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显然觉得，文学应该多样化，单纯追求作品的教育意义，并不能促使我们国家文学事业繁荣，反而只能对其的发展形成阻碍。何况，对于读者来说，这也是糟不可言的事情，他不相信我们国家几万万读者都傻愣愣地在等待着接受教育。他觉得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国家读者的水平是很高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和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提到这一点：读者的水平很高，所以，我们根本不必通过小说负起道义的责任，通过小说给读者以教育意义什么的，这完全犯不着。
但是，文学应该具有教育意义，这是大家对小说主流的看法，很多编辑也对他说，希望他的小说能让人可以看懂，还要有点教育意义。王小波倒觉得这件事挺逗的，因此在文章中使劲讽刺这一点。他的短篇《茫茫黑夜漫游》中多次涉及了这一点，说他讲的故事，在美国听了没人不笑的，中国人听了却没人笑，还反过来问他说，这个小说的教育意义在哪里，倒能把他给逗笑了。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就只好也给自己的故事准备两块四四方方的板砖一样的教育意义，在故事讲得差不多时，掏出来给你一下，打得你迷迷糊糊，觉得很过瘾。
这显然不是王小波理想的创作理念，什么教育意义，这是他从来不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写作要追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把小说写好了，反反复复地修改，直到把每一处地方都写得让自己满意为止。王小波把这种写法叫作“追求对作者自己来说的完美”，他特别喜欢杜拉斯的《情人》，那部小说就是这样写成的。他自己的书，也在用这种方式写着，譬如他的《黄金时代》，他就改写过很多遍，反反复复地调动其中的每一个章节，进行重组，直至小说达到完美。
这样的写作方式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一个朋友曾打算要写小说，就问王小波，小说应该怎么写，王小波就把自己这样的写作方式告诉她，结果对方听了之后觉得太困难，就把写小说的念头放下了。其实这过程虽然是繁难的，但是在写的时候，作者是非常享受这一过程的。每次看到自己的文章质量有所提升，那种感觉本身就是写作带来的收获。因此，王小波觉得，任何一个作者，都应该尝试一下这样的写作方式，这对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
文学作品的格调问题
王小波的这种写作理念有点超前了，因此受到了不少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他的小说格调不高。王小波的作品《黄金时代》出版的时候，就有人这么批评他。这促使王小波开始关注有关格调的问题。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格调高不起来，事实上他也不觉得写作的时候应该想着格调什么的，如果让他来看的话，写作的时候不仅不应该想着格调，反而还应该放弃格调。
别人说，他的作品格调是不高的，但倘使你问对方，到底什么是格调，其实他也说不出来，因为细细去想，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王小波引入了科学定理，才算将格调的意思解释清楚，得出的结论也说明了，写作的时候不该注重格调，否则写作就会遇到灾难。由此再来看，倘使那些批评王小波的小说格调不高的人，他们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格调的话，也就不会再批评他了。
王小波又举出了电影里面的例子来说明，就像《庐山恋》，男女主人公在庐山上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喊得连大地都在震动，于是他们的格调就很高，影片本身格调也很高，后来还得了奖。但是光顾着追求格调，片子就显得有些不切题，因为在男女主人公相爱时，说的应该是“我爱你”，而不是爱祖国、爱人民什么的，因此有人就说没看懂这部电影拍了些什么。
举出这个例子，王小波是想说明，有时候艺术和格调是不相容的，如果一味追求格调，那么艺术就会走上衰亡。“文革”的时候那些作品就是这样，一味追求格调，写的全是高大全人物，最后就导致了谁也不爱看它们。因此，如果是王小波的话，在艺术与格调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艺术，放弃格调，也正因为这样的理念，他的小说受到了批评，被人认为格调不高。
别人会有这种看法，最主要的原因是，王小波的小说里面写到了性。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性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格调低下的，小说写到了性，格调就也高不起来。但是王小波不赞同这样的看法，食色，性也，这本身就是人的一部分，不能说这是格调低的东西。而且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格调是高是低也很有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都会写到性。事实上很多文学大家的作品都有这种内容，所以，文学作品的格调永远高不起来，除非把小命根一刀割掉。
那些看文学作品要追求格调的人，对作者来说当然是一种损害，就算是对读者，这种态度也是很要命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势必纷纷效仿，以证明自己格调很高。这就是王小波在文章中讨论到的关于媚雅的问题，即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当初王小波在美国的时候，朋友热情邀请他去听了几场高雅的音乐会，王小波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在里面熬了两个半小时。说实话他根本没听出那些高雅的音乐有什么好的，所以在这期间他感到痛苦不堪，由此他得出结论：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对人也是有害处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俗人！
幽闭型小说和想象力
在王小波写作的时候，文字在他笔下是充满自由的。1995年之后，他写的杂文明显少了，开始把大量的精力放到他的那几部长篇创作上。这几年他写了三部历史长篇小说，分别是《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这三部长篇小说被收进《青铜时代》一书出版。王小波自己对此的形容是，“很长的、古怪兮兮的小说……比较个性化”。就他本心而言，他还是喜欢写这样的东西。
王小波觉得，作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解释自己，一类是开拓世界。前者如海明威，其实海明威还不够典型，像《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更加明显。这类作者写发生的一切，往往注重笔下故事的真实性。笛福就是如此，每次在小说的序言或者正文里面，他总是要发表声明说，他的故事是真实的，毫无虚构。他甚至觉得，虚构是可耻的东西，是一种谎言。而后者则像卡尔维诺和尤瑟纳尔，用想象力来营造世界，王小波的写作理念倾向于后者。
在王小波看来，一个作者如果要把写作当成终生的事业，还是应该走后一条路。尽管，大众流行的观点，觉得小说还是应该贴近生活云云，但是从艺术的角度讲，用想象力营造小说世界，是更值得作者尝试的。也正因此，王小波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真即是美”的文学理念，觉得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象力的世界才是美的。因此，大家常常说的，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就觉得，其实生活之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不配出现在小说里面的。
因为有着这样的看法，王小波就不太喜欢张爱玲写的东西，她的作品多半写到旧社会的家庭生活，媳妇和婆婆之间的斗争，那种早晚唠叨、尖酸刻薄、捕风捉影、指桑骂槐、透着琐碎和烦躁的生活。王小波坚持认为，一个人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但是不该总写些让人心烦的事情，一件事已经让人心烦了，写出来让人看了更加要烦，从中丝毫收获不到快乐，只有痛苦，这很要命。
像张爱玲的这类小说，王小波把它称为“幽闭型小说”，即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充满压抑的情调。张爱玲笔下的家庭，就像是一个囚笼，一个噩梦。但是，这不过是很小的噩梦，还有像社会这样更大的噩梦，“准确地说，是人文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
王小波说，初次读张爱玲的小说，是在他美国留学期间。那时他读着那些小说觉得怪怪的，回国之后发现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个味，这时候他才知道不是张爱玲怪，而是他自己怪，但他依旧觉得，小说不仅仅只有一条途径，它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他的作品就背离了这条主线，在想象力中恣意遨游。
王小波始终觉得，“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想象力就好像一朵朵美艳的鲜花一样，透露出精致和美雅，给人以自由和兴奋的感觉。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就要有虚构的才能，并且要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而看小说的人想要开心，也要能欣赏虚构，并且能够宽容虚构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