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又展开了对这位“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围追堵截,署名庄子中的文章《不准给“私”字开通行证!》中说:
中国赫鲁晓夫有一段“妙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利益的人,是搞不到个人利益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会有个人利益。”……它给追求“个人利益”披上“为人民服务”的外衣,为“私”字开了通行证。中国赫鲁晓夫的用心何其毒也!
批判刘少奇就少不了要带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当时他们总是被放在一起“讨伐”的,“中国赫鲁晓夫大刮‘三自一包’黑风,并公然叫嚣要单干。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则紧密配合,以更阴险的手法,抛出一个‘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反动谬论。他假惺惺地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家伙的确不愧是狡猾的反革命老手。他的伪装,必须彻底揭穿;他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个自称‘老革命’的大阴谋家的真实面目: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
而“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称谓后来又被用于邓小平,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据当时在场的翻译施燕华回忆,法拉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邓小平听后,爽朗地笑道:“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做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把矛头指向党内高层“最大的走资派”是源于这一年的“革命”形势。“1966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就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还号召:“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从中可以看出“革命”形势是多么紧迫,“革命”任务是多么繁重。
这一年1月,上海就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5日,张春桥向“工总司”等“造反派”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国学习的留学生全体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2月9日是大年初一,同样由于“革命”的需要,国务院发出通知:这个春节不放假。
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面对面地针对“文革”中的三个原则性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文革”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文革”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江青等人称之为“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被文革小组取代。
5月7日,贾拓夫(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被迫害致死。这是因为康生对1962年的那本小说《刘志丹》一直念念不忘,他“再接再厉”挖出了其幕后“黑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时任地质部部长)。后中央决定成立由康生担任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1966年5月,专案小组在《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中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李建彤仅仅是执笔者,而习仲勋是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刘志丹》是“伪造党史”:把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写成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的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而且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因为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
“文革”中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被关押8年;1968年5月,刘景范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更莫名其妙的是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转眼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而《刘志丹》小说案的最后版本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由此扩大范围至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几百名干部。
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革命”热情正如3月20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军以上干部会上鼓吹的“刮它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革命”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内部斗争”,也向外交上有所倾斜。6月至8月,王力、关锋等唆使“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红卫兵对4个驻华大使馆、代办处“三砸一烧”: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揪斗代办处人员;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大使馆、印度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受到批判、殴打。但在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以此舒缓了“革命”热情向外交领域的渗透。
这一年的“革命任务”真是繁重而紧迫啊!不过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未来是美好的、光明的、灿烂的。回族民歌《毛主席就是红太阳》这样歌唱心中的喜悦:
盏盏明灯亮堂堂,
明灯哪有太阳亮。
毛主席就是红太阳,
把各族人民的心照亮。
千条河,万条江,
条条江河汇海洋。
紧紧跟着毛主席,
奔向共产主义前方。
【共和国台历】
“公安六条”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实际上,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
“四个伟大”
5月1日,林彪为清华大学落成的毛泽东像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四个伟大”是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等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提出的。
样板戏
5月9日至6月15日,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为名,北京举行了8部革命样板戏大会演。它们是“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它们“突出地宣传了光焰天际的毛泽东思想,突出地歌颂了工农兵。这次会演……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第一颗氢弹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溥仪
10月17日,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去世。
1968,风起云涌
1968年是属于全世界的,身在其中的人不管怎样都能找到以此划分人生的标记。
1月30日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商店的橱窗也被“布置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向顾客展现一个独特的春节。
时隔一日,北越选择了“春节攻势”来“庆祝”自己的民族新年。近十万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140多个、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发起了进攻。北越部队伤亡惨重,但也打垮了美军的信心。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放弃竞选下任总统。而在4月4日,曾于5年前的8月28日发表迫使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1964年,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的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4月16日,毛泽东发表声明:“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196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决定改革,称之为“布拉格之春”,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认为这项举动影响了东欧地区的政治稳定,决定武装干涉。8月21日,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1969年4月,古斯塔夫接任第一书记。这次事件对共产国际及世界共产运动影响深远。
在法国,总统戴高乐也在推行一系列改革。因其发展核力量耗费大量资金,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激起农民的抗争,经济不景气导致50多万人失业。5月,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5月14日至18日,在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风暴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戴高乐匆匆回国,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次日,戴高乐改组政府。
在国内,林彪、江青等人已将触角伸至遥远的新疆。董晋魁夫妇很为在新疆的女儿董淑平担心。这一年刚满38岁的董淑平出生在北平,当兰州解放时她正在兰州兽医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参军进藏,1953年调至新疆阿克苏农场兽医站工作。但此刻她被作为“暗藏的特务”关押起来,横遭打骂。她在看押她的小屋里高唱:“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终于无法忍受的她在一天夜里用撕开的床单悬梁自尽。
董淑平有个比她有名的姐姐——董秋月,1937年8月,17岁的董秋月到延安后,给自己正式改名为刘茜。刘茜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的刘茜聪慧端秀很快引来许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他们的大队长,年仅27岁的年轻将领——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旅长黄克功。刘茜也喜欢上了黄克功,他们恋爱了。但在9月,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后,二人关系开始疏远。黄克功送礼物给刘茜并求婚。刘茜对黄克功说:“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呢!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该爱大众。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但深陷爱情不能自拔的黄克功在10月5日晚,找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开枪打死了她。
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致信雷经天(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庭长、代理院长),信中批示:我虽为之惋惜,“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并在信中嘱托,“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与抚恤”。10月11日,胡耀邦代表检察机关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当日,黄克功被枪决。
之后,在西安读书的董家宝收到刘茜生前从延安托人带来的一封写于8月9日的信:“哥哥:我没有一点留恋,也没有任何怨恨,我很安逸的(地)走上了火车,像一只自在的鸽子飞停在自己的窝内。”
那时,很多知识青年像刘茜一样为了创造一个新中国毅然参加革命,如今,为了让知识青年成熟起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