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旱灾记录主要是在两汉，秦朝是没有旱灾记录的。两汉共有123次旱灾记录，其中西汉46次，东汉77次。如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七月，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灾区百姓大批流亡，一些人甚至揭竿而起。如公元19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琊，转抄掠，众皆万数”。随着旱灾和饥荒的持续，起义军势力迅速壮大起来，“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关东饥旱数年，力子都等党众浸多”。而樊崇等人领导的“赤眉军”，因饥荒而扩大了队伍，最终又因饥荒而被迫撤离了一度占领的长安城。
旱灾危害很大，那么秦汉时期的旱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否具有规律性？其情形又如何？下面就秦汉时期旱灾的时空分布情况进行探讨。
一、秦汉旱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旱灾时间分布
1.秦汉旱灾年际分布
秦朝没有旱灾记录。两汉共有123次旱灾记录，其中西汉（包括王莽更始帝时期）46次，东汉77次。从发生概率看，东汉高于西汉。
西汉230年间共有46次旱灾记录，平均约每5年发生1次旱灾，旱灾发生率大约20%。东汉196年间共有77次旱灾记录，平均约2.5年发生1次旱灾，旱灾的发生率大约39%。
西汉最早的一次旱灾记录是汉惠帝时期的公元前193年，最后一次旱灾是王莽地皇三年即公元22年，在215年间有42个旱灾年份，其分布状态是分散的。
西汉发生旱灾的年份共计42个，旱灾次数46次，前158年发生3次旱灾，前147年发生两次旱灾，前105年发生两次旱灾。旱灾的连年发生情况如下：前138—前137年连续2年，前108—前107年连续2年，前19—前17年连续3年，公元14—13年连续2年。连发期5个，连发年份11个。连发年份占到旱灾总年份的约1/4。可见，西汉旱灾的连续发生情况不是很明显。
东汉统治的196年间一共有75个旱灾年份，共发生旱灾77次。公元111年和公元194年分别发生两次旱灾。旱灾连续发生两年的年份有：公元29—30年、公元71—72年、公元79—80年、公元84—85年、公元94—95年、公元103—104年、公元118—119年、公元121—122年、公元127—128年、公元176—177年、公元182—183年；连续发生3年的年份有：公元45—47年，公元58—60年，公元75—77年、公元145—147年；连续发生4年的年份有：公元132—135年、公元194—197年；连续发生10年的时期是公元107—116年。旱灾连发期18个，连发年份多达52个，占到旱灾发生总年份的2/3。连续2年者11个，连续3年者2个，连续4年者2个，连续10年者1个。可见，东汉旱灾具有明显的连续发生特征。
东汉旱灾的第一个连续发生期是公元29—30年，最后一个连续发生期是公元194—197年，时间跨度长达169年，几乎覆盖了整个东汉时期。我们以65年为单位分三段对连续发生期的分布状态进行考察，结果发现：第一个65间有5个连续发生期共计10个年份；第二个65年间有8个连续发生期共计22个年份；第三个65年有间有3个连续发生期共计8个年份。可见，东汉旱灾的年际分布具有整体分布较分散、小范围集中之特征。
秦汉时期，旱灾高发期分别有西汉成帝、哀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献帝时期。
西汉成帝、哀帝时期是旱灾相对较多的时期，成帝在位26年间有8个旱灾年份，平均约3.3年有1个旱灾年份，旱灾发生率约31%；哀帝在位6年有2个旱灾年份，平均3年有1个旱灾年份，旱灾发生率约33%。都是旱灾发生比较多的时期。
东汉安帝时期是旱灾发生最频繁的时期。安帝在位19年间有旱灾年份14个，平均1.4年出现1个旱灾年份，旱灾发生率约74%；其间有1个连续10年（107—116年）和两个连续2年（118—119年；121—122年）的连发期，连发年份占该期旱灾总年份的100%，属于高度集中发生期。章帝时期也是一个旱灾高发期，他在位的13年中有7个年份发生旱灾，平均约1.9年出现1个旱灾年份，旱灾发生率约54%；该期存在3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76—77年；79—80年；84—85年），连发年份约占旱灾总年份的86%，三个连发期集中存在是该期的一个明显特征。和帝、顺帝时期也是旱灾频发期，和帝时期平均约2.1年出现1个旱灾年份，顺帝时期平均2.4年出现1个旱灾年份，其旱灾发生率分别为47%和42%；和帝时期有2个两年期的连发期（94—95年；103—104年），顺帝时期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127—128年）和1个连续4年的连发期（132—135年）；和帝时期属于分散发生期，顺帝时期属于集中发生期，连发年份约占旱灾总年份的75%。明帝时期旱灾也较频繁，平均约2.6年出现一个旱灾年份，其发生率约39%；该期旱灾年份集中度不高，只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71—72年）。光武帝时期平均约3年出现1个旱灾年份，旱灾发生率约33%，该期存在1个连续2年（29—30年）的连发期和1个连续3年的连发期，是旱灾发生较分散的时期。
秦汉时期，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吕后、孺子婴、更始帝以及东汉殇帝在位期间没有旱灾记录。
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平帝、王莽以及东汉桓、献帝时期是旱灾的一般发生期，这些时期内的旱灾发生率一般都在20%—30%之间。
西汉昭帝、宣帝以及东汉的灵帝时期是旱灾相对低发期。
2.秦汉旱灾年内分布
秦汉时期，夏春季节是旱灾的高发季节，秋季旱灾也有发生，冬季旱灾较少。
西汉时期，夏季旱灾最多，冬季旱灾最少，秋冬旱相对较少。
就具体月份来说，四月份旱灾记录最多。
东汉时期，夏旱最多，春旱也不容忽视。就具体月份来说，一年间四月份旱灾记录最多，其次是五月份，七月份以后旱灾渐少。
（二）秦汉旱灾空间分布
秦汉时期，共计有123次旱灾，旱灾记录大部分都没有具体地点，如记作“旱”、“大旱”、“郡国旱”、“江淮间大旱”、“天下大旱”等。有具体地点的旱灾共有42次，仅占到总灾次的1/3，也就是说，大多数旱灾都没有地点记录，这就使得探讨秦汉时期旱灾空间分布规律很困难。不过，要探究秦汉时期旱灾空间分布情况，只能以现有资料为基础，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秦汉时期42次有具体地点的旱灾记录中，司隶有23次，其他各州多则两三次，少则一次，甚至是没有。而司隶部的23次旱灾中又有22次都在东汉，西汉仅有1次记录。
西汉时，有具体地点的旱灾记录较少，司隶、冀、荆、扬、幽各一次，益、青各两次，兖、豫、徐、并、凉、交州无记录。
东汉时，除司隶以外，兖、豫、凉、幽、青州各一次旱灾记录，徐、扬、并各两次记录，冀、荆、交、益州无旱灾记录。
从统计结果来看，旱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司隶校尉部（今陕西关中地区、河南省西部）是旱灾发生最多的地区。
二、秦汉旱灾成因
（一）现代旱灾成因观点
1.自然因素
日食通过影响赤道与两极地区的温度使得大气环流发生改变，大气环流的改变又会导致水旱之灾。灾害性天气与日食沙罗周期有较好的一致性。
九星地心汇聚引发旱灾。五千年来不论是气候异常期还是气候恶化期，与九星地心会聚参数的关系都是一致的。九大行星地心会聚常引起地球上气候异常或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地球自转速度的减慢导致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受其影响中国大陆也会出现旱灾。
地壳的剧烈运动如地震等也会伴生旱灾等等。汤懋苍发现板内地震地凹区与低地温区基本对应，与其降水分布对照，地凹区对应着少雨。可见，地震常常伴生旱灾。就现有资料来看，秦汉时期旱、震有着伴生关系，东汉安帝时期这种关系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气候变化则是旱灾常见的原因之一。
2.社会因素
人类自身活动与旱灾形成有密切关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种植比例有了变化，不耐旱作物种植比例逐渐增大；中原地区日渐增大的人口压力通过对北部和西北部干旱区半干旱区的开发而得以释放的同时，也使得北部西北部地区旱灾增多；此外，农田灌溉系统的废弃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旱灾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1）农作物品种的变迁。
冬小麦的大面积种植，粟类抗旱作物种植面积相应减少，是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春夏旱灾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农历四月份，正是冬小麦拔节抽穗期，而此时也正是旱灾高发期，这样的旱灾也叫“卡脖旱”，一旦发生这样的旱情，其后果往往是严重的减产或者绝收。有学者指出：由于不断追求干物质产量，种植蒸腾系数大的农作物（如小麦等）替代蒸腾系数小的农作物（如黍稷等）也是旱灾明显增多的原因。黍稷遇到夏初的高温干旱，常呈假死以减少水分消耗，且有壮根蹲苗之功。而小麦正值灌浆成熟期，往往因植株体内水分运送速度小于蒸发速度而供需失调，严重时甚至青枯死亡，形成旱灾。随着麦种面积的扩大，夏旱问题日渐引人注目，其记载明显增多，其频率高达38%以上。有学者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考证了汉代已经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情况属于历史事实。后汉书》中也多处出现种麦记录。另外，从朝廷所下诏书中多次提到种麦或种宿麦（即冬小麦）来看，汉代小麦的种植确实已经有相当的规模，这正是旱灾日多的原因之一。
（2）干旱区的开发。
移民到西北和北部干旱地区进行农业开发是旱灾增多的又一个原因。崔寔曾经说：青、徐、兖、冀，人稠地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冀凉幽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要求向干旱地区移民，以减轻人口稠密地区粮食生产压力。干旱地区的开发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但旱情日益严重，且最终导致该地区成为干旱的荒漠。以居延地区的开发为例，《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安帝时（公元105—125年）居延有1560户人家，共4733口。按说人口也不算太多，该地区人口压力应该不是很大，但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01年二月，中央政府下诏“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公元102年四月庚辰，中央政府又下诏“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连续两年的赈济贫民诏书都有居延地区，说明了居延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大不如前，像西汉武帝时期，该地区农业生产“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土地承载力大为下降，连养活5000口人都成了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该地区过度开发的结果。
（3）农田灌溉系统的废弃。
天旱时，农作物得不到及时的灌溉甚或得不到灌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造成旱灾。以东汉为例，就现有史料来看，不但国家组织兴建大型农田灌溉系统之记载不多，而且，甚至连原来的灌溉系统的正常维护都不能够做到，很多原来用于灌溉的沟渠都废弃了。史料中关于国家下令修理旧沟渠以灌溉农田的例证，从东汉开国算起，最早见于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二年“春正月，诏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上例反映出这样的事实：从东汉立国（公元25年）到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已经90年，也就是说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很可能没有组织兴建或修理过农田灌溉系统，由此可见农田灌溉系统的废弃程度。当然，从西汉时期原本隶属于大司农的都水官在东汉时期改隶属于郡国的情况可以得知，东汉时期农田水利系统的修护责任属于地方各郡国，但本来属于各郡国的职责却要惊动中央政府下令实施，恰恰说明郡国未尽到责任，农田灌溉系统的抗旱功能几近丧失，也证明了当时农田灌溉系统废弃的程度很严重。
（4）战争与旱灾。
秦汉时期的战争主要有各王朝建立之初的统一战争、王朝中期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战争以及王朝后期的军阀混战。战争对旱灾的影响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战区农业生产的影响。
秦汉时期战争是极端残酷的，灭族、屠城等极端血腥的战争史料随处可见。秦末战争，西汉末年战争，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都极端残酷。东汉对羌人的战争，大肆屠戮使得羌族人民“一种殆尽”。战争的残酷使得战区人民纷纷死亡或者逃离，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生产陷入困境。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另一点是，战区农民再也无心种田，更不用说田间管理了，因为战争期间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可能根本轮不到他们收获。而在秦汉时期的战争所及地区，很大一部分农田是要靠灌溉才会有收成的，战争使得农民不能正常对农田进行灌溉，或者不灌溉，这都会使得庄稼遭受干旱，从而导致旱灾。
2）对战区生态资源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战争对灾害的影响，可以从战争主要地区与灾害（主要是旱灾）高发地区的一致性中得到较好的印证。这种一致性绝非偶然，因为战争连同开发、垦殖，使得这一地区的生态资源如植被等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地面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土壤中植物所涵养的水分锐减，有雨则潦，河患屡发，无雨则旱，旱魃为虐，加大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加重了灾害的程度。
3）对非战区农业生产的影响。
战争对非战区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大量征兵和繁重的徭役使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农田得不到及时灌溉从而产生旱灾。对兵役徭役的繁重，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有记载：“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安帝在永初五年闰三月戊戌诏中也曾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
4）战争降低了社会抗灾力。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社会物质财富，影响社会救灾物资储备总量甚至导致国库空竭。《后汉书·西羌传》载：“自羌叛十余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随至空耗。”安帝永初二年，因为羌人反叛，“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并、凉二州本属于干旱地区，战争使得中央、地方两级政府都无力也无法救灾。小灾不救，终成大患。
（二）秦汉旱灾成因观念
秦汉时期，人们对日益增多也日益严重的灾害成因作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到西汉中后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灾害理论。《后汉书》引《京房传》的观点作为旱灾原因的理论根据：一为“欲德不用”，即统治者想得到贤者，但是有高尚道德品行的贤者却不能被国家利用，统治者招揽贤才的主张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一为“众出过时”，即众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的时间过长；一为“上下皆蔽”，即以皇帝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无法了解下情，广大民众也没办法通过一定的渠道使下情上达；一为“上缘求妃”，即皇帝凡事做不了主，遇到事情得请示皇后或者皇太后，扩而展之，也有下级握国柄之意；一为“君高台府”，即建筑高大的亭台楼阁；一为“庶位逾节”，即本无官位的人却受封了过高的职位。《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世祖建武五年，夏，旱。《京房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阴。众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是时，天下僭逆者未尽诛，军多过时。
当时人们大都是从社会因素方面来探究旱灾成因的。
秦汉时，人们对于旱灾成因的认识很少和天象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当时人对水灾原因的认识多与天象关联大不相同。当然，我们知道，用现代科学来解释，旱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不是太大，但是也不可否认社会因素在旱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上述旱灾原因也有一定道理，如“军多过时”、“君高台府”会因为过度的徭役兵役而影响农业生产，“奢僭”、“不用德”、“专权纵事”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进而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承灾力，使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由此例可见“军多过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从“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可以推断出来，小麦的田间管理尤其像灌溉这样繁重的工作，也是靠妇女来完成的。田地灌溉面积会大大地减少是肯定的，甚至可以断定有的田地可能就放弃了灌溉。这样一来，在干旱区或半旱区就很可能形成旱灾。“君高台府”一方面造成徭役征发繁重，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导致砍伐大量树木。“秦汉贵族府第之奢华，较先秦更甚，而东汉由于木结构楼阁建筑的兴起，尤为达官贵人阉宦之流提供了争奇斗胜的条件。”大量林木的砍伐，森林资源的破坏是旱灾增多的主要原因。再者，大修府第也耗费了巨额资财，导致社会财富总量减少。如东汉时期，樊丰、谢恽等人竟敢诈作皇帝诏书，动用国库钱粮和国家建设所储备材木，为自己大修府第；安帝乳母建造府第竟然“为费巨亿”。梁冀为自己及妻子各修造豪华府第等等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可见，秦汉时，人们对于旱灾原因的认识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
三、秦汉旱灾防救
秦朝虽然没有旱灾记录，但旱灾却是汉代尤其是东汉发生率高、危害大的灾种之一。应对旱灾的主要方式是祈禳、省刑和赈禀。前两种措施现在看来只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对解救旱情并无实质的帮助。而赈禀只是解决受灾民众生活上的困难，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旱灾问题。当然，在抗御旱灾的过程中，也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兴修水利、节约、赐爵、薄征、选士等，对抗御旱灾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祈禳
祈是祈祷的意思，当出现旱象的时候，祈祷上天神灵降雨，往往举行一些仪式，如举行“大雩”仪式求雨，祈祷名山大川求雨，甚至堆积木柴****求雨等。禳是“通过祭祷以消灾求福之意”。旱灾的禳除一般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或天人感应理论指导下所采取的措施。按照阴阳五行理论，旱灾是由阳气过盛阴气衰竭导致的。所以，相应的措施就是“闭诸阳”也就是说把凡是属于“阳性”的人或物都藏匿掩蔽起来，对于无法藏匿或掩蔽者，要想办法进行压制。比如，男人、火属于阳性，所以，天旱的时候，禁止男人走出家门到集市上去，同时也禁火以达到禳除旱灾的目的。按照天人感应理论，人类的所作所为是能够被上天感知的，上天对于人类的一些不当或错误行为，往往会降灾异以示惩戒。如监狱中关押了过多被冤枉的囚犯，这些囚犯的怨气上感于天，天就会采取不下雨的办法以示惩戒；官吏过于残暴也会上感于天，天也会降旱灾以示惩戒。同时还认为，人类的祈求也能够上感于天，所以，每当出现旱灾的时候，往往举行祈祷仪式求雨，为了能够把旱灾信息和人类对于雨水的期盼上传到天帝那里，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暴烈的求雨仪式，如积柴****等。
祈禳以消除旱灾的史例很多，下面稍举数例以证。
1.祈祷求雨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夏，旱。大雩，不得举火”。光武建武三年（27年）七月，“洛阳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光武建武十八年（42年）五月旱，“公卿皆暴露请雨”。明帝永平三年（60年）夏旱，“分布祷请，窥候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场”。章帝建初五年（80年）二月甲申诏曰：“……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元和元年（84年）郑弘为太尉，“时旱，朝廷百僚皆暴请雨，夏炎热小雨，群官即还舍，弘弥日不旋，大雨注，稼穑遂丰”。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郡国八旱，乃分遣议郎请雨”。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二月，京师旱。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戊辰，雩……。甲戌，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靡神不禜。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洛，尽心祈焉’”。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夏四月壬申，雩”。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六月，大雩”。
2.禳灾措施
“闭诸阳”，即掩蔽“阳性”的人或物；禁止男人进入集市等公共场所。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禁火，如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发生旱灾，下令“不得举火”。
（二）省刑
一般情况下，每当旱灾出现的时候，会审理狱中囚犯，释放一些确实冤枉的或者罪行轻微的囚犯，也会减免一些犯人的刑期。也有的时候，特别是旱灾严重的时候，会不分轻重，把监狱中的囚犯直接全部放掉。
光武建武五年（29年）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安帝永初二年（108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庐狱，录囚徒”。
顺帝永建三年（128年）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四月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节，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倘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
（三）节约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夏四月，“大旱，蝗。……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诏曰：“……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
（四）赈禀
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四月己未，诏曰：“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赐爵
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四月己未，诏曰：“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
（六）薄征
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下令：“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师古曰：“收谓租赋也，事谓役使也。尽本始四年而止。”和帝永元四年（92年）十二月壬辰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稿；有不满者，以实除之。”永元十六年（104年），“秋七月，旱。……辛巳，诏今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刍稿；其被灾害者，以实除之。贫民受贷种粮及田租、刍稿，皆勿收责”。顺帝永建五年（130年），“夏四月，京师旱。辛巳，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顺帝永和四年（139年），“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
（七）选士
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诏曰：“……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元初元年（114年），“京师及郡国五旱、蝗。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是岁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诏书以举才学优深，特下策问”。
（八）兴修水利
安帝元初三年（116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
很多时候，政府会同时采用几种应对措施去抗御旱灾。如光武建武五年（29年）五月发生了旱灾，光武帝下诏用“省刑”、“选士”应对旱灾。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四月发生旱灾，政府采取“赐爵”、“赈禀”、“省刑”、“祈祷”等方法应对旱灾。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秋七月，旱，政府采取“省刑”、“薄征”等措施应对旱灾。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辅大旱，政府采取“祈雨”、“赈禀”、“选士”等措施应对旱灾。
秦汉时期，应对旱灾的措施虽然大都是一些不起多大作用的措施，但面对大灾，人们并没有屈服，而是积极应对和抗御，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无所畏惧的抗灾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