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2012年去过奠边府，那是一座位于越南和老挝边境附近的小城，如今的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型的纪念碑，而在高耸的小山顶，有一座雄伟的纪念雕塑，纪念着奠边府大捷。对法国人来说，奠边府战役则是一场严重的失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战败的法国又回到了越南。实际上，越南人并不欢迎法国人回来，一个叫胡志明的人已经建立了严密的抵抗组织，并趁日本投降之际控制了北部的山区，组织了全国性的起义。英国人作为南部日军的接收方，推进到了越南的南部。中国的国民政府是北部日军的接收方，从云南派出卢汉的部队占领了越南北方。这件事对中国很有利，法国人为了让国民政府撤军，不得不让出了在中国境内的租界。
当各个外部势力达成一致之后，法国军队开了进来，英军和国民政府军撤出。
此后的几年是胡志明率领的越共与法国人鏖战的时期，越共得到了中国强有力支持，他们背靠中国，逐渐向南扩展。越共的发展和消耗战使得法国人逐渐吃不消了。
1953年，纳瓦尔将军决定集中兵力打一场大仗，歼灭越共的有生力量，战场就选在了奠边府这个偏僻的小城。法国利用空降兵占领了这个宽阔的小坝子，试图切断越共的连接线，各个击破。风流的卡斯特里上校成了前线总指挥，上校一生情人无数，他甚至使用情人的名字为法军占领的各个据点命名。
很快这里集中了几万法军，他们将宝都押在了一处。
法国人认为，这里距离中越边境还很远，越军补给不可能跟上，而法国人可以利用空运进行补给。但他们这次想错了，越军利用蚂蚁搬家的方法，依靠人海战术跨越了几百公里，在山地里蜿蜒徘徊，完美地解决了物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袭击了法国在河内和海防的机场，使得法国人依靠空中补给的想法变成了泡影。
为了歼灭法军，越南人利用包围圈将法军团团围住，避免他们逃跑，于是这次战役变成了消耗战，法国人出不去，越南人进不来。法国人感到了疲惫和无奈，他们无法突围，只能防守，他们指望着越南人也会一样疲惫。但他们错了。
越南人之所以围而不打，是因为他们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火炮运到这里。一旦火炮组装完毕，实力的对比瞬间发生了巨变。
从1954年3月开始，越南人开始对法军阵地狂轰滥炸，数百门大炮吐着火舌将一枚枚炮弹弹射到小坝子里。为了救援，法国人空投了更多的兵力，却只是让更多的人进入了绞肉机。
战役又持续了两个月，之后，风流的卡斯特里将军不得不投降了。他所使用的暗堡至今仍然保留着，供法国人前来凭吊。
如今，在奠边府还可以看到被击毁的坦克、火炮，以及各种武器的碎片。战争过后，这里如同一个巨大的战争垃圾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铁片，即便到现在，仍然有迹可循。
这次战役之后，法国人已经认定印度支那守不住了。之前在日内瓦，印度支那各国与法国人举行着艰难的谈判，但战役之后，谈判变得非常顺利，不仅越南将会取得独立，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也正式通过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荡然无存。
电影《印度支那》还有一个短短的尾巴：1954年，法国和越南在日内瓦举行谈判的时候，卡米尔也是越南代表团成员之一，艾莉亚娜带着卡米尔的儿子出现在日内瓦，希望能让孩子见母亲一面。但他们没有见到彼此，儿子回避了信仰共产主义的母亲，对于新一代的他来说，他的家是法国，当年的印度支那对于他只是一场梦而已。
当正义让位给权谋
当我到达溪生的机场时，耳朵里听着“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的Scarborough Fare（《斯卡堡集市》）。
不过，所谓溪生的机场只不过是个历史名词，1968年，机场就已经被废弃，这里如今只是一片长满了含羞草的空地，在空地上摆放着几架旧飞机，保留着几处掩体，以及新建了一座博物馆。
溪生也许是世界上最适合听Scarborough Fare的地方。当西蒙和加芬克尔写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除了人们熟知的主旋律，还包括了一首叫作The Side of a Hill的副歌。在两人合唱的版本中，保罗·西蒙负责演唱主歌，在歌声中，一位青年嘱咐他的朋友，如果要去他的家乡，就帮助他找到一位姑娘，那位姑娘曾经是他的爱人。他希望曾经的爱人为他准备好土地和花束。
如果仅仅听旋律优美舒缓的主歌，人们还很难听出其中的反战色彩，但当把加芬克尔的副歌叠加上去，却突然能让人产生心颤的感觉。副歌中唱道：“猩红的弹雨中战地钟声敲响，将军命令士兵们去杀戮，为的却是他们早已遗忘的理由。”
这时人们才想到，主歌里的那位青年是一位战士，他是让战友为他捎话，让曾经的女友为他准备墓地——
这或许是当年一代美国大兵的心声，他们在越南战场上厮杀，却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可不管知不知道，他们却已经置身于世界上最恐怖的战场。
溪生在西方的知名度远大于东方，因为这里曾经是地狱的代名词。1968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集大军将溪生的机场团团围住，美国人立即意识到，这里可能会成为又一个奠边府，于是竭尽全力守卫机场。
与歌词中类似的是，溪生的机场也位于一座小山上，它的四周是更高大的山峰，而这座小山的山脊上却有一片平坦的土地，适合建造机场。越南军队占领了周围更高的山头，利用火炮对机场进行打击。美国人则利用空中优势，出动飞机对越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他们下定决心不重蹈法国人的覆辙。
在溪生战场的遗址，我碰到了一个只有四位游客的小旅行团，游客包括两位丹麦人、一位荷兰人和一位菲律宾姑娘。越南导游说着标准的英语介绍着战场的情况，并隐隐地透露着越南人特有的骄傲——他们打败了法国人，又打败了美国人。在越南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这种越南的骄傲。
我曾想，在数百年之后，越南人还会像今天这样纪念胡志明吗？答案是：还会。也许以后意识形态会发生大变动，但胡志明仍将会以民族英雄的形象被越南人所熟记。他领导的抵抗异族的斗争对越南民族的激励作用，对于越南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导游指着展览馆里的地图告诉我，溪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距离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DMZ，即停火线）非常近，当时整条停火线都已经成了敏感地带，在这里驻扎重兵是可以理解的。
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于此。更大的意义在于：溪生位于停火线的西部山区，而西部山区正是那条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所在地。
越南战争时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打击越南共和国的最主要方法，就是派遣武装人员、携带各种武器，顺着西部的山地和丛林悄悄地潜入停火线以南，再从山区下到靠海的平原地带，在南越控制的各个地方展开破坏行动。他们白天放置炸弹、暗杀，夜里明着袭击军事目标，即便是最南部的南越首都西贡（胡志明市）都无法逃脱威胁。
更令美国人无可奈何的是，胡志明小道不仅在越南境内，还深入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由于老挝和柬埔寨的政府无力阻止越共游击队的渗透，只能听之任之，而美军想出动正规部队越境进行打击，又会触犯国际法，使得越南共和国政权举步维艰。
溪生机场恰好位于胡志明小道附近，从这里出发的飞机能够对西部山地和丛林进行轰炸，从而破坏胡志明小道，对于美军来说，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则意味着它是游击队员们的一大威胁。
在如今长满了含羞草的土地上，当年曾经充斥着美国大兵，他们忙碌地运送着武器，或者躲避着敌军的炮弹，然而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堆堆的炮弹壳，以及几架旧飞机。有的飞机已经散了架，或许是当年被摧毁的，如今仍然摆在原地任凭风吹雨打。
当年的跑道也变成了一条浅浅的痕迹，如果不是导游的指点，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这是一条跑道。在跑道的边上，几个当年美国人使用的掩体里布满了水坑，我们在水坑间行走时，需要来回地跳着。只有在弹坑里的时候，才仿佛又听到了当年越军进攻时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
战役的结果对于越军不利：这里没有成为另一个奠边府，美国人拥有着更先进的装备，也有着死守的决心，反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占领的山头遭到了美军空中力量的打击而溃散了。如果仅仅就一次局部的战役而言，越军失败了。
但奇迹却在越军撤离后发生。当越南人退兵之后，胜利的美国士兵们不仅没有加强修筑工事，反而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也打包撤离了。溪生这个阵地在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取胜利之后，竟然被放弃了。
美国人认为：虽然保住了阵地，但由于跑道遭受火力破坏严重，已经没有了价值，所以决定撤离。而在越南人看来，美国人则是通过这次战役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害怕而逃走了。
事后，人们回顾起溪生战役来，却发现意义还不止于此。
首先，这里真的是一次未实现的奠边府大捷吗？后来的情报显示，溪生战役实际上只是一次佯攻，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正在准备一场全面的“春节攻势”，在攻势开始前进行了一系列佯攻，溪生就属于佯攻的一部分。当美军因为害怕奠边府战役再次上演而集重兵于溪生的时候，越军却在东部沿海地带集结了重兵，并在1968年春节期间开始了著名的春节攻势。
当我漫步在越南东部的顺化城时，总是试图寻找当年顺化被摧毁的痕迹。在春季攻势中，顺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攻打的重点城市之一，曾经出现过几次易手，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尸体和残砖断瓦混合在一起，使得这个皇朝的故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劫难。
如今的顺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当初的废墟也已经被修复，能够找到当年痕迹的，只有博物馆里的武器，以及留在老一代人记忆里的恐惧。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春季攻势也失败了，他们有数万人的伤亡。但溪生战役的干扰行动却是成功的，如今谈起越南战争，美军首先谈到的不是春节攻势，而是溪生战役。
溪生战役使得美国人认识到越共有多强大。即便越共被打退，但当他们出现在四面八方，如同无处不在时，给人的震撼感却无法消除。当媒体在一次次渲染着美军的几千人伤亡时，美国人也意识到政府在欺骗他们。美国政府总是试图让美国人相信，越南发生的一切都是小菜一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搞定。但这样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
从这个角度，甚至有人认为，溪生战役（与春节攻势）实际上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战役之后，美军的伤亡造成了民众的觉醒，进而逼迫政府不得不退出这场无法获胜的战争。
这也是第一次，美国民众开始大规模质疑政府的军事行动，他们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对政府的信任感被彻底摧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往往都有争议性。朝鲜战争争议还相对较少，但到了越战时期，则充满了游行、抵制和批评，直到现在，关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争论仍然存在。
在苏联的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军虽然没有参加，却在背地里支持阿富汗的反抗势力，而这些反抗势力有一些成了塔利班的源头。至于21世纪的战争，不管是进军阿富汗还是进军伊拉克，都让美国人感到焦头烂额，一方面陷入道义上的争论，另一方面，当地的恐怖主义抬头造成了美军大量的伤亡。这些战争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越战，对它们的争论也注定还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争论？或许其根源在于二战之后美国全球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战之前，由于世界对于德国的挑衅采取了姑息政策，造成纳粹德国得寸进尺，越来越肆无忌惮，终于酿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大战。于是，人们意识到，对于流氓政权，决不能等它坐大，而是必须在一开始就加以防范。
但这个简单的想法后来则矫枉过正，变成了另一种极端思想：只要目标正确，一切手段都是可行的。具体来说，由于美国将东方阵营视为自由世界的主要威胁，那么，只要能防止共产党掌权，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这些手段包括暗杀、局部战争，也包括扶持敌对政权、大规模间谍活动，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惜针对平民进行袭击。
可以说，二战之后美国的地下外交政策主动把自己刻画成了“高尚的流氓”，无恶不作却又品德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