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百年中，美国树立了慈善捐赠、基金会兴建和公民义务工作的无可比拟的伟大传统。但是历史上大部分重要的慈善家至今还不太为人所知，至少相对于政军工商界的名人而言。固然，公益事业的编年史有它自己的英雄和败将，也有居于两者之间的角色，但人们几乎忽视了这一事业的最伟大和最英雄主义之点，那就是千百万美国人民的仁慈、给予和志愿服务的精神与习惯。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很欣慰地看到那前所未有的数目的基金会以及它们的光辉成就，虽然有时也会为一些灾难性的失败而沮丧。我们应为许多伟大的公益事业创举而感到自豪，例如当今迅速增长的社区基金会。不过也要当心，不要让商界和政界的道德败坏也悄悄蔓延到非营利领域的机构之中。
美国公益事业的编年史是一个没有写完、仍在进行的故事，一个崭新的篇章即将揭开。此刻的美国面临着无数的难题，但它也拥有无数的百万富翁，这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因为我们独特的私人公益事业传统正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难题的有效手段。
但是，有一些美国社会中深深潜藏的暗流正在严重地威胁着公益事业的前景。特别使我们担心的是国家的首富之尊们捐赠的方式，因为他们是公益事业长流的源泉，要建立新的发放资助的私人基金会——美国促进社会、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的独具威力与创造性的机构——也要靠他们。
然而这些源泉可能只是点滴细流，而并非滔滔不绝，除非有些态度能够得到转变。这些态度植根于人们的惯性和本能：如看重私产、家庭和狭隘的个人利益。这是笼罩在未来的光明前景上的一片阴影。
这个预测为过去几年中出现的两项严峻的事实所日益证实。第一，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阶层的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比一般美国人要快得多。第二，按财产和收入计算，富裕的美国人施舍行善的比例远比美国的一般人或穷人要低。
根据权威的统计资料，美国刚经历过有史以来私人财富积累规模最大的阶段。从美国财政部关于个人收入的报告中可以很好地看出过去10年间的增长规模。据统计，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由1980年的4377人上升到1990年的63642人，增加了14倍。1990年他们纳税后的平均年收入是1700903美元。
尽管如此，目前美国富人慈善捐赠的水平不仅与他们的收入不成正比，而且形成相反的比例。如1990年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收入最低的纳税人，拿出了他们收入的6.6%给予公益事业；而年收入5万~100万美元的纳税人只捐出了3%；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略微多一点，也只有3.8%。
而且，有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表明，由于最近“税制改革”的结果，非常高收入的阶层所捐赠的比例还在显著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曾两次（1981年和1986年）大幅降低最高限度的所得税率。这对有钱人捐钱的比例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减税提高了所谓“捐钱的代价”。按理说，所得税越高，捐赠人从他给予公益事业的每一元钱中所得到的“回报”（免税额）就越大；所得税越低，这样的动力就越小。现有的资料表明：富裕的捐赠人在决定他们慈善捐赠的水准时，对他们“捐钱的代价”的计算是十分仔细的。
给高收入阶层大幅减税的直接结果，使80年代年收入百万美元以上人士的平均捐赠额下降了50%；年收入在20万~100万美元之间人士的平均捐赠额下降了24%（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大约80%的捐赠人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并没有因捐款得到任何免税利益，因为他们在计算所得税时所得到的基本减税额并不因是否是慈善捐款而改变）。
以上的数据带给我们一幅令人丧气的图景：美国富人从他们收入中拿出的善款不仅比穷人要少，而且他们在施舍时还要斤斤计较能从税务上得到的好处。
证实富人慈善捐赠额下降的还不只是统计资料。《财富》杂志定期发表富人排行榜，目前（指1996年）家财达20亿~230亿美元的巨富有21人。在最近的排行中，沃尔顿家族（Waltons）占首位，萨姆纳·雷德斯通（Sumner Redstone）、沃伦·巴菲特、鲁珀特·默多克等居中，普里茨克尔家族（Pritzkers）、柯克·克科里安（Kirk Kerkorian）和马文·戴维斯（Marvin Davis）殿后。他们在美国经济和产业中都是引人注目的头面人物。但是从公益事业的角度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中只有一位沃尔特·安嫩伯格是成绩斐然的慈善家。还有几位至今可能献出了自己财富的百分之一二于公益事业，而其他人则几乎或完全毫无作为，例如范·安德尔（Van Andel）、威廉·齐夫（William Ziff）、马文·戴维斯等。
这份名单中的整个队伍，除了现已年迈的安嫩伯格和两三位别的人以外，都是从美国的经济和民主制度中获利最丰厚的人，但是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并无责任或没有多大义务来回馈这个社会，保持为社会尽责的传统。
不少美国富翁在他们行事和有生之年对公益事业的责任漠不关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在他们生命的尽头，当他们规划自己的“遗产”时，是否会把他们赚来的一部分财产安排给公益事业，使得天平略为平衡一些呢？在那时，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和慷慨之心是否会一起迸发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结果将会无比巨大，因为现今私人财富聚集的数额已经令人咋舌。
官方统计资料定期对私人财产的数字进行估算。例如在1976年，美国有18万百万富翁；1982年有47万；1986年有94.1万，大约10年就翻了五番。
根据1993年春天美国财政部的《收入统计公告》，由巴里·约翰逊（Barry Johnson）和马文·施瓦茨（Marvin Schwartz）发表的两项很可靠的统计提供的评估更高。据他们报告：占美国成年人口不到2%的顶尖富人，拥有美国全部私人财富的大约25%到30%——即超过48000亿美元。这比1976年至1986年十年间美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数字增长了18倍。
这两位学者调查了1986年财产在50万美元以上的死者（8990人）的遗产扣税额，发现他们的慈善遗赠是财产总额的24%——达416亿美元。这些富裕人士在临终时要比生前慷慨大方得多，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
1993年康奈尔大学专门研究财富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埃弗里发表了一批新的资料，预估美国财富的转手换代，曾激起很大的希望，也引起不少争论。埃弗里在到大学任教前曾主持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财富普查工作多年，被公认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引用1989年美国政府关于消费经济调查的数据，预测从1990年到2040年的遗产总数为104000亿美元（按通胀率调整）。他很审慎地估计今天持有财富的人士去世后，每年平均将留下2250亿美元的遗产。这份转手的巨额资产中有多少将会用于慈善目的呢？依过去的平均数为例，大约1%会投向这方面。
即使这个测算只是大致正确，非营利部门将得到的利益也是极其可观的：每年约达20亿美元。这些新的资源加上活着的捐赠者们每年的赠款数字，它的规模将会使公益事业全面改观。
显然这样的预测会有不小的偏差，不过这已是目前经济学和统计学可能提供的最佳估算，它使人十分振奋。在这个全国都急需援手、政府束手无策，提供解决社会、教育和健康问题的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这样大数额的新资源对非营利部门来说，不是一点点锦上添花的补助，而是拯救国家的手段。
最近十年是美国经济和财富快速增长的十年。我们用不着把它贬称为“贪吝无度”的十年，但是不可否认，这段时间中我们很少看到重大的新公益事业出台，也普遍缺少才华洋溢、开拓创造的捐赠者。
尽管如此，宽厚慷慨和公民尽责的美国传统仍然是坚实稳固的。全国每年投入慈善事业的赠款和义务工作的总和展示了这种品德的活力。但我们寄望于不久的将来，又如过去一样，将再次出现像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和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这样级别的真正伟大的捐赠者榜样，使我国高尚的行善传统重放光辉。
很可能这样的人已经在我们中间，例如乔治·索罗斯。索罗斯不只是像安德鲁·卡内基当年那样宣扬他的“财富的福音”，他更是通过一系列创举显示了一个热情充沛、具开拓精神的慈善家为了人类的自由可以实际上影响历史的进程。
索罗斯不必去重复论证“抱着财富而死，死得不光彩”的观点，他作为榜样的影响力应已足够推动美国新一代富人们贡献他们财富的一部分——譬如五分之一，去为人类谋利造福。而他们可以相信，在美国非富裕阶层中存在的博大坚实的行善传统将会完成余下的任务。这两种力量合在一起，就能建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