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石狮注定要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见了，尘封多年的基督教堂重新打开了大门，一个个满面春风的海外回乡团接踵而来，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层层关卡，而是家乡人民的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天。
有几间厝
用砖仔砌
看起来普普通通
时常出现我的梦中
彼就是我的故乡
——闽南歌曲《故乡》
任何一段历史的戏剧性从来都超乎人们的想象，当时代的列车一旦按照设定好的方向开始行进时，接连着的总是一个个充满偶然性的瞬间，它们左右着前行的方式，这大概也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吧。
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南中国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一个叫深圳的小地方。随后一年的4月，一个被称为“经济特区”的新名词从此刻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对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并不抱有特别的战略期望，但在紧接着的1980年，中央还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一个东南沿海开放的大格局初露端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些地方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些什么。
出乎所有决策者意料的是，就在厦门这个曾经遭受屈辱的对外口岸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崛起时，在距离深圳近千公里的一个闽南小镇，一个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的弹丸之地，却骤然掀起了商品经济的第一束浪花。
在一个早春的黎明，当市场经济的涓涓细流从大地上最脆弱的环节悄悄奔涌而出，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随着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令人捉摸不透而又无处不在的力量，使得一个个“无名小辈”瞬时赢得了历史的光环。
1978年，这是一个后来被无数人的笔墨反复描述的时间节点，也是石狮的命运转折点。
对于一个虚弱已极、濒临崩溃的国家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从此意味着政治生活不再是10亿中国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尽管很多人的目光中还未免带着几分游离的神色，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但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预感到，随着一位老人再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整个中国即将启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新的航程起锚了。
或许这次起锚的真正意义在于，470多年前，随着一个叫郑和的人从海洋上的销声匿迹，从此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远离了世界的版图，一个曾经引起西方世界无穷想象的东方帝国渐行渐远。当时空步履蹒跚地跨越了五个世纪之后，这个民族终于再一次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那片蔚蓝色的海洋，一个民族的海洋意识终于开始觉醒，而此时的石狮，一群祖祖辈辈早已习惯了出没于波涛之中的石狮人，正不经意地站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奔向海洋时代的第一块锚地上。
往事不堪回首，那场长达十年的噩梦不仅让整个中国支离破碎，也因此几乎彻底与世界绝缘。在计划经济主导一切资源配置的年代里，为了迎接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腹地以及崇山峻岭的西部成了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那些被冠以神秘代码的工厂悄悄开进了西南、西北、华中等“三线”内陆地区，福建、广东由于地处战备前哨，尤其是与台湾咫尺之遥的福建，尽管发展农业的条件极其落后，却也几乎不可能有发展任何工业的机会，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原本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反而成了福建一穷二白的直接根源。
1979年的中国，如同一头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狮子，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变化冲击着每个人的心胸。这一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以充满热忱和自信的口吻向海峡对岸的人民发出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这封短短的《告台湾同胞书》中说道：“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徐向前郑重宣布，从即日起，福建前线部队不再将炮火对准一水之隔的骨肉同胞，并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于长期处于敏感地带的福建来说，这一天无疑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开始。当海洋国土的封锁线渐渐消融，第一时间就从大海的另一边刮来了一股温热的暖流。
1979年秋，一位离开石狮已经40多个年头的菲律宾华侨蔡友玉，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故土，此前他曾两次以爱国侨领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家乡的贫穷落后也深深震撼着他的心灵。和许多沿海小城镇一样，石狮仍然是那几条老街，时间仿佛停止了，看上去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很多人填不饱肚子，尤其让他感到辛酸的是，营养不良的孩子们挤在几座破庙和土屋里上学，一到雨天，老师和学生们只能头戴斗笠继续读书，于是他当即下定决心，回报家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捐献一所学校。
事实上，30年来，几乎每一个热心的华侨都不约而同地在家乡的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如果你今天来到石狮这个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或许是中国最小的县级市，无论是乡村还是市区，几乎随处可以看到华侨捐资建设的道路和小楼，人们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每一块值得记忆的小石碑上，历经多年风雨仍清晰可见，这些无声的记忆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石狮的今天离不开无数华侨的默默支持，在每一块小小的石碑背后，都诉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向人们讲述华侨这个特殊的群体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从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开始的，而最先涌入中国内地的外资并不源自欧美国家，尽管嗅觉灵敏的欧美资本在中国开放的第一时间也乘势而入，但无利不起早的他们也同时以复杂而激动的心情观察着中国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不到时机彻底成熟时，他们不会作出任何鲁莽的行动。与此相反，第一批真正激活中国内地经济的外来资本恰恰来自香港、台湾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与其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资本的注入，不如说首先是一种情感的注入。
或许是石狮这方水土的一种幸运，也是一个顽强民族生根开花结果的必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人们在介绍今天的石狮时常常自豪地从自己独特的人口结构——几个不同寻常的“30万”谈起，“我们有30万台湾同胞，有30万东南亚侨胞，30万常住居民，还有30万外来人口”，当然这最后的30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石狮的经济活力。但实际上，前面这两个“30万”的内容早已超越了数字所能涵盖的任何意义，我们更愿意把这个数字理解为从一开始就支撑石狮快速发展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精神源头，正是这些远在异乡却始终心系故土的华侨们一次次难以言说的回眸，在第一时间为家乡的脱胎换骨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支撑。
在祖国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对每一个商海行吟的游子来说，回家的路总是那么漫长，那么折磨人。
再来讲述一段蔡友玉回家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那个年代所有华侨的共同遭遇。1949年，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在菲律宾事业刚起步的蔡友玉再也按捺不住思乡的冲动，他决定无论有任何风险也要回到石狮，去看望已是满头白发的母亲和刚结婚不久就不得不劳燕分飞的妻子。当时中菲尚未建交，往来十分困难，而且新中国常常被人们描述成青面獠牙的怪物，但蔡友玉还是不顾朋友的反复劝说出发了。经过一番辗转，就在离厦门港不远的海面上，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随后他所乘坐的商船被迫驶向马祖，在熬过了7天头晕眼花的饥饿之后，商船又被拉往台湾，经过了一番严厉的审问和逼供，才由一位菲律宾侨领担保脱身，就在商船途经金门海域快到大陆对岸的时候，一阵守岛士兵的乱枪又不得不使商船掉头返回香港，蔡友玉回家的梦想就这样化为泡影。直到不久后他第三次从香港起程，才终于踏上令他牵肠挂肚的那一片故土，相见时分，母亲摸着儿子的脸老泪纵横，美丽的妻子低头无语，唯有一对不谙人事的小儿女像是过节一样，绕着爸爸的双腿不停地蹦蹦跳跳。
不难想象，即使是在大雾锁国的艰难岁月，华侨都会冒着风险想方设法突破各种重围回家一顾，更何况1978年的祖国已经转身向他们张开久违的怀抱，那一刻，几乎在同时，两处缱绻已久的目光终于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接，一种直接从心灵最深处迸发出来的召唤岂能不让游子当即扬鞭启程？
游子们带回来的不仅有重重的行囊，更有家乡立竿见影的变化。同样是一位旅菲著名华侨蔡清洁，看到家乡破落的景象，当即从菲律宾买回两套发电机组，还为乡亲们拉起了输变电网，帮助村里解决了照明和灌溉问题，接着又拿出100多万元修建了第一条从村子通往石狮镇区的水泥公路，建造了石狮第一个村级灯光球场，并向村老人活动中心捐赠活动经费。像这样华侨一步到位帮家乡奔小康的故事数不胜数。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仅石狮一个镇区的华侨捐资总额就达上千万元，于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直到今天，石狮的年轻人仍频频奔赴东南亚参加一次又一次的宗亲大会，虽然此时他们的物质生活早已悄悄超越了当年的很多前辈。
1979年的石狮注定要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一系列变化向人们表明，“气候”变了。在这年的1月，中央首次明确肯定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石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见了，尘封多年的基督教堂重新打开了大门，一个个满面春风的海外回乡团接踵而来，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层层关卡，而是家乡人民的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天。在石狮伍堡村，人们自发地组织起一支当地最早的民间铜管乐队，并且特意从福州请来老师指点，20年后，这支不起眼的农民乐队愈闹愈大，竟然成了代表石狮民间文化的一张名片。
同样是这一年，中国海关总署放宽了华侨和港澳同胞探亲携带物品的范围，恐怕连华侨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政策的出台，仿佛一支前所未有的兴奋剂，瞬间激活了石狮这片素有经商传统的热土。当机会的曙光稍一闪现，石狮人个个都像蓄势已久的狮子一跃而起，一拥而上。
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古老的估衣摊复活了。今天的人们在说起估衣摊时常常会将其视为石狮服装产业日后崛起的源头，实际上，历史上的估衣摊曾经是一个无奈而不无凄凉的故事。估衣摊背后的历史，不仅讲述着一个地域的变迁，更是一个民族不应忘怀的生活片段。
“过番”，这是一个石狮人再熟悉不过的词组。在那个祖国贫困不堪的年代，当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听到老人告诉他这个词时，就意味着他从此将踏上一段陌生的征程，他不能再和家人朝夕相处。自己长大了，该去承担一番男子汉的责任，在亲人的目光中，他的异国生涯开始了，他所带走的，不仅有一家人的无奈和辛酸，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和明天。
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更迭，人们逐渐把留在故土的婆娘称为“番客婶”，一个似乎是养尊处优的群体，当地人常常用羡慕的口吻说她们“嫁侨吃侨”。但实际上，自己的男人孤身在外，音讯时断时续，生死未卜，独守空房的她们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她们所得到的那一点维持家用的侨汇时常让人喜出望外，但有时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终于有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把她们逼上了绝路，连通信都已中断，更何况侨汇的输入？于是在小镇的街头巷尾，当地人意外地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小洋货世界，在这些小摊上不仅有写满洋文的手表、怀表、皮鞋、梳子、领带、香水、痱子粉、皮箱、首饰等各种从来不敢想象的玩意儿，而且铺满了各种各样的西式衣服，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一件小小的衣服还能有这么多的名堂。这些衣服大多是华侨寄给家里的，又因为是家人穿过的旧货，待价而沽，所以这种小摊又被人们称为“估衣摊”或是“故衣摊”。
如果我们把“估衣摊”看做是石狮现代市场经济意识萌芽的起点，那么事隔多年以后不妨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信息：这些小摊出现的背后曾经是一群无助的家庭妇女，是生活的无奈让她们选择了这条尴尬的道路，同时，从她们拿出家里多余的小洋货出来晒市场的那一刻起，石狮人也突然感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他们的眼睛亮了，他们的意识深处也第一时间迸出了商品经济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