一种系统的传统救灾体制，并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