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犹未竟时。
改革开放凡30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飞跃，亦崛起了一些粗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而在这些比较发达的区域，也崛起了所谓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
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事实上，目前这种竞争，早已经突破了县域的范畴，而上升到城市之间、省区之间，乃至大的大战略区之间。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轫，至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乃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海南国际旅游岛，再到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整个中国几乎都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在中国从非均衡战略走向均衡战略的时候，各个城市的蜂起争雄，将所有的城市与区域，都抛入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混沌到有序。
就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说，各个区域的无序竞争，最后需要达到一种共振，为此，中国的城邦竞争需要遵循一些规则，同时，亦需要规避一些陷阱。
目前，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存在六大误区。
其一，区域产业的重复竞争。几乎每个城市，都拥有类似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重复竞争严重。甚至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部，也是无序竞争。
其二，很多地方热衷于“高端崛起”。在中国这个既贫穷，同时又低端消费流行的国家，似乎“中端起飞”更为现实。
其三，各地纷纷以新兴产业为未来支柱，造成了新兴行业的无序竞争。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仍然需要以传统产业为主体。
其四，国内无论区域也好，城市也好，都是越来越集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内城十分繁荣，而外城却很荒凉。未来中国更需要小镇式繁荣，如同广东的东莞和顺德一样。
其五，天津滨海新区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国家照顾，进行大资金、大项目投入而带来繁荣的模式，在一些城市被复制，而事实上，民营经济的发达，才能造就城市真实的繁荣。
其六，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连续跌破了10%，但是，几乎所有的城市，在其未来发展预期中，都将增速设定在10%以上。在未来中国的“中速时代”，很多城市战略面临调整。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中国各个城市和战略区奠定未来地位的关键时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将使中国迎来一个群雄争霸的大格局。
中国区域产业规划的六大误区
区域规划，星火燎原。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即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中西部。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突然之间出台了将近20个国家性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明中国正从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均衡发展战略，向未来时代的全面发达挺进。同时，在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生性经济时，全面的区域振兴，亦将造就中国的内需市场。
相对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里，中国所出台的国家性发展战略非常有限，而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内，却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处飞舞，亦颇多失策。
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存在三重隐忧，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其中利弊，尚难在今日断定。
第一节区域产业的重复竞争
中国的经济形态，是以外向型为主；而中国的城市竞争，却更多的是内向型竞争。这种奇特的现象，导致区域竞争更为剧烈。
在国家层面，中国国家级战略区域竞争升级。
本次出笼的十几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与早期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存在着很大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其时间跨度大，空间距离亦广阔。这样，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可以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支持，可以进行体制创新，也容易获得“特事特办”的机会。
目前的国家战略，基本每个省都有份。有些区划，表面上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是地方省市以国家战略的名义进行的省级区域开发。如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舟山海洋经济区等，均是安徽、江西、福建、海南、浙江等省的省级战略，只是通过一些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而已。
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犹如天女散花。几年内出台的国家战略区，比此前几十年还多几倍。如此，则每个国家战略区都难以获得独特优势。超生之后，任其自生自灭。
由于优势的集中，以及开发周期的漫长，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都拥有广泛的辐射能力，并且，各个中心之间，由于涵盖的地域广阔，彼此在空间上并无太大竞争。最典型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广东东南，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其核心区相隔遥远，都有各自的优势所在，其外围“势力范围”也分野分明，冲突不多。
而本次的区域规划，由于雨露均沾，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地方之间形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
在本次系列国家规划中，有两个规划非常有趣，即皖江城市带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带与江西东部的上饶等区域，存在最为直接的竞争关系。
而在图们江开发成为事实之后，未来大连在东北的地位将发生巨大变化。大东北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其力量对比也正在起变化。
在罗津港未获租用之前，我国的东北大门被朝鲜、俄罗斯所关闭，大连成为东北唯一的出海良港，亦是东北面对东亚、太平洋市场的先锋。而随着图们江开发成为事实，未来东北的经济版图必然东移，新的出海口将分流大连的很多功能。可以预见，大连与图们江未来出海口城市之间必然面临直接的竞争，而图们江的开发，将直接削弱大连的地位。
彼时，在东亚市场、西太平洋沿海的贸易方面，东北大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之间将形成直接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此前数十年所没有的。
其他如海南岛与北部湾的竞争，湖南与江西在珠三角产业转移中的竞争，武汉与郑州在中部崛起之间的竞争，河南与山东在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之间的竞争等，可以预见，地方的过度竞争，将是泛滥的国家级规划无法绕过的坎。
区域内部的竞争与产业安排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级规划区内部，产业发展的协调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几乎每个城市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好几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加工制造业基地。
这些城市在与武汉的总体关系上，都肯定了武汉的龙头地位，都确定了依托武汉、加快发展的思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关系定位上，也就是在武汉城市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8个城市却出现了高度雷同。
除黄石外，其他7个城市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要当大武汉的“米袋子”、“菜篮子”。在大武汉城市圈内需要这么多“后花园”吗？大武汉需要这么多“米袋子”、“菜篮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而这种产业的失调，在环渤海经济圈中更为严重。
仅以新兴产业为例，邢台宣布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重点开发太阳能产业。而保定，也宣布要成为“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要成为中国电谷，大力发展太阳能产业。
环渤海地区在项目安排上呈现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外，目前又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竞争最为明显的是钢铁工业。
区域内各省市大多已形成自我循环的“都市经济圈”。区域联合的意向多于实质性行动，争当“龙头”的倾向依然存在。
在港口方面，大连、天津、青岛三港，已成三足鼎立之势，分别拥有不同的广阔的经济腹地，互相不可替代。但在由谁来扮演国际航运中心枢纽港的问题上，三地角逐激烈。在经济中心方面，北京和天津亦长期存在争端。
对于区域中的城市来说，合理的定位也非常重要。
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应该强化商务、金融、信息、科技创新功能，疏解部分生产和服务功能。现在北京的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已超过60％，工业已降到30％。
天津则要进一步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增强生产和制造基地功能，增强物流功能和制造基地功能，发挥已有优势的通信产业。
河北要加强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出口型创汇农业，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医药和纺织等行业。
辽中地区的沈阳要增强现代服务业功能，发展现代制造基地功能。
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多是以城市群的面目出现的，如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五大湖区城市群、日本关西城市群、英国中部城市群、德国中部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大小城市之间，在避免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产业部门合理分工的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可以说，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在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提高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综合竞争力，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城市发展规划的必然选择。
目前，国内的主要经济区，产业协调并不成功。甚至在珠三角，广深长期争端，顺德、中山、东莞、佛山在制造业领域搏杀激烈。
长江三角洲城市定位及其启示
长江三角洲城市圈，通常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扬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等15个城市。据统计，这一区域以全国1%的土地、6%的人口，创造出了全国2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被称为正在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圈。
南京在长江三角洲城市圈中的定位是：长江下游重要的区域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中心，中国最大、世界一流的重化工基地，全国一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杭州的定位是：上海的“后花园”，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苏州的定位是：与上海错位发展，“服务业主要在上海，制造业主要集聚在苏州”。
无锡的定位是：以IC为主体的信息产业基地，以新材料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基地、纺织工业基地，生物医药基地。
常州的定位是：现代制造业基地。
镇江的定位是：打造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首先建成江苏的“光谷”。
泰州的定位是：千年古城，现代港城。
扬州的定位是：化工产业基地，汽车产业基地。
南通的定位是：上海产业转移基地，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特色经济。
宁波的定位是：长江下游的区域中心城市，上海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东重要外贸口岸，长江三角洲的重要化工基地。
湖州的定位是：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对接基地。
嘉兴的定位是：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中心。
绍兴的定位是：以轻纺为主的工贸城市。
舟山的定位是：港口旅游城市，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前花园”。
从这14个城市的定位来看，都体现出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发展各自的特色经济；与上海实行对接，进行错位发展；主动接受上海的产业转移，实行梯度发展。因此，可以用“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梯度发展”三句话来概括。14个城市在产业定位方面，有的侧重信息，有的侧重光电子，有的侧重化工，有的侧重汽车，有的侧重轻纺，有的侧重旅游，有的侧重港口、外贸，都没有搞“小而全”、“大而全”，也都没有一窝蜂地提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在与上海的关系定位方面，除了杭州提出要做上海的“后花园”、舟山要做上海的“前花园”外，其他城市都没有做类似的定位。
第二节高端崛起还是中端崛起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改革开放历经30年，中国已经创造了“中国奇迹”，亦使“中国模式”成为广泛的共识。自1840年以来的强国之梦，已经隐约在望。
在此情况下，很多人提出，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强大之后，应该走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迅速实现普遍的产业升级。而在此前，吉利收购沃尔沃，似乎成为中国企业未来走向的注脚。
因此，在众多地方区域规划中，很多城市都提出了“高端崛起”的方略。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位置而言，中国仍然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端。
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其路线为：从欧美到日、德，为第一次产业转移；从日、德向亚洲四小龙等后起发达区域的转移，为第二次产业转移；而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发达经济体，向最广大的后发经济体的转移，是第三次产业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