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地缘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不同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传承和习俗惯例，或者相似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承和习俗惯例。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表达的就是这种特有的内容与形式。在风俗文化中，地缘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山河、湖泊等地理因素的影响，可以构建人类风俗文化的不同空间组合。这些因素既促进又制约一个地区风俗，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同时，人类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又反作用于地理环境和空间的变化。
就中国农业耕作文化的大致传承而言，北方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与南方的以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的区别，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因素还应当归根于地理与生态环境的不同。北方干旱而高纬度的地理环境，更易于栽培和生长水分要求低的作物；而南方潮湿多雨而低纬度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培育出了稻米作物。这种适宜于特定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中的物质文明传统，从由一群特定人群来开发、利用相应环境资源开始，它就注定在一定时空框架内经历一种具有地域或区域特征文化传承的演进与发展。
根据西藏高原生态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区：
1、藏北高原区。这一区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一线以北、怒江流域巴青以西，区内大部分处在青藏高原核心地带，地势高亢，地形波状起伏，气候寒冷干燥。生态系统以高寒草甸和高寒沼泽化草甸占优势，地表众多河汊，径流平缓，绝大多数地理环境中适宜于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但是，在其东南边缘的比如—巴青一带，分布有块片状的干性森林和灌丛，海拔4500米以下的山沟坡谷，因地势走向而可种植农作物，区域性传统文化的特点表现出以牧业为主兼有自然农业的成分。在其西南隅雅鲁藏布江上游河源区狮泉河上游、象泉河一线，为夹峙在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一个高山峡谷与宽谷湖盆地带，这里兼有藏南湖盆山原和藏北高原的环境特点，地势较为高亢，气候寒冷干燥。狮泉河、象泉河谷地中分布有宽度为3—5公里的河谷平原，由于水利资源较为丰富、土壤肥沃，又易于灌溉，不但能够发展畜牧业，而且在一定的地域面积内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2、藏中、藏南河谷区。本区位于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以东、藏东南森林区以东的广大地区。区内涵括了不同的地域类型，但总的特点是以高原河谷及山地为主，具有较温和、中等湿度的高原气候，其自然景观与藏北地区截然不同。在这里，以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拉萨河等几大水系为主而形成的河谷平原和湖滨平原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西藏农业与牧业文化传统的精华所在。这些平原“主要是由高河漫滩和高出河床3—5米的一级阶地所组成。海拔高度在2700—3700米，形成西藏高原上的藏南谷地。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水利灌溉、交通及农业机械化等条件都较优越，适合发展农业。所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上，阡陌相连，村落相望，人烟稠密，和内地平原地区非常相似，是西藏最主要的和最富庶的农业区”。
3、喜玛拉亚高山峡谷区。本区包括西起吉隆、东至错那的喜马拉雅山主脊以南地区。主要包括吉隆、樟木、亚东、勒布等气候湿润、植被以森林为主的沟谷，区域特点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湿润气候向山区延伸的范围和湿润程度不及东喜马拉雅地区。各沟谷区的下段，居民城镇集中，是农牧业生产的优良基地。更加适宜于园圃式农艺和锄耕耕作方式的文化传统。
4、东喜玛拉亚高山峡谷区。位于西藏高原的东南部，西起嘉黎—米拉山—朗县一线，东至伯舒拉岭，北起念青唐古拉山脉—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水系一线，南至国界的范围。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形成较为复杂，本区现代环境总的特点是深受暖湿气流影响，地貌类型复杂，高山峡谷深切，岩层破碎疏松。海洋性冰川和湿润山地生态系统极度发育。并且，森林、灌木丛、草地均以湿润型为主。这一区域主要的生计方式是半农半牧，林区梯田式经营模式和刀耕火种并存的耕作传统。尤其在尼洋河下游河谷，水丰地沃，环境优越，资源丰富，大面积的三角洲上农田树丛、瓜果飘香，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人类生活的理想区域。
5、藏东“三江”流域峡谷干热河谷区。本区包括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西藏境内部分和怒江流域比如至梅里雪山段。区域地处横断山脉峡谷区的上段，总体特征为比较干的高山峡谷、山塬峡谷区。以“三江”干流为主的各个支流水系构成的地理单元中，农业耕作与高海拔地区牧业生产的经营，是该区较为主要的传统文化特点。
上述五个生态分区作为了解西传统风俗文化的自然环境背景，我们仅仅强调了现代各个分区的自然地理、地貌、植被、气候、经济文化类型等的简单特点。诚然，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上述特点和因素外，还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发生的地理、生态等变化的前提下，在各分区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过程、演进与发展等的问题。但是，这些因素正如风俗文化本身是复杂而难于全面地进行叙述那样，在简短的语言描述中并不能得到全面的展现。
总体上讲，藏北高原区自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或经济文化类型以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徙的游牧文化为主。即便是在海拔低的山坡沟谷、环境相对较好的比如—巴青一带和狮泉河、象泉河等干流与支流的谷地中，尽管适宜于经营农作物的种植，也不能与藏南谷地的宽谷平原上种植农作物的经营方式、规模相比。不但如此，这种特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居住、服饰、饮馔、节庆、婚姻、信仰、娱乐等等的方式上都烙印着各个区域所具有的特色文化传统。正所谓“一个地方一个方言、一个喇嘛一个教理”，表达的就是不同地缘中形成的不同文化习俗，以及同一习俗在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表现形式。由于水热条件和植被存在着东、中、西部的明显差异，即便是在藏北高原区，在牲畜结构、经营方式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区别。由此而产生的风俗文化，更不必说不具有地缘性特点的传统。
很显然，地缘的因素不但对风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促进和制约作用，而且对风俗文化的消亡具有同样的作用。同时，地缘的因素并不是恒常不变。随着气候、生态等的变化以及人类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对地缘和风俗文化的关系带来相应的影响。
以居住方式为例。高海拔、低山丘陵、宽谷、湖盆、高寒草甸等为主地貌地形和生态环境的藏北及具有类似特征的西藏其他地区，其主要的居住方式是易于搬迁移动的毛线编织的帐篷。这种居住方式，与特定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生计和经营方式是相适应的。几千年来，牧民们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已经充分总结出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阔无边的草原上，维系牧民世世代代延续其生命、种族与社会结构的根本物质源泉是牛羊的培植。大规模牲畜饲养的实现，并不能依靠一、两个丘陵或谷地中定点放牧所能解决。由于气候等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牧民必须找到水草丰美的地理单元来维持和保障他们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牲畜的继续繁衍。在这种特定地理环境之下产生的生活与文化的传承中，牧民对居住方式的最佳选择为便于移动搬迁的帐篷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而居住于海拔相对较低、环境条件较优越的藏南的宽谷平原、阶地和藏东的高山峡谷，由于气温、整体生态特点等因素利于农耕、定居和饲养家畜等，其居住方式的选择为土石结构为主的房屋。就房屋的结构和形式而言，也因地缘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区域性的差别。藏南中、西、南部的拉萨、日喀则山南，藏东昌都等地区的绝大多数区域和藏西阿里的普兰、扎达等区域内，居住方式以土木结构的“平顶碉房式”为主。藏南、藏东的雨林区域内，其居住方式为土石或土木结构的斜坡顶房屋，以及纯木结构的干栏式房屋为主。而在藏西阿里的扎达县境内，由于独具特色的水成风蚀地貌，盆地山体的多种灰岩上凿开的“洞穴式”居住形式，给高原民居的种类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这些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居住方式，或因地缘因素的相同而具有共同性，或因地缘因素的不同而显示其差异性。
西藏传统风俗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
社会发展对风俗文化形成的作用或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观念和准则。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会把不同的风俗文化在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所形成、发展及演变等的内容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而风俗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原因和特点，又是那样得具体而复杂。如果我们将社会发展对风俗文化形成的作用做一个简单的阐述，就得从其最主要的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1、经济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文化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的社会生活现象”，在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条件下，人类文化的客观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风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内容，它固然也要表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的社会生活现象”。
根据考古发现得知，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西藏远古社会已经在生活、生产等的习俗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卡若遗址的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鼎盛。而从早期到晚期，与蓄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 随着卡若遗址早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原始居民们的生产、生活方面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锄耕农业达到鼎盛时的中期文化遗存中，人们的居住方式中房屋的数量开始增多，聚落空间的密度有所加大；而到晚期，随着蓄养活动的不断增加，房屋数量骤然减少。
这种以经济基础变化为前提而产生、演化或异化的习俗，不仅仅体现在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而且同样体现在现代的藏族社会生活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藏族人传统的衣食起居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藏族人尤其是在城镇生活的藏族年轻人，已经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周围的许多生活习俗悄然中发生着变化。就我们的饮食习惯而言，新一代的藏族年轻人并不热衷于传统的最为基本的饮食——糌粑、酥油茶和青稞酒等等，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全球经济社会下普遍推广的面包、各种饮料和啤酒等。
就是在藏族最传统的节日藏历新年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因经济的不断发展原因，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藏历新年期间，藏族人必须陈设供奉和吃羊头，而现代社会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年货市场上可以随处购买到真正的羊头以外的各种造型和色彩丰富的用树脂材料制作的羊头。这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变化，既有民俗内涵的异化，也存在民俗形式的演化。而藏族人在藏历新年吃羊头的传统习俗的古老形式和内在的意义方面，有如下的一些说法：在藏语中羊头称为“鲁果”（lug—mgo），这一词语意为“年头”或者含有“新年”含义的“罗果（lo—vgo）”即为谐音，为了预祝新年之临的庆贺，藏族人不但在藏历新年之时形成了陈设供奉羊头的习俗，而且有了必须要吃羊头的节日风俗。对于这一风俗的形成，在民间有着几种说法。有些人认为，藏历新年时陈设羊头是受到苯教的影响，它所象征的正是敬献牲祭的习俗。另外一些人认为，当年从大唐和尼颇罗准备迎娶两位公主之前，吐蕃有四位著名的大臣和藏王妃子一同共商迎娶之事时，他们各自拿着羊的不同部位的肉，来到谧静的卧塘湖（现为大昭寺所在地）边上的一株核桃树下，当他们将自己拿来的羊肉进行拼合时恰好拼成了一只全羊肉，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吉祥福运的事情，从此就形成了陈设全羊肉以表示吉祥福运的习俗，后来为方便简单而演化成了仅陈设羊头的习俗。
2、政治原因
在西藏风俗文化中因为政治原因而产生的习俗也是相当多的，这种习俗甚至可以追溯到藏族的远古社会。政治因素在风俗文化中的体现，主要集中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等级的不同。举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在解放前的西藏（甚至在当代）人们对铁匠、屠夫等的职业持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歧视，这些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的从业者，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社会中，他们生活于社会等级结构的最低层，而当代西藏尽管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所遭遇的不平等，然而千年来形成的政治、宗教等观念和习俗的认识上的制约，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背负着比别人“低一等”的“包袱”。由此，人们在择偶、婚配、聚会等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总要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要讨论某个人的“骨系”到底是否“干净”或尊贵，“骨系”低贱者所要使用的饮食器具不可能被别人借用或共同使用，甚至他们在宴会中的座次也不可能同其他人一样获得同一级别的待遇，哪怕是他们中的年长者的座次也不可能同所谓“骨系”干净或尊贵的年轻者的级别高。
这样一种习俗的某些内容的产生，固然与藏民族所崇尚的尊老爱幼的好风尚肯定是背道而驰。但作为社会习俗，它所产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归咎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这里，这种习俗并不作为一种以社会伦理道德为主体作用而产生的文化现象。
在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约束中，文化习俗也因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改变。就藏族人的社会礼仪习俗而言，我们也能深切地体会到这样的变化。旧西藏的藏族世俗男人在路上相遇时有如下一些不同形式的礼仪习俗：1、若遇上级别相当高的官员，对方留有发辫者，则需脱帽、松开发辫而折腰等待；若遇上比前者级别稍低的官员，则脱帽、松开发辫、双手托起帽子而稍作弯腰等待即可。以上被敬者，也应以点头、招手等方式来回敬对方，有些人还用合掌来表达回敬。若将对方的礼仪当作视而不见，则被认为粗俗和不懂得礼仪。2、若遇上比自己稍高一等者，对方则需脱帽、稍低头即可，被敬者的回敬是稍低头。3、若遇上与自己同等级者，无需脱帽，仅稍作低头即可，而被敬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敬；如果一方脱帽示敬，则另一方也要用相同方式来回敬，否则被视为不满或者不敬。不过同等级之间并不需要松开发辫，同时在同等级之间仅仅是脱帽示敬而已，并不需要双手托起帽子而等待。
以上这种习俗的形成和产生，其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当代的西藏社会中，我们不可能见到像上述这样的明显反映一种特定政治因素之下形成的风俗习惯。在当代藏族社会生活中，与人相遇的常见习俗要不是打招呼问候、要不是相互握手。和过去的一些礼仪习俗相比，这些习俗的改变也许可能有多种因素，但其最主要的原因当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反过来说，当代藏族社会的政治制度下所形成的新的民风民俗，已经远远超出了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下形成的各种风俗的自由空间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更加民主和人性化的风俗习惯。
当然，西藏传统风俗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由上述两点就能说清楚。甚至包括地缘及宗教因素在内，也不能将西藏传统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所有原因都能说得明明白白。因为风俗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要弄明白这点对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对风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是相当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