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正如棋至中盘。
在中国的先发地区，逐渐形成了几大模式，最典型的，是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浙江模式、以“中国制造业工厂”闻名的珠三角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江苏模式，以及以经过改造后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山东模式。
这四种模式，都各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亦逐渐暴露出各自的局限。2010年秋，应浙江省委之邀，笔者在浙江考察了一周有余。对于浙江的转型，印象深刻。
浙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浙江经济总量的贡献，达到了70%以上。同时，这些企业多从事传统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真实经济的一个缩影。
本次金融危机对于浙江和广东的冲击最大，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且，从出身上说，它们起于草根，缺乏背景雄厚的官方资源支持。在此情况下，浙江经济的转型，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浙江的经济转型，并非似其他区域那样，寄希望于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而完成。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落后产能”的传统产业，在浙江却得到了普遍的坚持。与广东的“腾笼换鸟”不同的是，浙江更关注于如何将传统产业就地改造，实现“换心不换身”。
浙江产业转型所通用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其一是产业链的转移，即将重心从制造转移到设计和销售这种微笑曲线的上端；其二是市场的转移，特别是很多外贸型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市场；其三就是传统产业的就地升级，这对中国其他区域最有借鉴意义，典型的案例是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汽车配件厂升级成了汽车产业基地。
此外，浙江的文化创意产业，亦在国内异军突起。以宋城集团、横店集团、中南集团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崛起，亦为浙江突围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对而言，山东的转型，则与浙江相反。
在山东，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并非像其他区域的国有企业一样暮气沉沉，相反，这里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生机勃发，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双星等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品牌。
但是，过于依赖国有企业，使山东的发展缺少后劲。一直以来，山东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对资源的损耗十分严重，同时，在未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亦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山东青岛需要变为“轻岛”，补上民营经济的课，降低重工业的比重。
同时，山东还有一个烦恼，随着山东实力的增强，其成为独立经济极的能力日益强大，脱离“北向”的环渤海经济圈，成为“南向”的半岛经济区，将成为山东未来的选择。
中国率先发达起来的区域，基本都集中在东部沿海，而同时，在“十二五”规划中，发展海洋经济被提到了重要地位，甚至对于某些区域来说，发展海洋经济，是其经济突围的重要途径。在此情况下，由上至下，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示范试验区三雄并立，在未来，山东、浙江、广东的“海洋战争”势必打响。
在战略地位上，山东和浙江，都被赋予了以海洋经济突围的重要任务，而广东，则由于“大陆经济”的发达，海洋经济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侧翼城市。战略定位的巨大差异，亦导致了彼此产业布局的重大不同。
浙江和山东，地处沿海发达地区，发展相对均衡，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区域。而广东，则由于珠三角和非珠三角之间的巨大差异，内部一致性不强。中国发达地区如何突围？从浙江和山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达地区未来的影子。
中国需要“浙江试验”
日照东南。
杭州一家文化企业的标语，似乎正是对浙江未来的预言。
2010年10月底至11月初，作为所谓的“意见领袖”，笔者应浙江省委之邀，在浙江考察了一周有余。浙江无论是在金融危机之中的努力，还是在实现未来产业转型和社会转型中的谋划，均有诸多出人意表的地方。
传统产业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落后产能”的象征，遭到广泛的唾弃，浙江却仍然坚守传统产业。
在广东如火如荼地进行“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移时，浙江却更关注于如何将传统产业就地改造，实现“换心不换身”。
金融危机中的重灾区纺织行业，在浙江逆势发展。通过转移到设计和销售这种微笑曲线的上端，或者是将以前外销型企业转变为内需型企业，实现市场转移等种种手段，浙江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软着陆”，而浙江金华，则悄然崛起为汽车产业基地。
泰隆商业银行出现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浙江，成就了其“中国的尤努斯尤努斯”的美誉。
在非经济特区的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杭州一跃成为中国内地城市中文化产业占比最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北京。东阳的横店集团、杭州的宋城集团名扬全国。
世人但知浙江的民营经济，却不知道浙江还提倡民生社会、民主政治、民间文化，这是浙江人的新“三民主义”。
如此种种，“浙江试验”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转型开辟了新的道路。特别是广东，与浙江同为民营经济大省，同为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方，可以说，浙江与广东，互为倒影，浙江的试验与努力，对于广东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滴水成江，百川归海，笔者殷切希望各地在中国新的发展周期，蜂起争雄，终成恢弘格局。
第一节浙江传统产业：转型绝对比转移重要
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
古人对一代军事天才韩信人生的概括，亦适用于浙江经济。
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崛起过程，就是传统产业兴起的过程。说浙江以制造业立省，毫不为过。而今日浙江的困局，亦是浙江制造业困局的折射。
从国家层面来说，本次“十二五”规划的“调整经济结构”，被寄望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其二是发展新兴产业。国务院已经确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浙江方面目前也已经确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们分别为：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核电关联产业等。
不过，据相关方面估计，就全国而言，未来多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可能将不到10%。尽管潜力巨大，但是，从潜力到现实，尚且是未知数。现在出现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各地对于新兴产业蜂拥而上，而对于传统产业，大有将传统产业当做“落后产能”的趋势。
就新兴产业而言，以太阳能产业为例，现在全球有46个国家或地区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目前，江苏、河北、河南、浙江、江西等已经引领先声，湖北、湖南、福建和海南等也蓄势待发，如此，很容易就导致新兴产业的同质化。
此外，中国经济是典型的诸侯经济，什么地方适合搞新兴产业，什么地方不适合，均非市场自然选择，而是以行政手段规划。同时，国内关卡林立，集中了全球70%的收费高速公路，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在此情况下，部分本来有优势的地区，其新兴产业也难以得到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产业战略，更似整个国家的蓝海战略，但是，鉴于中国庞大的传统产业，以及居民收入普遍不高的现状，在未来，中国更需要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在蓝海成熟之前，还需要以传统产业作为产业基础。
事实上，目前国内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很小，未来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用几乎10倍甚至更高的能耗与物耗创造出与日本基本相等的国民财富，如果我们在资源利用效率上能够达到日本一半的水平，就不得了了，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翻番。而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我国的平均利润率不到8%，如果国家能够出台工业用地占用税，鼓励并强制企业少占用土地、不闲置厂房，制造业的成本将立竿见影地下降10%以上，或者说制造业创造的财富将能够翻倍。
对于更广大的内陆地区而言，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并非发展新兴产业，而是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突围。作为一个强大但人均收入却较低的国家，国内民众庞大的内需，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来满足，这也是传统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支柱的核心原因。
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困境，并非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出了问题。中国贫富分化严重，权贵和富豪阶层奢侈品消费流行，中国以穷国之资，竟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是不正常的。而在另一端，则是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所构成的低端消费市场，而在此中间，大众消费，或者说是“中端消费”严重匮乏。在内需无法启动的情况下，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外贸困局，使中国制造业面临两线作战的险地。
坚守传统产业，对于浙江来说，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浙江工业以制造业为主。在全国制造业500强中，浙江占了70家。同时，浙江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经济。所谓的传统产业，指的就是这些民营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浙江的根本，动摇不得。
与浙江类似的广东，曾一度欲实现腾笼换鸟。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广东的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实业衰退、新兴产业也无法崛起的怪局，可谓是两头落空。其中以东莞最为典型，东莞实行腾笼换鸟之后，其经济增速从2008年的14.0%，猛降到2009年的5.3%。而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东莞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5%都不到，现实让人警醒。
而浙江坚守制造业，虽然会有暂时性的危机，但是从长远来说，却恰恰是正途。2009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8.9%，在全国范围内，这一增长率可以说排位很靠后。但是，2009年上半年，在实现“保稳促调”之后，浙江省经济增长率为13%，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基本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实属不易。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依靠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而在广东省确定要驱赶的九大产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是浙江仍然在坚持的传统产业。
被广东下达“逐客令”的服装、制鞋、纺织等行业，在浙江同样也曾遭遇困境，但是，浙江寻找的出路，不是向外部“转移”，而是从内部“转型”。
传统产业的转型，绝非仅仅是产业升级那么简单。最近几年，中国的纺织企业成批倒闭，遭遇重创，但是，浙江的纺织企业却逆流而上。浙江纺织企业的转型模式，值得借鉴。
余杭有一家叫杭州布老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的家纺企业，但是，布老虎不卖布，而是卖设计，他们为客户做整体设计安装，布主要靠采购。这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只有6000万元，但是，其利润率却高达50%，而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则不到10%。布老虎的经历说明，在传统产业，一样可以实现微笑曲线。
而另外一家家纺企业杭州奥坦斯布艺有限公司则靠市场转移，获得了新的发展。奥坦斯本来是以外销为主，在外销高峰期，外销量超过70%。而在海外市场遭遇重创之后，奥坦斯通过市场转移，在国内推行千店工程，经过两年时间，内销竟然占到70%，成功完成逆转，企业也渡过危机，实现了二次飞跃。
在“领带之乡”嵊州，以前的“一根领带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家纺、丝巾、服装等相关产品纷纷涌现，使产业链更为丰富。而以前致力于生产服装的雅戈尔集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等服装巨头，则开始把产业链延伸到纺织制造领域。
在其他传统产业领域，浙江的产业转型，亦值得借鉴。
典型的案例就是金华的汽车产业。以前金华的汽车产业主要集中在配件方面，最近几年，金华从配件基地向整车基地进军，涌现出了青年集团等新兴汽车制造企业。而这种模式，则是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的模式。
对于广大的内陆地区来说，浙江具有重大意义。很多人认为，沿海比内陆发达，故沿海更应该搞新兴产业，但是，浙江却仍然坚守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转移、产业链的完善与拓展、在设计与销售领域进行提升等方法，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当很多地方认为传统产业已经日落西山的时候，浙江却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浙江对中国经济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中国仍然需要以传统产业立国，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将其作为未来时代的希望进行布局，而非寄托现实的诉求，这才是正途。
第二节浙江“狼群经济”的困境与突破
浙江企业以小起步，最后却聚小成大，造就了经济强省的美誉。在浙江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块状经济或者说产业集群的贡献功不可没。
与广东最原始的依靠外商投资发家不同，浙江的块状经济发轫于温州等地的本土型企业。当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农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转办家庭工业，利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突破获得成功，引发同镇农民的效仿，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些专业产品镇。如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集群、号称“中国纽扣之都”的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温州市苍南县宜山镇的再生腈纶集群、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集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