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担心
另外，随着华人在许多国家势力的增长，也导致许多当地人对华人的迅速扩张而感到担忧。一些法国人自嘲地说：“你看看巴黎地图，黄色已经包围了埃菲尔铁塔！”
这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前文中有过介绍，巴黎的很多街区都变成了中国的服装批发街、小商品批发街。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华商与当地人开始发生激烈的矛盾。
巴黎第11区在其时任区长萨赫的推动下，多次举行罢工、抗议所谓的“单一商业街区”。他们认为华人将当街的店铺买下后，全部经营服装批发，让街区失去了生活功能，导致当地居民买面包也得走30分钟，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另外，很多华人小摊贩使用国内的方式，推着手推车在狭窄的大街上到处跑、随处乱丢垃圾，也让当地居民不胜其烦。
于是，法国当地政府就开始不断出动海关、警察检查黑工，然后交通警察碰到中国商人停车就不断开罚单，税务部门严格检查偷漏税。之后又通过法案，明令禁止街区出现“单一行业”，而在店铺转让时必须限制所从事的行业。巴黎市政府又委托成立了“地产公司”，在华人集中开店的街区优先承购所有转让的店铺。
在意大利的米兰，也差不多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地居民对已形成华人经商一条街的地方也有相同的抱怨。而当地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的对策。
华人的入侵侵犯了当地人的领地，而华人的进入让当地人的生意越来越艰难，不得不节节败退。因此，在华人聚集的地方，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华行为和声浪。
凡事都讲“吃干榨尽”，就难怪别人要和你“拼命”了。这种“市场霸权主义”渐渐成为华人四处树敌的关键根源。
实际上，这样的担忧早就有了。欧洲曾经一度风靡过“黄祸论”，当时的德国皇帝、俄国沙皇和英国国王等都鼓吹欧洲人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和佛教的渗透。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特意创作了一幅油画赠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即臭名昭著的《黄祸图》。《黄祸图》中，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
这是令人担心的。由于欧洲人情绪已经普遍存在了，如果突然发生什么变乱，那么华人很可能就会成为牺牲品。就像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暴乱一样。任何国家都会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我们应该做得是尽量消除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人们都在告诫，在欧洲的华人，要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对社会有所回报，成为社会的主流。当你可以为别人也带来利益的时候，那么你也就可以有权利保护自己了。
正如部分法国人想对中国人所说的：“不要总是集结在一个角落没日没夜地干活。当然你们也许觉得拼命工作是光荣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国家并不鼓励这样。”因为，这样会对他们自己的劳动节奏造成一种影响甚至是威胁。
华人如果只顾赚钱，如果只是想占有一个国家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却拒绝作出自己的贡献，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恐惧黄种人的心态，从19世纪到现在，欧洲都一直存在，情绪一直在酝酿发芽，正如亨廷顿所担心的一样：“中西文明的冲突将比任何战争更可怕！”因为中国人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和勤劳以及充沛精力正在极大地颠覆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生活。
欧洲影响力较大的华人报纸《经济时尚导报》首发表该报社社长陈芒撰写的首页文章《警钟乍响：西班牙焚鞋事件给我们的警示》，文中说：“少数同胞在欧洲举止过于随意，表现令人失望。你守时，我就迟到；你安静，我就喧哗；你整洁，我就厕所纸巾满地扔。一个中国大款在意大利的一家高级商场里吸烟，店主劝说无效，只好派一个专人手持烟灰缸跟随他。”
两个值得关注的国家——越南和印度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曾经提到日本人和韩国人也都是非常勤劳的民族。由于我们对他们已经相当熟悉，在本书中就不作更多介绍了。除此之外，我认为就民族性而言，越南和印度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两个国家。部分原因是，他们确实也算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就越南来说，前文也介绍过，越南人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大，也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这造就了越南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吸收作用。曾经有许多人担心，中国的产业也会像曾经的许多国家那样进行外移，造成本国产业的空心化。举一个例子，位于广东的丰泰集团是美国耐克公司和阿迪达斯在中国内地的第二大代加工厂，有着雄厚实力。可是，丰泰却开始打算迁移自己的工厂到越南了。根据《数字商业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越南冲击波》的报道，丰泰越南工厂占集团制鞋产量的比重，由2005年的30%提高到2008年60%左右；而在中国大陆的产量比重，将从原来的50%降为42%左右。文章中还称，耐克和阿迪达斯在大陆的第一大代加工厂宝成也有类似的打算。
耐克公司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越南的工人在像中国人一样辛勤肯干的情况下，其成本还比中国便宜。比如，越南也制定基本工资，以作为企业招工的基准。2005年前后，在越南基本工资最高的是河内市与胡志明市，基本工资都是87万越南盾，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30元，这大约比同时期中国类似出口型城市如深圳、东莞等的最低工资低约25%。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越南那么受人青睐了。而在最近十数年的国内外密集投资下，越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过，也没必要太担心越南会威胁到中国的制造业，即便是专家们最担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果说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的某些企业的确会转移到越南去，但是鉴于越南的土地人口，这种状况也不会太持续，而且注定不会有太大影响。越南的总人口只有8500万，大体只相当于广东的户籍人口。如果算上流动人口的话，那就远远不如广东了。也就是说，越南即使发展得再大，也就至多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并且，虽然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份，但其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却都来自于其他省份，而且绝大部分是20~40岁之间的青壮年农民工。而越南根本没有如此多的适龄工人。
这一点就注定了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都转移到越南去的局面。越南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外来投资的增多，越南的工资水平显然也会像中国一样开始上涨。
除越南之外，印度人在海外，比如在美国和英国，受到的评价经常不逊于中国人。据说，在美国的学校里边最勤奋的学生常常都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在很多非洲国家，以及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印巴人都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当地的商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欧洲统治者恋恋不舍地败走非洲，让过去跟随欧洲人过来的印巴人迅速填补了白人撤走后留下的经济空间。
许多人认为，有近12亿人口，并且青年人口多、劳动力人口比例大的印度，才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的竞争对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印度已从2003年落后中国21名，追至2006年仅中国落后10名。而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成长竞争指标（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主要是代表“未来五年至十年”的综合竞争力）。印度已从2003年落后中国12名，追至2006年反而大幅超过中国11名。
虽然有如此多的褒扬，但是，中国人与印度人有一个本质区别：印度的工人并没有表现出类似中国工人那样高的整体素质。
关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贵研究员写过的这一段文字经常被引用：“中国农民的勤劳，无论是在乡村田野，还是在城市工地，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发展最可靠的基础。如果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相比，我们就更能发现这一点。印度也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但印度农民对闲暇的评价过高，远没有中国农民勤快，不像中国农民那样尽心出力，所以他们的生存状态一直非常恶劣。”
英国殖民者就认为，印度人的视野不足，物质欲望也比较有限，通常偏好于恬淡闲暇、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更多基于自身的信仰、喜好乃至小集团的利益。印度人在工作中经常无所事事，效率不高。虽然他们的经济发展不错，却从来都缺乏那种迫切地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愿望。
就拿农民来说吧。同样是农民，中国农民天性总是勤劳耕耘。但印度农民却由于气候、宗教信仰、营养、身体等原因，往往表现得比较“懒”。我的一位朋友曾作为日照钢铁公司驻印度矿产办事处的代表在印度待过三年，他对此的形容是：“印度人的‘懒’是那么安静平和、怡然自得，仿佛是一种理所应当的生活状态。”因此，只要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没有其他显著的激励性和刺激性因素来迫使他们劳动了。印度人所希望的就是维持基本生活，他们从不期望有更高的消费，当然，他们也没有更多的经济实力去进行消费。
印度发展工业总是有些欠缺。因为印度社会从来都缺乏紧张、连续、快节奏的大环境，而这是进行大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甚至，很多印度人认为，高效率、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还有更多的机器代替人力都会减少工作的机会，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了印度劳动力的情况：“大量闲置的劳动力的存在本身已逐渐养成了一种抵制那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措施的态度。在一些地区，效率被视为对就业有害。忽视劳动效率，把劳动力浪费的责任归咎于缺乏劳动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趋势——它暗含在战后方法中，曲解了制订计划的各个方面——为许多棘手的问题提供了逃路。”
从实际情形上来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沿袭了美国泰罗制的许多方法。工厂往往都会自觉地从每一个工人、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努力设计出最佳的工位、最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最适合的劳动工具。因此也造就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高效率的制造工厂，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但这种情况在印度从来都没有普及。大多数印度制造企业都没有形成一种基于工作时间、效率、标准化、纪律性的管理体系。
在印度，人们也曾看到过有关“血汗工厂”一类的报道，但那几乎都是在讲雇用童工的事情。但在印度的正规企业中却几乎从来都看不到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所展现的那样一种紧张焦虑的工作状态。
这类工厂的不同发展状况，与整个社会的工作氛围、民族的特性与态度，都是密切相关的。
关于印度，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亚洲的戏剧》曾有过如下评论，作为曾经的瑞典驻印大使，他说的话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效率低，上班时间晚，大概10点左右，周末很多店铺上午是不开的，晚上10点肯定关门。多数印度人工作时经常一起喝咖啡，一般来说15分钟的事情要做好半个小时的准备。
若这些社会希望富裕起来，那么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工作，更少的懒惰。必须更少地为回家收割和结婚而长时间离开所导致的工厂旷工。必须更多地除草和耕地，更少地坐在树的帆布床上；要更少地坐在咖啡厅闲谈和更多地学习；要更少的理论和更多地实地工作。
实际上，除这种工作态度之外，印度一些保护劳工利益的制度也值得关注。1947年，印度通过的《劳资争议法》，以求保护本国制造业在职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却造成劳工雇佣制度的繁琐。
因此与印度相比，虽然中国制造业的人均工资水平要略高一些，在某些行业，比如烟草、石油行业更是远远超过；但是中国企业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却也远远高于印度。因此，这几乎注定中国即使劳动力成本继续上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也不会随之下降。
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就曾经表示：虽然越南、印度等国也以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吸引外资，但基本不能替代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