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切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
到1993年年末，中央财政历年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余额557.10亿元，中央财政借款余额1688.67亿元，两项共占当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总额的13%。从1994年开始，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从1995年开始，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中央财政向社会发债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在发债时机和发债方式上配合，但不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从而完全切断了向财政供应基础货币的渠道。
【存档】一夜巨富大坑村
1983年以前，大坑村人住在大亚湾畔，百十口人靠打鱼种稻为生，当时人年均收入仅几十元。1983年，国家修建大亚湾核电站，大坑村迁到了当时被称为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从此住进了政府给他们盖的二层小楼，并获得了几百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
大坑村人为天上掉下的这个馅饼乐坏了，分了搬迁费后，他们想把省下的钱均分，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人均2万元也够吃几年的。宝安县政府得知后不让他们分光吃净，要“养鸡生蛋”。1983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将村里的80万元投了进去，第二年又增加投入50万元。大坑村人虽为县政府拿自己的钱恼火，但也不敢不同意。
1991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改制后成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6月30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价一路攀升，从最初的每股3元，经过18个月的疯涨达到天价每股33.95元。大坑村人最初的130万元变成了1700万股宝安股票，他们先后将600万股抛出，获利6000多万元，将其中的300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其余用来买房子买地。大坑村人被天上掉下的巨大馅饼给乐蒙了。
大坑村靠股票一夜富甲天下的传奇不胫而走，当时香港报纸称：“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有人曾想买下大坑村人手中的股票，被拒绝。大坑村一度靠着深宝安每年的分红派息和银行利息使每个劳动力每月获得400元收入，村里给每个中学生每月补贴350元，小学生250元。
但不好意思，后来深宝安连年亏损玩进ST。大坑村人的心也随着深宝安的波峰浪谷而上窜下沉。
在ST深宝安基本资料第三项“大股东持股和情况变化”一栏中，持股排第三位的是龙岗区大鹏镇大坑上村，紧随其后的是大坑下村。大坑上村持有ST深宝安
1533.99万股，占1.6%的股权，大坑下村持有1307.54万股，占1.36%的股权。按照2000年4月7日收市时ST深宝安的收盘价5.69元计算，大坑村的股票市值约为1.617亿元。这对于一个仅有百十来口人的村子来说，平均每人就拥有100多万的财富——可惜这些股票都是法人股。
深宝安上市之初，有一部分法人股也被拿到二级市场上套现，大坑村亦如此。后来国家明令禁止法人股流通。大坑村曾多次找深宝安谈法人股套现的事，深宝安说除非能找到受让方按净资产转让。1999年深宝安的每股净资产值为1.27元，以此计算，大坑村若能将全部法人股成功转让，他们将获得3600多万元。但这些纸上财富不能当饭吃，到2000年，大坑村每个劳动力每月400元的补助已经没有了。
【存档】第一基金淄博出世
李青原在搞国债承购包销的同时还干了一件事，就是闹成了中国第一家国内基金山东淄博基金。1991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是首任总经理）私募淄博基金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淄博市乡镇企业发展，被批准后集资扩大到3亿元人民币，首期于1992年12月15日发行基金证券1亿元人民币，于1993年8月20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李青原干着干着感觉就不好了，原先挺纯粹地想闹个“纳斯达克”，想让乡镇企业发达一下，谁想一扯到利益就各有各的想法了。基金由谁来管？最后基金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妥协和混合物。看看淄博基金也只好这样了，国债承购包销也推得差不多了，1993年年底李青原下海到了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转任香港证监会中国政策顾问，“他们担心与内地的政策不好协调”，李青原正好具有推门就进的勇气。1999年李青原又回到高盛，把一肚子马克思倒给资本家。
关于淄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验和证券市场情况的报告
去（1990）年12月和今年2月，应山东淄博市政府的邀请，我们先后两次赴当地考察了解该市企业股份合作制试验和证券市场情况，现简要报告如下：
一、试验开展情况
淄博市有五个区，其中周村区是国务院1988年批准的农村乡镇企业股份合作改革试验区。
备案试验内容包括：1.明确产权归属，合理确定股权，建立资产管理制度；2.健全完善各类股份合作企业的示范章程；3.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的积累与分配机制，合理确定其利润分配顺序和分配比例以及按股分红的办法；4.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管理机制，规范乡村行政组织对企业的管理行为；5.探索股份合作企业破产时财产处分程序及亏损补偿办法，建立盈亏共负、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6.制定股票管理办法，建立与股份合作经济相适应的股票市场。
几年来周村区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已达811处，其中多为村办和联户办企业，一些村镇企业之所以愿意采取股份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资金困难。此外，也希望通过股份制提高职工参与意识，增强企业凝聚力。据我们了解，这里的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股份制，它并不实行一人一票制，加上“合作”二字只是为了强调企业中原有社区和集体财产的公有性质。
从1989年开始，淄博两家国营企业也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发行股票6万份，总额600多万元。
在股份制试验取得进展的同时，淄博证券市场也初步发育，目前主要以国债和企业债为内容，现全市已有证券交易机构十余家，1990年发行各类有价证券
6100多万元，有价证券余额9100万元，转让额1200多万元，参加交易人数100多万。
二、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淄博试验下一步主要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已有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化，要以企业股票上市为目标挑选有条件的企业着手完善管理、资产评估、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制度；二是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主要是把股票发行转让活动纳入规范化的市场体系。
乡镇企业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企业对社区的依附性造成布局分散、规模过小和低层次的重复投入。另外，有一批乡镇企业要扩大规模，搞技术换代，如周村准备将纺织企业的出口白绸转为出口成衣，这就有一个更大的筹资问题。过去那种依靠农民自发集资或者信用社贷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了，因此，乡镇企业股份制试验可能为乡镇企业摆脱社区依附走向社会化、集团化、实现规模经营以及形成更为合理的布局提供一个重要途径。
搞规范化的股份企业，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开发证券市场的意义又不仅在于它为股份制企业创造环境。就淄博的情况来看，完善证券市场还有利于将储蓄引向投资（淄博的城乡储蓄达44亿元），并在乡镇企业中形成竞争机制。
三、几点建议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乡镇企业受传统体制束缚和影响较小，可以说本来就处于大锅饭之外，在这个领域里建立新型的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企业运行机制，理应是阻力较小的，也许可以成为深化改革的一个途径。
1.加强部门协调（略）。
2.在证券市场发展和具体步骤上，已经向淄博建议，应该大致上“先债券、后股票；先柜台、后集中交易”，应尽量利用已有的市场设施。同时建议针对乡镇企业规模小、难以单个上市的特点，进行“单位投资信托”的试验，即，将数个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当做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一方面以证券的方式吸收公众的投资，另一方面将吸收来的资金按比例导向属于这一整体的各个企业。国外有不少有关经验可借鉴。这一办法不但可以克服乡镇企业规模小、难以上市的困难，还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因为数个企业不大可能全都同时破产，这种投资工具管理起来也较方便。对于这样一个与乡镇企业股份化相配套的农村金融改革步骤，体改委有关司应给予政策上、技术操作上的指导。
1991年4月13日
【第十三回】·深圳“8·10”水炮轰天
一夜腾挪李灏黯然回京
文化广场尉文渊兀自放开股价
自上交所成立，沪市便一直实行股价涨跌停板制度，幅度最低时曾达到每日0.5%。1992年2月18日，上交所决定放开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二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1991年8月17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波澜不惊。
1992年2月18日上午开盘后，延中实业最高买入价125元（前收盘价为98元），最低卖出价290元，飞乐股份也以1103.80元开盘。收盘时延中实业168.40元，飞乐股份1599.90元。3月12日，延中实业曾达到380.08元的历史天价。但此后交易萎缩，沪市再次跌入死市。
延中飞乐二将突进，其他“六军”仍依偎着1%的涨跌停板观战不语。1992年3月27日，上交所又发五支新军入市，但依然罩着1%。新军入市搅和了一下股市，但很快又不冷不热不尴不尬起来，不好玩。4月13日，尉文渊又迈了一步，放宽“小飞乐”、电真空、浙江凤凰涨跌停板幅度为5%。一市二制。5月5日，沪市再接再厉，除延中飞乐二将无涨跌停，余者皆放宽涨跌停板幅度至5%。一不做二不休，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
其实，5月20日下午，就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虽然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几乎都被股民挤满。发财的愿望是不受责备的，发财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当时唯一能异地委托买卖沪市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出租车连夜赶到杭州，谁知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综指从5月20日的616点直升到21日收市时的1265点，到5月25日时涨到了1420点。豫园商城股价当日升到10009元，空前绝后。
大家急呀！某日爱建电脑显示屏发生故障，股民看不到行情急得直叫。尉文渊处理完从爱建公司出来被股民抓住。“我至今还记得几只手死死攥住我手臂时的疼痛和温热，一些人喊我……”
面对如此“股疯”怎么办？刚刚宣布了的放开政策，再收回来？只好小步往回收。上交所先公布了四大措施，市场不理。面多了掺水，把新股呈几何级数发行，第一批7只，第二批34只，第三批、第四批接着放，且刚发行完毕不几日就上市。一级市场短时间内就吸走数十亿资金。
除了水多掺面、面多掺水的常规做法，还有什么招儿？尉文渊又发奇想：不是网点越少越挤破头吗？来不及盖大楼咱就盖大棚得了。于是，在昔日的跑狗场——位于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柜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文化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过去这里是法租界，四周法国梧桐高大魁梧。
1992年6月1日文化广场开门，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9点不到，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股民恐慌，欲将手中新股抛出落袋为安，一时间秩序大乱，冲倒栏杆，9点半宣布暂停业。文化广场的混乱更加剧股民恐慌，当周股价下跌。6月9日后文化广场重新开业，有8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稍安。真正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运筹天地之间，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理。
1993年12月24日，文化广场结束使命。今天还有股民肯吃这个苦吗？下雨刮风怎么办？
说起上海放开涨跌停板限制，日后尉文渊说，这事就是他自己定的，没有请示上级，不愿给领导添麻烦。尉文渊试图以一己之力，行市场经济之实。他一定还记得筹办上交所时到香港考察，香港同行说“通过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之言，而他的所为，是市场行为还是行政手段？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些困惑始终缠绕着各级官员和监管层，有时是噩梦，有时是喜剧。
17.5公斤包裹里有2800张身份证
深市“8·10”爆市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节点。实际上，在这之前已有征兆。
1992年5月，深圳要发新股，引来全国股民带着大包小包的身份证涌入深圳，人们日夜排队，时有证券公司门窗被挤爆。当时新股发行数量不大，没有引发重大事件，于是花好月圆皆大欢喜。
但是，这个看起来最市场化的动作，却是完全由政府决断管理的，一切由政府指定：指定价格、指定市场、指定券商、指定购买人、指定包销人、指定中签率、指定发行时间期限，比计划还计划——而最应该指定的是发行哪只股票，这却定不下来。
这种纠结在小范围里是可以花好月圆的。但是，如果放大了会怎样？那就是深圳“8·10”爆市事件，是政府公信力的损毁和丑闻，是书记市长的去职，是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