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成为老区，必为兵家重地。正是由于山高路少，交通不便，井冈山成为湘赣边根据地的中心，红安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延安则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根据地。在告别“政治挂帅”的时代之后，曾经得到国家各种照顾和扶持的老区，逐渐归于平静，甚至走向落后，这乃是一种天命。
由于缺少资源禀赋，多数老区都相对贫困。同时，由于非均衡的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初期，主要是东部沿海区域率先发达，老区处于后发劣势。在2008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中，80%以上的老区均名列其中。2009年只有延安的人均收入跃居陕西首位，成为少数走出贫困的老区。
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周期，如何突破历史局限，实现二次辉煌，是很多老区人多年来的夙愿。
中国的发达，不仅在于东部沿海和中心城市的发达程度，更在于欠发达区域的发达程度。老区普遍发达，才是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
所有的老区，都有深厚的政治资源，这使它们在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国家的各种照顾，但是，这也是它们在改革后逐步落后的重要原因。
在商业时代，政治优势往往变成了包袱。老区人普遍存在一个抱负：战争时期，成为平定天下的英雄；和平时期，成为治理国家的国士。然而深厚的政治和军事底蕴，在商业时代，容易形成精英主义。反是广东、浙江这些富有草根思想的地方，重视平等交换，轻视出身，容易造就发达的商业社会。
告别英雄时代，亦是所有老区在未来的归宿。
红安：老区经济能否后发先至
革命时期，老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能够成为老区，必为兵家重地。
作为曾经的鄂豫皖苏区中心、红四方面军发源地的“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最近几年发展迅猛，作为在地位上仅次于井冈山和延安的革命圣地，红安的发展之路，对于所有的老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第一节贫穷是老区的“天命”？
在中国，有15块连片的老区，而老区所在的市县，多数贫困，贫困莫非是老区的“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区的贫困，乃是缺少资源禀赋所至。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资源禀赋的先天差别，确实对于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如目前海湾国家普遍发达，就与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关系密切。
红安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地，历来是兵家重地。山高路少，交通不便，红安成长为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并成为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
同时，在成为革命老区的地方中，除了广东在大革命中领风气之先，内地的老区，几乎全部是穷地。正因为贫穷之极，才无路可走，只有革命造反一条通途。
红安作为大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曾经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黄麻起义是指1927年11月由中央鄂东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发动的起义。（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大别山地区发动的首次武装斗争。——编者注），几与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齐名。大革命时期的红安，一共有14万人参加了红军，而当时红安的人口不过40多万，全国每4个工农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红安的，比例之高，全国仅有。虽然有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辈的启蒙作用，但是，按照毛泽东在其早期知名雄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里所言，正是因为存在着众多的穷人，所以才最富有革命精神，红安正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红安经历过短暂的辉煌期，不过，这种辉煌，更多是由红安作为将军县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人脉资源所带来的。作为革命圣地，红安曾受到各种政策的照顾，很多红安出来的高官政要，都曾为家乡作出过贡献。
但是，这种因为政治原因而获得的非常态发展，很快就回落了，红安，亦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红安可以闹30年的革命，但是也许历经300年仍然无法改变其天然的地理位置。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发展，其实是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改革开放之后，红安逐渐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落后。随着一切归于现代社会的常态后的表现，红安在非常态下的成绩，自然不能作为参考，从百强县到现在的贫穷县，只不过是红安归于常态后的表现。
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先天缺陷，使老区在失去政治光环之后，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竞争中处于后发劣势。
在2008年的全国贫困县中，原鄂豫皖苏区地域几乎全部是贫困县。湖北境内的英山县、罗田县、麻城市、红安县，河南境内的新县、固始县、商城县、光山县，安徽境内的霍山等，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事实上，纵使在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均衡的美国，亦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美国亦是先发展东北部，再发展西部和南部。虽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通过立法，加速了均衡发展，但是，事实上，直到今日，美国仍然存在着北部与西部、南部之间的差距。而在俄罗斯，其欧洲部分，远比天寒地冻的远东部分发达。
作为大国，中国同样具有大国经济的特征，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乃是前期发展的必然。在缺少先天禀赋，同时国家战略尚未进化到均衡发展时期的情况下，老区的落后，已经成为必然。
红安之穷，似乎更多是一种先天宿命。
第二节小县难酬大志
在传统的几大苏区，其策源地已基本完成了市的建制。例如，井冈山在2000年设市，湘鄂边苏区的洪湖在1988年设市，甚至延安在1972年即成为地级市。
而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的红安，长期以来，因为行政区划的设置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处于被动局面。
就行政隶属关系而言，红安隶属于黄冈市；而就其经济联系而言，却与武汉联系更为紧密。这种状况，形成了红安两头落空的尴尬局面。
作为黄冈的一个县城，在黄冈市的11个县（区）中，红安并无优势可言。更多资源倾斜到了黄州和已经改市的麻城。在黄冈与省及国家的合作与投资中，项目很少落到红安。仅就发电厂而言，黄冈的两座发电厂，一座在黄州唐家渡，一座在麻城，特别是地处麻城的大别山火力发电厂，总投资近50亿元，由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湖北襄谷电力开发公司、黄冈市投资公司、麻城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共同出资建设。实际上，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达93%，该火力发电厂基本上等于是中央援建，落户麻城。仅税收每年预计就可达2亿多元，几乎等于红安财政收入的1/3。在目前黄冈的基础工业以及交通建设中，红安均被边缘化。
相对而言，在延安近年来的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发展能源化工，光是大型石油企业，就有延长石油集团、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等两家公司落户延安；同时，斥200亿元巨资的乙烯项目，亦落户延安。在2009年延安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占80%以上，延安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都是靠这种大工业支撑。而这种来自大工业的支持，在红安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县级建制的城市，红安很难独立赢得国家性的大工业项目支持，而黄冈本地项目，亦如天女散花，落到红安头上的非常少。同为红色老区，红安与延安在行政地位设置上的区别，导致了两地在经济发展自主性上的巨大差异。
在中国现行的“诸侯经济”和指令性经济体制之下，红安过低的行政建制，很容易使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到干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红安烟厂被兼并。红安卷烟厂曾经是红安的经济支柱，其上缴的税收几近红安财政收入的一半。红安卷烟厂名下的“闯爷”蜚声国内，为国内男性消费者衷情，“龙乡”亦畅销湖北各地。在烟草公司兼并战中，红安卷烟厂被直接关停，“闯爷”、“龙乡”等不准再生产，一个本土龙头企业，就此被扼杀。而被关停的原因，不是因为红安卷烟厂的效益不好，而是因为湖北要组建烟草集团，武汉级别比红安高，所以，效益较差的武烟集团，反过来兼并了效益好的红安卷烟厂，令红安失去了其支柱产业。而同为革命老区，井冈山因为被江西和中央特别关照，其烟厂合并之后，仍然可以生产自己的品牌。延安因为是地级市，烟厂亦被保留。
同样，行政级别过低，使红安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获得的便利条件也极其有限。在湖北全省的89个省级开发区中，黄冈占14个，其中，黄州、蕲春有3个，麻城和武穴有2个，而红安只有1个。相对于黄州、麻城在20世纪90年代即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红安在黄冈市内不仅是泯然众人，简直就是处于后发劣势。
在红安历史上，“下汉口”才是最重要的对外经济联系。自红安前身黄安在明朝嘉靖年间立市以来，红安人即有南下武汉经商的传统，而在武汉城市圈中，整个黄冈亦身处其中。在未来，去“黄冈化”，彻底融入武汉经济圈，才是红安的出路。
但是，红安与武汉的联系，却因为行政区划，增加了重重阻隔。以交通为例，目前，在黄冈境内，英山、麻城、溪水、黄州、武穴等地，均有直达武汉的高速公路，而红安至武汉的路段，数十年来，修了又修，至今不成样。而这种状况，与红安的行政区划大有关联。
黄冈东部地区通往武汉，基本都取道黄州，可以通过黄冈与武汉对话协商。而红安通往武汉的道路，无论是取道南部的八里经武汉新洲，还是取道觅儿经武汉黄陂，均难以协调，公路往往到此为止，成为断头路，无法直达武汉。红安作为比武汉低一级的行政区划，完全缺少与武汉协商的对等地位。在未来武麻高速公路建成之前，红安至武汉，根本难以有一条好路。
红安在黄冈与武汉之间的尴尬定位，使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是红安长期以来发展战略持续摇摆的根源。而过低的行政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失去了自主权。
第三节武汉能否成为红安的靠山
出红安南境八里镇，即入武汉新洲区靠山店，这一地名充满了隐喻。事实上，在红安的发展战略中，以武汉为“靠山”的思想，一直存在。在红安开埠数百年的历史中，“下汉口”一直是最为流行的江湖语言，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下广东”潮起，广东亦无法取代武汉对于红安的重要意义。
在红安卷烟厂被武烟集团兼并的时候，红安甚至还幻想武汉能够将整个红安一起接收，由此成为武汉的一个区。可惜，妾有情，郎无意。红安欲借助武汉的力量，有两大障碍：其一是武汉核心城市圈的辐射广泛，红安并非在其重点区域内；其二是武汉由于自身的发展水平，其经济结构与红安并无明显互补。
武汉城市圈的规划，以“一核一带三区四轴”为基准。武汉城市圈未来的第二产业发展主要依托武汉的沿长江经济带和沿京广经济带两条国家一级经济发展带，强化以武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东向、西向、北向、西南向的4条产业空间集聚带、集聚产业发展区和综合性的工业城镇。
红安在武汉的东北部。在东线，武汉主要是以青山工业区、北湖生态新城、阳逻新城和武汉科技新城为主要辐射极，建设武汉—鄂州—黄石—大冶产业空间集聚带。在未来，黄石才是武汉城市圈的副中心。而黄冈虽然在武汉城市圈的东部，但是并非重点规划区，红安更不在其重点区划内。而在黄冈内部，大家都是八仙过海，争抢武汉。从地理位置上说，武穴、黄州、溪水、麻城，都比红安更有优势。
在武汉城市圈的“一带”规划中，武汉将与鄂州市区、黄石市区、黄冈市区共同构成武鄂黄城镇连绵带，其本质，乃是连接长江沿岸各区，与红安亦基本无关。
红安虽在武汉北边，但是武汉城市圈的北线，主要以京广线为纽带，重点发展大悟、孝感等地，红安在京广线之外。
而在武汉城市圈的规划中，基本是以交通为导向的。红安交通落后，与高速公路、铁路失之交臂，导致其成为“孤岛”。在未来的武汉核心城市圈中，红安很容易被边缘化，借助武汉，恐怕更多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
同时，武汉城市圈规划是更适合武汉在未来10年内的发展计划，在目前，武汉并无产业优势，无法完成对于周边的辐射。
武汉目前尚且没有完成经济转型，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大城市中，仍比较落后。武汉以扼全国之中的险要地理位置，而落选中国中心城市，值得反思。
2009年，中国部分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海为14900.93亿元，北京为11865.9亿元，深圳为8600亿元，广州为9000亿元，天津为7000亿元，重庆为6500亿元，而武汉仅为3960亿元，与几大中心城市差距甚远。如果按人均收入论，广州为16884元，上海为16683元，北京为15638元，天津为11467元，武汉为9564元，甚至比位居东北的沈阳都低。
从种意义上说，武汉的相对衰落，乃是中国阶段性的国家大战略所致。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贸、投资与消费这三驾马车中，消费就从来没有在中国起到主导作用。2009年中国出口额达12016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大国。同时，2009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2484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30.1%，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