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方向媒体发布的消息中，没有提到“两年”这个时限。实际上两年间双方进行了22轮会谈。多年以后，撒切尔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情景：我们本来不想让香港回归中国，要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但是后来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太悬殊了”。
而这时的张五常抓住了他在1982年赢得的历史性机遇。在香港，他得以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他的“实验室”，后来这个实验室从中国大陆扩展为罗湖桥两岸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张五常告诉他带领的那些“弄潮儿”们，他所能想到的任何研究都难以超越研究这两个悬殊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成果。
罗湖口岸以北的中国大陆这一年正在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1982年，前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走过了生命的第100个年头，并于这年的5月10日辞世。他因1957年提出《新人口论》不得不在三年后被迫辞职。马寅初在100岁这一年的3月13日看到了新华社的报道，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这年7月1日零点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0亿。
在这位阅览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变化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马寅初终于完成心愿辞世的这一年，另一位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张五常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开启了他对一个开始控制人口的东方大国经济进程的观察和参与。
【共和国台历】
体操王子
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脱颖而出。这一体操史上的首例奇迹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
打击经济犯罪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
日本篡改教科书
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月26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表示中日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负责尽快加以解决。
水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0月7日至16日，中国向预定海域用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血疑》
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1983，严打
这年9月，当红小生迟志强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金不换》的外景，休息时正和同事关在宾馆客房打扑克牌。一阵敲门声之后进来的却是完县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警察。迟志强看到了一张与平日的客气随和完全不同的严肃面孔，便问他：谁得罪你了？警察只说：你出来一趟。他往房门外一探头：一走廊蓝制服红领章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
一个月前的8月25日，中国政府发动“严打”斗争——警察通知迟志强，他们接到南京警方的电话：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轻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三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养子胡晓阳强奸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高干子弟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步鑫生看着他接手的海盐衬衫厂直发愁，年产40多万件的衬衫一大半积压在仓库里，连退休人员的工资都成了问题。这位裁缝这回拿起裁刀开始裁剪的不再是布料，他把工资考核制度“剪”成了车间里的“联产计酬制”。你做多少件衬衫，我给你多少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成了1983年企业里的一个热门词汇，还有一个热门词汇叫做“打破大锅饭”。步鑫生有句名言叫“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
在1983年大众的眼光里，步鑫生不仅“腐败”而且还“腐蚀”他人。他一个处级干部享受厅级待遇；他肇始了订货会，企业刮起了“请吃风”。当社会上还在争议步鑫生的“罪与罚”时，1983年媒体把海盐衬衫厂前一年的账公布出来了。原来年产40多万件还卖不完的衬衫，1982年生产了130万件；固定资产从3万元，增加到113万元；两年实现利税164万元，这在80年代初的中小企业中已是相当高的。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第2版刊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企业家的歌》，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中还披露了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中小企业改革就这样被定了调，效法者趋之若鹜。
这一年，科技界的楷模同样令人崇敬并值得永久地记忆。
一位戴着一副黑色大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一年前从南阳来到郑州，向河南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罗干立下了军令状。这位叫王永民的人是诸葛亮的同乡，自称一介书生半个农民。他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的1966年，中国大学停止了招生。
王永民把自己4年来对于汉字输入计算机的研究向罗干讲了半个小时，罗干问他要多少钱，王永民算了半天说要16.5万元。罗干问相关人员还有多少机动经费，听说还有10万元，罗干当即说：“全给永民了”。幸运的王永民在这期间还得到了他研究汉字编码4年来的第一台计算机——正好这时日本在河南省展示计算机技术，罗干把日本送给河南省科委三台礼物中最好的那台PC8801批给了王永民。此前，穷得天天啃烧饼的王永民从来没摸过计算机，而这台计算机上还无法出现汉字，当时全球的PC机都不可能出现汉字，因为还没有人设计出汉字系统。
1983年元月，王永民通过他研究了5年的五笔字型第一次在计算机上敲出了汉字，这是一台保定华北终端机“ZD2000”。但是当他得使用36个键来完成他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因为当时国内主流的编码思想是中国人可以造出适合汉字使用的“大键盘”，当然这样的键盘比英文键盘整整多出10个键。王永民26键的想法被看成是“削足适履”。1983年3月5日适用于国际通行的26个键的五笔字型方案出来了——这个王永民从188个键开始的航程，终于到达了终点。
这一年的TCP/IP协议取代了旧的网络成为今天互联网的基石，而五笔字型的发明，使中国没有错过PC和互联网的革命时代。
【共和国台历】
首例变性人
1月，张克莎由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中共十二大召开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为了使党风根本好转，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三个面向”
10月1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新近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劳动合同制
3月3日，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劳动合同制。这一制度是我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次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改革。
中日关系四项原则
11月23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日，同中曾根康弘首相确认“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并决定设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
春晚
1983年的除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台春节晚会，此后形成定规，年年除夕给全国人民送上一顿“年夜饭”，后来随着群众口味和欣赏品位的提高，这顿饭越来越不好做。
1984，企业元年
这一年，王石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从一年前开始把玉米从大连转运到深圳卖给正大康地饲料公司，已经热火朝天地挣了300万元。1月24日，王石叮叮当当地骑着破自行车路过深圳国贸大厦时，还在考虑是不是以后干脆自己来做饲料商。这时的国贸大厦楼下聚集了一些警车、警察还有围观的群众，王石打听了一句，得知邓小平将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警察这是在清理现场。“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王石想。
4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国贸大厦主楼提前一个月封顶，计件工资创造的三天盖一层楼的纪录被称为“深圳速度”。5月，王石用他当“玉米中介商”挣的钱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把经营范围概括为“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除了当时最热门的生意——进口日本电器、仪器产品之外，王石还凑热闹地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首饰厂。这些生意也是1984年“王石”们共同的致富方式。
在开展新业务的同时，王石还延续了自己倒玉米时的传统做法。这年秋天北京人王春堂来到展销中心，称自己手上有3000万美元的配额指标，这种本属于大型国营外贸公司的指标在当时会以各种灰色的方式归官商“倒爷”所有——“倒爷”是那个特定年代北京人对能倒腾的人的统称。王石从王春堂手中定到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靠这个他能从中国银行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再加之从各处凑来总计3700万人民币后，换来王春堂1000万美元的配额。当时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而王春堂手中的配额可以做到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这中间倒一下手，就是500万元人民币。这种生意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而且比玉米生意来得还要方便快捷。
其他产品购销的方法和倒玉米有些相似：但中间商吃进的是人民币，吐出来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对于王石来说，如何获取外汇才是他赢利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公司首先具有进口许可证，换言之，政府背景与政策的活用，使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地方连成一条线，从而一批有条件的人先富了起来。
“王石”们在1984年的深圳如鱼得水，借助于这一年中国各地政府办公设备升级而来的采购热潮，他们早已从“挣钱”升级为“赚钱”。换汇这种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十分便当的赚钱方式，在20年后金融界定规范时期，已是涉嫌洗钱，但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洗钱的各方与国家法律相互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