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僚虽然被蒙在鼓里，却仍然十分小心。他派王宫卫兵在公子光府邸森严把守，从大门到大厅都有人警惕地戒备着。不但如此，从王宫到光邸一路上均有甲士夹道镇守，铠甲和利戟在阳光下闪烁着逼人的寒光。被邀请赴宴的官僚也多为吴王僚的亲信。
宴会开始后，气氛渐渐地热闹起来。然而所有进入大厅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公子光是这出血腥活剧里的主角，他以主人的身份，周旋于吴王僚和宾客之间。他看到宾客们的醉意越来越浓，酒兴越来越旺，警惕之心也越来越松弛的时候，便向吴王僚说：“臣脚疾发作，疼痛难忍，需用白布缠裹，方可止痛，请允许稍离片刻。”吴王僚很关心地答应了。
厨房附近有一位侍者，两只眼睛机敏地溜来溜去，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机会。当他看见公子光起身离开餐桌步向后厅时，便端起一个大银盘，银盘里盛着一条色香味俱佳的太湖蒸鱼，向宴会大厅走了过去。吴王僚的甲士认真地搜查了他的全身，才放他接近了吴王僚的餐桌。吴王僚一直在专心地欣赏着美女们的仙姿妙舞，所以连他最喜欢吃的太湖蒸鱼也没有引起注意。粗壮的侍者在放下银盘的瞬间，突然把右手伸入鱼腹之下，取出一柄匕首猛地向吴王僚狠狠地刺去。吴王僚惨叫一声，眨眼间侍者的匕首已经透过三层甲衣，深入他的肌肤。侍者又一次地猛一用力，吴王僚便血溅光府，一命呜呼了。侍者名叫专诸，是公子光与伍子胥事先安排好的力士，吴王僚的卫兵们很快便把专诸剁成了肉泥。这时，公子光、伍子胥率领事先埋伏好的甲士冲杀出来，王宫的卫兵见吴王僚已死，士气大减，不一会儿，死的死降的降，场面渐渐安静下来了。
公子光在甲士的簇拥下，对赴宴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吴国的王位，如果季礼不愿继承，身为诸樊长子的我，自然是正统的继承者。僚根本没有资格为王，他即位即是篡位。此刻我从篡位者手里夺回了王位，有意见的可以站出来。”当然没有人敢站出来表示异议，于是公子光率领亲信甲士，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王宫，诛杀了反对派，正式称王，自号吴王阖庐，一时间声震朝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是这一场场的历史斗争为现代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在各种境况里能进退自如、保全自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境遇困窘时不妨爬行一段
有一位大学生，在校时成绩很好，大家对他的期望也很高，认为他走向社会很有可能干出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他确实做出了成就，但不是在政府机关或大公司里有成就，他是卖虾仔面线卖出了成就。
原来他毕业后不久，得知家乡附近的夜市有一个摊子要转让，他那时还没找到工作，就向家人“借钱”，把它兑了下来。因为他对烹饪很有兴趣，便自己当老板，卖起虾仔面线来。他的大学生身份曾招徕很多不以为然的眼光，但却也为他招徕了不少生意。他自己倒从未对自己学非所用及高学低就怀疑过。
现在呢？他还在卖虾仔面线，但也投资，钱赚得比我们不知多多少倍。
“要放下身段，”这是那位大学生的口头禅和座右铭：“放下身段，路会越走越宽。”那位大学生如果不去卖虾仔面线或许也会很有成就，但无论如何，他能放下大学生的身段，还是很令人佩服的。你不必学他非得去做类似的事情不可，但在必要的时候，实在也要有他的勇气。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身段”是一种“自我认同”，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这种“自我认同”也是一种“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因为我是这种人，所以我不能去做那种事”。而自我认同越强的人，自我限制也越厉害。
所以，千金小姐不愿和保姆同桌吃饭，博士不愿意当基层业务员，高级主管不愿意主动去找下级职员，知识分子不愿意去做体力工作……。他们认为，“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果那样做，就有损他的身份。
其实这种“身段”只会让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并不是说有“身段”的人就不能有得意的人生，但在非常时刻，如果还放不下身段，那么会让自己无路可走。像博士如果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当业务员，那只有挨饿了；如果能放下身段，那么路就越走越宽，也没有走不通的路。
你如果想在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就应该放下身段，低调做人，也就是：放下你的学历、放下你的家庭背景、放下你的身份，让自己回归到“普通人”之中。同时，也要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议论，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走你认为值得走的路。
“放下身段”比放不下身段的人在竞争上多了几大优势：
——-能放下身段的人，他的思考富有高度的弹性，不会有刻板的观念，而能吸收各种信息，形成一个庞大而多样的信息库，这将是他的本钱。
——-能放下身段的人能比别人早一步抓到好机会，也能比别人抓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没有身段的顾虑。
有一则这样的故事：一千金小姐随着婢女在饥荒中逃难，干粮吃尽后，婢女要小姐一起去乞讨，千金小姐说：“我是小姐，怎么能跟你出去讨饭呢？”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去。
结果呢？只能是“碍于面皮，饿了肚皮”！
当今社会，生存竞争愈加激烈，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得过去就是赢家，挤不过去，轻则落伍，重则落水。但不挤更不行，即便一身臭汗，披头散发，也要搏上一搏。千万不要站在岸上，自视清高，丧失了大好时机。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些人，眼眶子太高，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觉得太丢面子，有失身份，宁可委屈受穷，也不肯放下架子。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管他脸不脸，混个肚子圆。”这话虽然有点儿俗，却也比较实在。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人生之路是漫长的，未来如何没有定数。所以，在自己境况好的时候，应该多为自己想想后路；当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应该多想想下台之后的情景。这种“居安思危”的思想有助于使自己的一生获得长久的保全。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不求取功名不是他们的性格。但取得了一定的功名还未达到最终目标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打击。如何既要躲过打击，又要继续追逐功名呢？曾国藩做的是最出色的。
攻克天京，这是曾国藩率湘军出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清政府便对这些“栉风沐雨，艰苦备尝”的功臣们进行了赏赐。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对于如此隆重的封赏，曾国藩十分感激：“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战兢，何以报称。”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加给曾国藩兄弟二人表面上的荣耀。暗地里，曾国藩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漩涡”，这些漩涡的产生有的是由于满汉矛盾的发展，有的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天京被攻克以后，曾国藩已非昔日京城中手无一兵一卒的兵部侍郎，他的门生故吏已遍及于东南各地，上至巡抚，下至提督。同时，曾国荃手里掌握着“精悍”的5万湘军，这无疑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天京陷落后，清政府最大的忧患，已不再是太平天国的余部，而是兵权愈来愈大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要求清政府必须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这一总体战略出发，而这一特殊的政治出发点决定了曾国藩在成功之后逃脱不了的政治命运。
在天京陷落以后，清政府既已开始着手限制曾国藩势力的膨胀。清政府利用湘军内部故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于与曾国藩地位不相上下。当左宗棠的左系湘军与沈葆桢结成同盟，并脱离曾国藩，向其发起挑战时，清政府则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从内部瓦解曾国藩的势力。而对于曾国荃则竭力进行压制，不让其有抬头的机会，虽已升任浙江巡抚，却以尚未赴任为借口，不允许其单折奏事，此一巡抚，岂不形同虚设；夺得天京首功，本以为可以扬眉吐气，却不曾想竟然接二连三地遭严责和警告。
面对大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势的曾国藩，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确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在天京陷落前的一个时期里，曾国藩已经对大功告成后如何收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当天京陷落以后，面对朝廷的猜忌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为难之举，曾国藩有了思想准备。要想善其末路，必须自翦羽翼。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规则；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此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盈保泰。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至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3～4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是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武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荃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大惑不解，但曾国藩却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极力劝说。
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5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曾氏以退为进、以退护官的为官之谋，令后人不由不为之叹服。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的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出，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真可谓是处世高手，换成任何一个人放在他的位置上都会人仰马翻，惟有他稳坐钓鱼台，靠的正是高明的处世之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