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这样描述他备受欢迎的广播节目的播发地——一个叫沃布根湖（Lake Wobegon）的神秘小镇：“这里的妇女身强力壮，男人相貌堂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同凡响。”从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和报刊对它们捐赠公告的例行报道中，人们大概对基金会也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慈善的意图、巨大的能量、持续的成功，这就是它们被精心刻画的形象。
但实际上，许多大基金会的现状是：由于它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因而经常会引起一些复杂深刻的矛盾——在捐赠者家庭成员之间，在捐赠者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公司职员之间，在捐赠者和政府当局之间，有时甚至在捐赠者和自己创建的基金会之间。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钱和权而引起的，它们往往还因为越来越恶化的家庭关系更加激化。有的新基金会成立时就包涵着极易导致分裂，甚至具有爆炸性的因素。总之，矛盾的存在和爆发是相当普遍的，而且是激烈并具有破坏性的。所以，每一个新的、重要的捐赠者都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明白在捐赠行为中存在的危机。
事实证明，新成立的重要基金会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在成为有效运转的慈善机构之前就已面临困境：或是出现烦恼的内部争端，或是陷入长期的重大矛盾；有些基金会根本就无法步入正轨。
这确实是相当高的事故发生率，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新基金会的创建者都有兴办和领导新企业的长期成功经验。由此可见，要创立一个有效的基金会或慈善项目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它有自己一些特殊的要求，也要面对特殊的风险。
这里有两个很值得我们分析思考的个案：艾尔弗雷德·杜邦（Alfred I.DuPont）的内穆尔基金会和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规模庞大的医学研究所（它现在是国内拥有财产最多的一个基金会）。这两位捐赠者对公益事业都缺乏认真明确的想法，结果是：一个陷入了永久的灾难，一个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久为人知的丑闻
艾尔弗雷德·杜邦是个能干的生意人，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他有效地领导他那庞大的家族公司走向繁荣。但是，由于他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结婚离婚也太频繁，使他最终被排斥于家族之外。他给自己在特拉华州名为内穆尔的庞大庄园全部建起了围墙，墙头上还插满了碎玻璃，他说这是为了“防范入侵者——主要是杜邦家的人。”
1932年，在一次射击意外使艾尔弗雷德瞎了一只眼、耳朵也聋了之后，他建立了内穆尔基金会。他通过精心安排设置，使基金会不致与庄园的经营管理有任何牵连，他把它交给四个董事“永远占有并掌控”。
1935年艾尔弗雷德去世后，他最后一个妻子杰茜·鲍尔·杜邦（Jessie Ball DuPont）的哥哥埃德·鲍尔（Ed Ball）完全控制了信托公司。凭借着一些投资技巧，他使本金大为增长（目前基金会的财产为5亿美元左右，而信托公司的总额估计为18亿美元）。
这个基金会，从来没有开展过什么像样的慈善活动，有时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除了资助过一所残疾儿童的保健医院外，它基本上只是在维护特拉华内穆尔庄园里的豪宅和花园，另外不过把它开放成了公园而已。
至于那所保健医院，则完全没有认真经营管理，以致特拉华州的检察长曾控告基金会没有履行它的慈善义务，并处以数百万美元的罚款。继而，特拉华和佛罗里达两个州的检察长又共同起诉了埃德·鲍尔掌控的信托公司，控告它以内穆尔基金会的公益事业为名，把收入私吞了。
直到1994年10月，这个基金会和信托公司的丑闻仍然经常是报纸的头条。信托公司的主要资产都是在1967年埃德·鲍尔去世之前聚集的，其中大部分在佛罗里达州。现在，这家公司已变得半死不活，它所控制的一些公司和银行的小股东们纷纷抗议，改组工作势在必行。而徒有公益事业之名的内穆尔基金会，则已很难洗清它所蒙受的巨大耻辱了。
意想不到的转变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规模在国内首屈一指，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它应归类于自行运作的基金会。它的捐赠基金有80多亿美元，但在它建成后的20年中，一直是个无所作为的基金会。除了作为捐赠者免税的手段，它别无其他目的。
霍华德·休斯是20世纪最有天分，也最为古怪的企业家之一。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规模很小但有利可图的制造公司，就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为国防工业的承包商、电影业的巨头和航空公司老板，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他自己也是个飞机驾驶员，曾经创造过越洋飞行的高速纪录。不过，他作为电影皇后们的游伴和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花花公子更为出名。
此人神经过敏、反复无常，晚年又患上了妄想症，逐渐隐居起来。他一天到晚担心私密外泄和染上病菌。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留了一头长发，整天赤身枯坐在阴暗的旅店角落看低劣的影片；他毒瘾缠身，于1976年死于肝病。
其实，休斯根本无意创建什么公益机构，无论对医学或行善他都毫无兴趣。他在1953年捐款建立医学研究所，只是为了帮他的飞机制造公司避税。1955年，美国国家税务局拒绝给予这个公司特别免税待遇，认为“它只是利用吞吐手段把应课税的收入给了一个免税的基金会”。但过了一年，休斯给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的兄弟安排了一项20.5万美元的贷款，三个月后，税务局改变了上述决定。这未必只是巧合。
此后的20年中，这所研究所勉强支撑着。它只有休斯这位独一无二的董事，收入很少，而其中大部分还要作为租金或其他费用返付给他的飞机制造公司。在这期间，休斯与研究所“所长”没有任何联系，从未通过信或电话，也从未谋面。
1976年他去世后，他的遗嘱官司长达7年之久。到1983年，特拉华州的检察长胜诉，迫使医学研究所扩大其董事会，并授权他来任命半数新董事。他随即指定了一些声望很高的人加入了董事会。
于是，基金会的状况大为改观。它的年度预算，在休斯逝世那年是1500万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至3亿美元。它现在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主要是在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它在全国50多所领先的医学研究中心、医院和医科大学建立了实验室，资助了210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科学家的工作。
尽管休斯医学研究所在前进的道路上仍难免碰到一些小麻烦，但它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出色有效的董事会和一支由杰出的医学权威组成的工作班子。毫无疑问，它如今已成为全世界医学卫生领域最大和最重要的研究和培训中心。在公益事业的历史上，这恐怕是空前的：在本已毫无希望的一堆灰烬中，竟然会飞出这样一只灿烂夺目的金凤凰。
对于未来的大批美国捐赠者来说，如果要从以上两个对照的例子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可能就是以下两点：
（1）一个像艾尔弗雷德·杜邦那样自私自利、没有善心的捐赠者，所建立的基金会很可能是腐败的、无效的。
（2）美国公益事业的内在精神和传统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像霍华德·休斯这样乖戾乖张、胡乱行事的捐赠者所建立的基金会，有时也可能在明智的政府监督者和热心公众事业的董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被挽救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