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大势所趋。正如江水东流，旭日东升。
2010年，根据中国和日本双方各自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正式超过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自19世纪初期从经济全球第一跌入谷底之后，经过将近200年的漫长跋涉，付出几代人的心血与努力，方始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
历史从来曲折，却绝不轮回，而是充满涅槃与超越。
遥望100年前，中国满目疮痍，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920年饱含热望地写下了题为《建国方略》的雄文，以期指导中国走向富强文明，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东方大国梦”的设想，并阐明了其具体的发展方略。在书中，这位“现代中国之父”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实业救国的东方大国之梦。奈何中国先后遭遇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内战频仍，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内耗，一直到改革开放，几乎是一个甲子之后，中国方才重拾大国之梦。30年改革开放恰如一次急行军式的万里长征，使中国几乎走完了全球其他大国上百年的历程。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中国已经站立于高峰之上，但尚未登临绝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将处于发展之中，而中国超越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保守估计，亦需要三五十年。在这未来的50年内，中国仍然需要一场震古烁今的改革。正如百年前的先贤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再造一个“少年的中国”；亦如革命先烈方志敏所言，新建一个“可爱的中国”。
全球大国的崛起无不是以强大的城邦崛起为先导的。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特大工业城市的兴起，是英国开启兴盛时代的标志；纽约、芝加哥、底特律以及后来洛杉矶的兴起，是美国从草创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在亚洲，东京、横滨、大阪的崛起，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腾飞的标志。
同样，中国的崛起亦是以中国的区域与城市崛起为标志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的相继崛起，使中国沿海呈腾飞之势，而沿海地区历时30年的发展最终带动了整个中国的腾飞。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都市，除西安、重庆和武汉外，其他城市如香港、广州、深圳、厦门、宁波、杭州、上海、苏州、青岛、天津、大连以及北京，均是沿海经济崛起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与“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计划。当时中国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此，中国从非均衡战略时代走向均衡战略时代。在未来，各个区域、各个城市将蜂起争雄，造就中国普遍繁荣的恢弘气象。
今日是昨日的延续。
考究今天的国家大棋局，我们赫然发现，前人之树，已结今日之果。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种种宏伟设想，如今几乎都已经变为现实。孙中山当年设想中国要建成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大港，如今，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广州、湛江、香港俱已成为亿吨巨港，远远超过他当年的设想。而他当年所提出的建设三条全国铁路主干线的设想，则已经被新的四横四纵所取代。无论是孙中山的“改良现有水路”，还是毛泽东的“截断巫山云雨”，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亦已成为现实。中国在军工、重工和航天领域的发展，隐约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布局。而中国率先发展沿海，然后带动全国的格局，无疑正是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战略设计的实现。
同样，中国的未来发展，亦必然以今天为根基。“十二五”规划欲以发展新兴产业和实现产业升级来破解中国未来的产业困局，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改革开放30年，甚至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持续了几十年的不断努力之上，建立在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的既有地位和定位之上。同样，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既要超越现实，又要尊重现实。目前，中国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大跃进式的发展值得警惕，特别是在中国即将结束高速发展时代，进入长期的中速时代的关口，更是如此。所谓飞跃，绝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厚积薄发。
更重要的是，一时兴盛可以另辟蹊径，保持长久的繁荣，则需要寻找大道。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意即每500年，必然有大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总有英雄应时而出，拯救万民。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以及个体力量的勃发，基本上是三五十年就有巨变降临。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也应该有涤荡自我、否定自我、与时革新的勇气与智慧。
美国能够强盛200年，并且至今不衰，这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升级，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次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等人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中，美国甚至通过了在纽约世贸中心的遗址附近建立清真寺的决议，族群融合与信仰宽容成为美国社会反思后的普遍共识。
中国的强盛，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孙中山时代的建立共和、埋葬帝制，到毛泽东时代史无前例的全民族大动员、对阶级和阶层的彻底摧毁，再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一代接一代，既是传承，亦充满了反思与否定。而正是这种敢于否定的精神才使中国实现了一代接一代的超越，时至今日，中国终于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初步实现了大国崛起。
国家与城邦，个人与社会，都是如此，既需要传承过去，又需要否定，甚至变革过去。
改革开放30年来，已如舟至中流，举目远望，洋洋江海，暗流汹涌，是安抵彼岸，还是中途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方略》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现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实业计划》部分。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实为国家的强盛除了实业的发达、区域的振兴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其雄文《民权初步》是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构想，而《孙文学说》则是讲文明的进化和人心的凝聚。
今日中国，亦当遵循此道。大国的崛起，绝非仅仅是器物文明，而应该借鉴现代国家优秀制度，吸收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服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广泛、深刻、多元的繁荣。
就城市崛起而言，以深圳为例，其所以能够在30年内从一个小小渔村崛起为中国沿海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效率，诞生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腾讯公司（简称“腾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比亚迪”）、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科”）等原生态的优秀中国企业，也不仅仅是因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最高，更多的是因为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其社会管理水平在国内也属一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深圳则以其开放、宽容、博大、多元为特色，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活力之城。城市如此，区域如此，国家亦如此。
本次“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变未来发展模式的号召，而这种转变将是多重的，既包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包含社会制度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中国未来需要多方位的全面改革，并非目前这种单一的经济改革，中国需要彻底告别“跛足巨人”的形象。无论国家还是城邦、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全面的发展。国家或者城邦的辉煌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
20世纪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预言，中国必将在21世纪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遥望海天，梦想可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是知易行难，吾国吾民亦应慷慨为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用500年的眼光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
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国家、区域与城市。
用多元化的眼光看待发展、传承与变革。
如此，才能够洞烛先机，看清楚未来100年的国家与区域发展大略，并从多重坐标中，找到中国在世界、在时代中的位置。
罗天昊
于京城斗室之中、星空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