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由于这些中国产品的成功，在某一层面上也造就了在海外的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东南亚、西亚、拉美，甚至包括发达的欧美、澳洲等的国家，中国人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欧洲，中国人的成就甚至已经引发了有些当地人不必要的担忧。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7月26日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商人在法国迅猛投资酒庄》。文中写道：要想在法国找到比黎塞留城堡更“法国”的地方恐怕很难。黎塞留红衣主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于1632年购买了享有盛名的葡萄园，并把他最宠爱的情人藏娇在此。之后，这里的葡萄酒成了路易十四国王统治时期凡尔赛王宫的宴会御酒。
后来，一个以香港为基地的中资房地产投资商在黎塞留城堡投了一大笔钱，全部收购了该酒庄，包括葡萄园、城堡和有优良传统的葡萄酒品牌。在这之前，还有一家来自青岛的公司收购了离此地不远的拉图拉甘酒庄（Chateau Latour Laguens）。
报道说，在两起收购案中，中国投资者打算将纯正波尔多酒推销给中国新崛起的那些富人。
收购后，新所有者打算在中国青岛建立一家酒店，并开设相同名字的葡萄酒连锁酒吧。收购者似乎并不看重酒庄原有市场，而是准备把酒庄所出产的葡萄酒都出口到中国。另外，他们还计划将酒庄所属城堡改建为一个度假酒店，提供给那些高级游客，并推出专门针对婚礼服务的项目。显然，这一项目瞄准的主要都是中国人。
收购者最在意的看来是葡萄酒庄园的历史传统。因此他们花费了巨大精力来搜集能够证明当地古老传说的文件。并且，在收购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前几年刚设计的现代化的商标改回了原来的样子。特别在酒瓶上注明了1632这个年份，这是城堡正式出产纯正葡萄酒的年份。
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似乎仅仅是个开始，而且，很快据说还有第三家中国公司正在波尔多地区寻觅待售的酒庄。
巴黎：欧洲温州人的大本营
在这些让法国人骄傲的领域，中国人的收购吸引了众人的一致关注，在一些不那么受关注的领域，中国人也正在悄无声息地取得更大的成功。特别是来自浙江温州一带的中国人，在欧洲商业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欧洲，温州人（本书所说温州人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包括了温州周边一些县市的人员，特别是包括了占据相当比重人口的实际属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的人员）的首次亮相，是2004年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那起令人震惊的，也让温州商人损失了数百万欧元的悲剧事件，却让在欧洲经商的中国人，特别是温州人，逐渐呈现在了更多人的面前。
据说，在海外的温州人有60万人，活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就人口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却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以法国为例，《欧洲时报》撰文说，目前仅在法国的温州人就有15万人左右，其中最密集的城市是巴黎。近20年来，温州的商人在巴黎2、3、11区和犹太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甚至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把犹太人挤出原来的领地。
对中国人而言，温州这个词几乎意味着一种奇迹。历史上温州从来就没有辉煌过，在海上丝绸之路开拓得最成功的年代，它南边的泉州成为最大的贸易港口。然后在明清时期，温州也远未如长江沿岸的各港口那样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
虽然温州并没有任何突出的地理或资源优势，但却以自己的敢闯敢干，创造出了让中国人为之惊讶的经济奇迹。如今，大家一提到温州人就会联想到富人、有钱、做生意等词汇。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就靠自己出产的“八大王”，以及满中国到处遍布的小商小贩创造出了一个“温州现象”，乃至于成为经济界人士为之深入研究、探讨的主题。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的，还有众多温州人开始在悄悄走出国门，移居到国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取得了让当地人为之震惊的成功。
温州人移民欧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在各地招募了大约14万劳工赴法国支援协约国军队。根据与英法政府签署的合同，这些劳工每天报酬为5法郎。当时温州一带百姓生活贫困，因此青年人纷纷应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中大多数乘船回国，也有部分幸存的温州人选择了留在法国。
许多年过去后，这些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干发了财。他们发达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吸引更多的温州青年来到法国谋生。许多温州青年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则依靠另一拿手手艺——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后来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了开服装店、餐馆等行当。
由于数十年来各自谋生，温州人虽部分集中在巴黎第3区的几条批发街，却“大隐于市”，法国社会几乎没感觉到这个移民团体的存在。
温州人来欧洲真正的移民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有前面那些移民先驱的基础，部分温州人首先吃上了螃蟹，用各种方式来到了法国。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温州人在法国亲戚的帮助下以探亲移民的身份合法地进入法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偷渡现象，而且当时中国对出国审批控制很严，因此移居法国的温州人数量还很有限。
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温州地区移民海外的人数剧增，也创造了偷渡集团的“繁荣”商机。这个时期到达欧洲的温州人绝大多数都是偷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博士曾组织课题组，对在巴黎的温州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成果论文《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合模式》引起较大反响。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曾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来的，占73.9%。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与当时的西欧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欧洲的生活条件要远远高于中国国内。很多温州人偷渡到了欧洲，打工赚钱，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把他们的收入寄回国内，这让他在国内的亲属还有相熟的人都知道了——原来在欧洲一个月能收入数千元钱。这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成功人士的传奇被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于是温州人出国的高峰到来了。以温州的七都镇为例，镇上现有人口不到9000人，在海外却有1.3万人，其中在法国就有3000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出国挣钱，能够养家糊口，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一代的温州移民非常艰苦。首先出国就要花掉10万元左右，钱都是亲戚凑的。第二，他们是没有回头路的，既然选择了出来，就不能回头，家里的老小都期盼着他们。第三，要忍受数年的无身份日子。时刻面对着恐惧，面对着警察。“自己能否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国内的中国人根本不会遇到的。
据王春光课题组的研究论文，由于最初的移民大多都是偷渡来的，大部分人的身份都不合法。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而且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这就使温州人只能当黑工，给当地人打工，干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而且过着无身份的日子。许多人的工作就是整天猫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分日夜地做衣服，还有一些则是给比较早在法国扎根的中餐馆做菜。
那时候温州人的工作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不是做厨师就是做衣服。而对于工时和工钱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者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巴黎有唐人街，通常这是最初到达的中国人唯一的去处，在那里他们是安全的，周围的社区会提供保护、窝身之地、一日三餐，还包括应付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哪怕你一点不懂法语也照样可以生存，但是一旦离开唐人街，所有的一切都会消逝。因此很多人一步都不敢离开唐人街。因此一些人形容：“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很多人盼望法国能再度大赦，这样他们就会以正式移民的身份进入法国社会。
初来法国，几乎每个人必不可免的一项事情就是做黑工，赚取一点微薄的工钱，除养活自己之外，余下的还有部分可以存下来。通常做黑工每天都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两种基本的工作可选。做衣服，一般都是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做到晚上23点甚至到凌晨4点才收工。每天如此，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这样的工作似乎从没有尽头。就在唐人街中国人区狭窄的小工厂作坊里，很多人做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这是个非常艰苦并且枯燥的工作，但是，温州人从不抱怨什么。当然这样也好，由于没有时间游玩、娱乐，所以，也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事情。这样虽然做黑工的工资很微薄，但还是能积少成多储蓄下来，如果有十几年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类似的工作还有到中餐馆里当厨师。每天面对着冰冷的厨房墙壁炒菜，工钱是没多少的，当警察来的时候还必须得随时躲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多数温州人都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在家乡他们的亲人正期盼着他们衣锦还乡。
对于偷渡者而言，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一是只要还没被警察逮捕，就等待大赦机会。法国最近几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1992年、1997年和200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再就是想办法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陆续有近300名中国人加入了外籍军团。
位于巴黎3区的市长街、庙街一带车水马龙，一直是一条传统的商业旺地，也是最早中国人打拼下的地盘，后来便成为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聚集地之一。在更早的时候，在这里做生意的主要还是犹太人。但是很快，扎下根来的温州人便在这里展露出了头角。如今，在庙街上已经聚集了众多温州人经营的首饰、皮具、服装、旅游纪念品等批发零售商店。成立最早的华人社团“华侨华人会”也坐落在这里。
最初温州人在3区所从事的主要是百货批发业。那个时候这里有很多从国内进货，在3区小街批发的玩具和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由于店少，竞争还不是特别得激烈，利润还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批发百货的风水宝地。于是，很快的，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涌入，并把这里占领。然后从这里出发，温州人又开始占领巴黎的其他的街区，如11区等。
11区的辉煌
除了3区之外，温州人在巴黎的辉煌还与巴黎的11区有很大的关系。与3区情况相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巴黎11区伏尔泰街早期只有几家成衣批发店，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了出来）。
由于3区温州人的商圈逐渐被占满，因此，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开拓地。一部分温州人看好了11区的伏尔泰街等街区。先是有温州人租了当地的几个店铺，然后，其他人便迅速地跟进，也纷纷跑到附近找能够空出来的店铺，然后就改过来，专做成衣批发店，当地的店铺租金、转让费等也迅速上涨。很多温州人是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来的，看到合适的铺面，就走进去，跟老板商量，能否高价转让其店铺，其中不少店铺是法国人开的面包店、药房、肉铺、乳酪店等。在伏尔泰街也逐渐占满之后，一些温州人就又跑到附近的Sédaine、帕蒙提耶和Popincourt等街道。很多法国的传统商家老板都乐得转让，因为店铺的转让费让他们兴奋无比，比他们辛苦工作10年所赚得的钱都要多。这些钱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在几年间，这一带三四条街，几乎全部都由温州人开起了成衣批发店。根据巴黎第11区区政府估计约有五六百家，由此形成了“华人服装一条街”。
偷渡进入法国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大赦了，这样，人们就可以转为合法的法国公民，那么就不必偷偷摸摸地打黑工，而最为温州人看重的是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开工厂了。
1992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曾有过一次大赦。通过这次大赦，一部分温州人最先拿到了居留的身份。于是一部分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温州人立即尝试自己做生意。当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两个行当，一个是餐馆，一个是开制衣工厂。而开起了制衣工厂就需要销售渠道，然后成衣批发零售店也就慢慢成为另一个投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