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荣一行离开中国时，收到的礼物是48瓶茅台酒。在日本市场上的茅台酒售价因此上涨了三四倍。尼克松和田中角荣先后访华，打开了封锁中国20多年的铁幕。随后，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西方国家同中国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展现“文革”中的中国，这一年的5月13日，中国政府邀请了意大利左翼共产党员，世界级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安东尼奥尼原计划拍摄半年，而中方只提供在规定线路上22天的拍摄时间。在22天里，他到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60岁的安东尼奥尼带着镜头走进大街小巷。在林县，他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带着自产粮、家禽和自制食品做起买卖的人群。在上海，他来到茶楼和江边……两台摄影机拍摄了3万米胶片，最后剪成220分钟的纪录片《中国》。
然而，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带来《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在进入影院时，突然被“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激进人群包围，指责他“背叛了中国”。
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它对中国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林县杨贵、作家浩然、纺织工人、解放军、普通市民、小学生黄帅等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撰文对此进行指责和批判。作家浩然说：“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
不过，当90多岁已经得了中风基本丧失语言能力的安东尼奥尼听到“去中国”时，他总是条件反射式地说：“走！这就走！”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在京举行。安东尼奥尼的妻子恩里卡代表两人为中国与《中国》32年后的“重逢”写来致辞：“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
而安东尼奥尼对中国充满感情的评价在今天可能更加启人深思，“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一天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它甚至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的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共和国台历】
陈毅
1月6日，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0日，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
埃德加·斯诺
2月15日，斯诺去世。遵其遗嘱，部分骨灰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周恩来题写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长沙马王堆
1971年7月26日，周恩来批准举办出土文物展，同意《考古学报》、《文物》、《考古》杂志复刊。1972年初，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发掘出西汉古墓。7月，在地下16米深处发现了巨大的完好无损的棺椁。一些专家被紧急从“五七干校”招回。古墓中发现珍贵文物3000多件。
批“左”批右
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其中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主张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攻击，视其为“右倾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批林批极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三突破”与节约粮食
年底，工业出现“过热”，全国职工5610万人，工资总数340亿元，粮食销售927亿斤，“三突破”加之全国范围内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旱，使粮食周转出现困难。当时用来购买粮食的粮证上，常印有指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1973，追寻命运
每一个人生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去追寻。
江西鹰潭，葱茏的树木掩映着一幢两层宫殿式建筑，这是鹰潭镇招待所里的一处所在。2月19日，69岁的邓小平来到了这里。在前一天向中央请示了接待规格的林振福（上饶地区行署秘书长）握着邓小平的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称呼他为邓副总理。邓小平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还亲切些。”
当夜，月光皎洁。喜欢独自散步的邓小平在寒夜的院中沉思。服务员委婉地劝他：“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这样走出去容易着凉的呀！”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嘛，冷不到哪里去。”第二天上午，他们一家人登上了驶往北京的列车。
1972年的8月3日，在江西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批判了林彪集团。14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15日，周恩来传达了批示，并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这一年2月初，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回京。
12月，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来到了武汉钢铁公司。他来看1972年8月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1.7米轧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实际上，延续1972年的经济建设，自1月2日，国家计委提出了“四三方案”：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项目。这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项目包括：武钢1.7米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总厂等。1979年底绝大部分项目投产；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总投资约200亿元，为以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8月底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继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6月30日，来自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的考生张铁生在理化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谈一谈……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张铁生参加的这次考试采取的是开卷形式，允许翻书。他的成绩是：语文（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
7月19日，《辽宁日报》加上编者按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按语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并另加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
张铁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他被破格录取进入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并突击入党。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同年8月，任铁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还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覆灭后，他也被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并开除党籍。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其有期徒刑15年。1991年10月，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后来在辽河集团驻沈阳办公室担任主任，如今，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比张铁生的命运更富戏剧性的是这一年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12岁的黄帅。
黄帅因为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在9月7日的日记里写了一篇“心里话”：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注意些。
满心欢喜的黄帅不仅没有受到老师的表扬，反而被老师批评：“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讽刺她“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号召同学“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
但是，这位老师错了。实在忍受不了的黄帅在10月21日给《北京日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叔叔、阿姨们的帮助：“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本想有人帮助自己能安心上学的黄帅未曾料到，12月12日，《北京日报》加了比信的内容还多的编者按语之后刊登了她的来信和几篇日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跟着江青“搞革命”的迟群和谢静宜把黄帅树为“反潮流的小英雄”典型大加吹捧，对黄帅讲：我们代表国务院，代表8亿人民支持你。
黄帅的老师们开始反省：“黄帅现在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战友。我要好好向她学习，共同搞好批林批孔，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黄帅同‘师道尊严’斗，绝不是斗老师……通过黄帅对我的批评，使我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认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严重性，改造世界观的迫切性。”此时，黄帅已经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在“四人帮”被粉碎的1976年，正上初三的黄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庆祝游行，然而，却被人当成了“四人帮”的“小爪牙”。受此牵连，母亲带病接受批判，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父亲被隔离审查，后被逮捕，开除党籍和公职。
1979年，黄帅的高考成绩是322.5分，达到了录取线，但是，“由于‘四人帮’曾利用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制造混乱”，有人认为她错误严重，不该录取；也有人认为当时只有12岁的黄帅是被利用的，她也是受害者。1979年9月5日，黄帅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981年1月1日，她为了父亲的冤情大胆地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定性不准，处理不当，恢复党籍，恢复公职”。
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长达12年的留学和工作生活，回到了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终于回归平静的生活。
这一年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7月20日，被国际权威武术杂志《黑带》于1972年、1973年两度评为世界七大武术家之一，年仅33岁的李小龙去世。这位被美国誉为“功夫之王”，日本称为“武之圣者”，香港赞为“当代中国武术及电影史上的奇才”给我们留下了另一种人生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