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积贮思想，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灾害自然思想和积贮救灾思想。在鬼神为祟和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汉代，对于灾害的认识还有一种灾害自然思想，认为灾害发生完全是由自然界的“运气”、“时数”决定的，并不受人事的影响，人类既不能因为失误招致天灾，也不能通过自身行为改变自然。因此，人类面对自然灾害，要积极准备，重视农业，积蓄粮食，力争做到有备无患，至少可以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
一、灾害自然思想
灾害自然思想侧重对灾害产生原因的探讨。战国时期的荀子是灾害自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渴，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提出“天道有常”，水旱寒暑等自然界变化不受人事影响，但是他认为，如果君主发展农业，节俭积蓄，百姓就不会因为有水旱而造成饥荒；如果注意爱护身体，作息有规律，寒暑冷热就不会使百姓生病；如果坚守正道，就不会有妖怪为祸。荀子认为自然界变化引发的灾害后果很大程度上是人的错误行为招致的，但他强调“天人相分”，认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认为天下丰穰之事非由人力，人类只能积极准备，加强自身承受自然变化的能力，减少灾害的发生。他主张：“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汉代灾害自然思想的代表是王充。他说：“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于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王充说：“一湛一旱，时气也。范蠡、计然曰：太岁在于水，毁；金，穰；木，饥；火，旱。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王充认为祈禳并不能解除灾害，更反对天人感应。他承认自然灾害的客观性，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进步的一面，但是他强调灾害系于上天，非人力所为，又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的泥潭。自然灾害，王充称之为“无妄之灾”，他认为这不是由于君主政治失误所致，因此，灾害发生，不应改政救灾，而要积极备灾，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王充论述道：
周公为成王陈立政之言，曰：“时则物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维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谓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赈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话一言，政事无非，毋敢变易。然则非常之变，无妄之气，间而至也。水气间尧，旱气间汤，周宣以贤，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连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贱。圣主宽明于上，百官共职于下，太平之明时也，政无细非，旱犹有气间之也。圣主知之不改政行，转谷赈赡，损丰济耗，斯见之审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鲁文公间岁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贬食省用，务啬劝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备，不改政治。变复之家见变辄归于政，不揆政之无非，见异惧惑，变易操行，以不宜改而变，只取灾焉。
为了便于理解，将上段文字翻译如下：
周公对周成王阐明执政治国的道理，说：“有时候那些旱灾涝灾也会扰乱政事，假如在一句一字上，我都没有失误，那就只需要任用一个有才德的人，治理好我承天命得到的百姓即可。”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可以说是很有心得的了。知道不同寻常的灾害，如果不对百姓进行救济就无法使它消除。因此，告诫成王要从一句话一个字来检查，政治上如果没有过错，就不要轻易改变。然而异常的灾害，仍然会伴着意料不到的天气经常出现。造成水灾的天气干扰过唐尧，造成旱灾的天气干扰过成汤。周宣王以贤明著称，仍然遭遇长期的旱灾。汉章帝建初元年，北方州郡连年大旱，耕牛染疫死亡，人民穷困无助，只好让他们流迁到谷价便宜的地方求生。在朝廷有圣主的宽厚英明，在地方有百官忠于职守，这是明显的太平之时，政治上没有丝毫的过错，仍然有旱灾发生。圣主知道这是自然的原因，不改变政治，调集粮食进行救济，从丰收的地区运往灾区，这种见识实在高明，救灾的方法也是十分得当的。春秋时期鲁文公在位时，有一年发生大旱，臧文仲建议说：“修缮内外城墙，减少食用，节省开支，鼓励农耕，倡导捐献。”臧文仲知道灾害不是政治失误造成的，所以只是加强预防措施，并不改变政治。变复之家，一见到灾异便归罪于政治的失误，不分析政治上有无过失，见到灾异就惊惧疑惑，改变道德行为，把不应该改变的也改变了，结果只能是自取灾祸！
灾害自然思想强调天人相分，“天道自然，自然无为”，认为自然界没有意志，水旱寒温之灾并非政行所致，而是天地节气变化的结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灾害自然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对灾害的认识只是强调客观性、自然性、必然性（甚至是周期性），而不能说明灾害产生的具体原因，对人类深入认识和准确预防灾害帮助不大。二是灾害自然思想重点强调天人相分，自然无为，“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而对天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灾害的相对性认识不足。由于这两点缺陷，灾害自然思想对灾害的认识多少带有机械决定论或宿命论的色彩。虽然这一观点认为自然灾害是无妄之灾，主张积极赈济救灾，但无法了解灾害的原因仍然让人思想不通。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灾害自然思想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在汉代仍然是不占重要地位的观点。
二、积贮救灾思想
积贮救灾思想是中国传统的救灾思想，它包括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这里从国家角度讨论。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农业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收入是国家救灾的物资基础，为保障救灾，必然要从开源节流两个方面筹集、积蓄以粮食为主的救灾物资。积贮救灾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救灾思想。这种思想起源很早，《逸周书》说：“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从这个材料看，夏代就有人提出积贮救灾观点了，当然这些主张还比较简略，只是把积贮的重要性提了出来，对积贮的具体方法没有论述。
秦汉时期，虽然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制度相对夏商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灾害仍然十分频繁，粮食和衣物是最重要的防灾、救灾物资。在汉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小农经济是生产这种物资的主要方式，因此，统治者比较重视发展和维持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强调重本抑末，提倡节俭储蓄，反对奢侈浪费。先秦时期的积贮救灾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根本，要因地制宜，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发展农业；二是提出国家“取民有节”，“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汉文帝时期，大臣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要重视发展农业，积累财富，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防备灾荒。他说：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
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躬耕以劝百姓。后又有大臣晁错继续建言积贮：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晁错建议朝廷：“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只有这样才能“民可得而有也”，维持自己的统治。“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其他著作也有类似论述。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里也说：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有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
在贾谊、晁错的的建议下，文帝、景帝都采取了重视农业、提倡节俭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贾谊《新书·春秋》记载，战国时期邹穆公养野鸭子，让下人用两石谷子向百姓换一石谷壳作为饲料。小吏不明白，问为什么这样做，邹穆公解释说：“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囊”与“中”都是容器，“囊漏贮中”大概是说谷子从袋子里流到米缸里是没有区别的，邹穆公所用的这个谚语是在说明，财富从官仓流到民间并没有损失。“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轻徭薄赋与囊漏贮中是同样的道理。不过贾谊、晁错轻徭薄赋主张，有些人也不赞成。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就主张将增加税收作为救灾方法。他说：“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他主张：“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
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再加上自然灾害增多，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甚至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汉武帝晚年，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并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能使农作物高产的代田法，“教民相与庸挽犁”，使残破的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这个时候，朝廷对汉武帝实行的征收关税、市税、官营盐铁、均输平准等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讨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这场讨论历史上称为“盐铁会议”，讨论的内容在宣帝时由大夫桓宽整理成《盐铁论》一书。盐铁论争涉及到上述政策有没有救灾功能。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以桑弘羊等政府官员为代表，为汉武帝的政策进行辩护，认为上述措施能够为国家积聚财富，有利于救灾济困。另一派以从全国征召来的贤良文学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发展农业，藏富于民，以备水旱之灾。下面是其中一段辩论：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絶。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严山之铜铸币以赠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味之利，犹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
此番争论名义上是“富国”与“富民”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有利于备水旱之灾，其实质在于政府与百姓利益的冲突，或者说是朝廷、官僚与庶族地主利益之间的冲突。当时政府不可能马上做出较大让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政府的“富国”政策逐步被削弱了，国家救灾力量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汉代自武帝时开始出现奢侈之风，这对积贮救灾是不利的，汉成帝在一次火灾之后，发布诏书要求严查整改。称：
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成帝责人从严，但律己从宽，大臣刘向当面批评他大建陵墓，“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成帝听而不用。东汉末年，世风奢靡如故。王符认为这种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风气对备灾极为不利。王符的灾害思想集中于其著作《潜夫论》，其中写道：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王符认为天灾是由“愁怨者多”造成的，这是天人感应思想，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他指出，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比例失衡，社会风气崇尚不耕不织，创造衣食等物质财富者少而游手好闲者多，导致社会财富总量的生产与消费失去平衡。世人日常生活追求浮华，竞相奢侈，糜费大量社会财富是招致灾害的根由。另一方面也使单个家庭承受灾害打击的能力减弱，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大打折扣。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王符指出，当时社会：
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缝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
王符还认为政事腐败，人民奔走告状者很多，而各职能部门又不能尽职尽责，致使一场官司动辄累月连年，同时还牵连到很多证人，从而导致百姓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严重影响粮食等社会财富的生产与积累。他说：
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
王符认为官府的这些行为加剧了人民的受灾程度，甚至是人为致灾。他说：“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他希望统治者都爱惜民力，轻徭、薄刑，与民休息，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
总之，汉代积贮救灾思想与先秦相比更加全面、系统，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农
即强调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也是备灾、救灾的根本。是积贮救灾的开源之道，发展农业的办法主要有：①提高农民地位，不断赐爵鼓励著籍是一种重要手段。②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保证农民基本的再生产的时间和物资条件。③顺应时令、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农业生产。
（二）抑工商
汉代有一种朴素的观念，认为手工业产品除少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外，大部分都是奢侈品，浪费人力、财力，不利于国家财富积累。商人不从事生产，不创造价值，是对社会无用之人，因此，汉代对工商业一直采取打压政策。
（三）倡俭戒奢
积贮要积累财富，发展农业生产是开源之道，而倡俭戒奢就是“节流”之道了。当然，汉代对积贮救灾的看法还存在分歧之处，比如轻徭薄赋到何种程度更有利于救灾，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官营工商业、常平仓设立是否对救灾有利等，都是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家的政策也因此摇摆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