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和说是领导者的两项基本功。领导者应懂得能够听进不同的声音，善于调动所有人的智慧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但是高明的领导者更懂得有选择地听，只听有益于做出正确决策的意见。领导者不但要会听，更要会说。说，不仅是一种语言的技能，更是智慧的较量。把话说圆是领导者必须拥有的说话技巧。
1.对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喜欢但不能不倾听
大凡下属提出建议、意见，只要是论及公事而非个人私情，无论对错，领导者都应侧耳倾听。因为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鼓励，不要抑制别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是领导者心存方正的体现。
贞观初年李世民定下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并克己治国，终于在三四年内使国内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有所回升。然而，大概劳后求逸是人的本性使然，同所有的帝王一样，李世民也时常想享受一番。有趣的是，由于他所倡导的君臣互制机制的作用，每当他有这种念头时，总会在经过仔细考虑和臣子劝谏之下，他又每每能够回到节俭、求进的思路上来，收回了自己的一些奢侈的念头。
在刚即帝位时，李世民很注意节省民力。但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之后，仍是住在隋朝的旧宫殿中，这些宫殿大多都破旧不堪。若按以往惯例，新君王即位总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而李世民却未这样做。
早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有公卿诸臣上奏说：“根据《礼记》上记载，在夏季最末的一个月，允许居住在亭台楼榭之上。现在夏季的暑热还没有消退，秋天的雨季刚刚开始，皇宫地势较低，空气潮湿，请陛下下令建造一座地势较高的殿堂用来起居休息。”
李世民说：“朕患有气力衰竭的病，的确不适宜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居住，但朕如果按你们的请求去做，耗费的财物实在太多。从前汉文帝打算建造露台，但舍不得耗费掉相当于当时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后来就取消了这个建露台的计划。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比他要多，如何称得上是一个作为百姓父母的君王的为政之道呢？”当时，虽然公卿大臣们再三坚持奏请，李世民始终没有答应这件事。
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打算东巡洛阳，于是下令修复洛阳宫，以备巡幸的事。如果说上次是臣奢侈、君节俭的话，这次的情况却恰恰翻了个儿。当时一些大臣上疏谏阻，然而李世民仍坚持要修，说前几年经济不景气，所以没修宫殿，如今国家形势好转，为什么不修呢？对于李世民的固执，群臣毫无办法。当时，给事张玄素上了一封言词极为激烈的奏折来劝阻，使李世民打消了修宫殿的想法。不过，这一次上疏几乎可以说是在虎口里拔牙，相当冒险了。
其实，说张玄素耿直敢谏也好，说他有回天之力也好，都不如说作为一名君主，李世民的头脑毕竟还算清醒，能克制住自己的享乐意识而虚心纳谏，这种品质，其实是一个明主所必备的涵养。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经济已有几分繁盛，然而不知不觉中，李世民又增大了人民的徭役，各地楼馆宫殿都有所兴修，于是大臣马周便上奏劝谏：“现在百姓刚刚经历了隋唐两朝战争，经历了丧乱时代，人口已经下降到隋朝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但是老百姓仍要供官差、服徭役，青壮年被一个接一个地征发上路，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冬去夏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陛下虽每有恩诏，下令减少差役，但有关部门既然不停地营建各种工程，这自然也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奴役百姓仍一如既往。”
马周在上奏中还说：“臣常常到民间去微服私访，在最近的四五年里，发现百姓颇有怨恨嗟叹之言，认为陛下不存体恤抚养他们的心思。从前唐尧用茅草土块盖房住，夏禹王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重现。汉文帝因怜惜百金之费用，停止了露台的建造，还把臣子上书用的书袋收集起来，拼在一起，作为宫殿的幕帷使用。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着节俭到衣裙拖不到地上。到了汉景帝时，因锦绣五彩线带的制作耗费妇女劳力，专门下诏，废除不用这些奢侈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汉孝武帝统治天下时，虽然他穷奢极侈，但是依赖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传统，因而民心并没有大的变动。假若继汉高祖之后，接着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
马周指出：“这些情况在时间上离现在较近，事情的过程还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及益州等地的许多工匠，都在制造供奉皇家的器物，以及诸王嫔妃公主的服饰，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认为这太奢侈。臣听说勤奋早起欲求有盛大显赫功绩的君主，其后代犹为懈怠；好的法律，实行久了也会出现弊病。陛下小时处于民间，深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人所共见。”
马周又说：“臣研究前代以来国家成功失败的情况，发现凡是因黎民百姓怨恨谋反，聚为盗贼，国家没有不立即灭亡的。国君即使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修行政治教化，应在还来得及修正时修正，若事变之后，后悔也没有用了。所以后代的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能够清楚地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误，可是却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王嘲笑夏桀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王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齐丧失国家。然而现在陛下看炀帝，也像炀帝当年看北周、北齐一样。此言不可不戒也。”
读了马周的上书，李世民幡然醒悟，历史的教训果然使他深有忧惧，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大的过失，于是马上宣布停止制造各种奢侈之物，以悔改自己的言行。
能不能听得进自己不爱听、不喜欢的话，是衡量一位领导者领导境界的标杆。你可以不同意、不接受，甚至你可以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你不能拒绝别人发表意见。
2.越是耸听之危言越应多听
在安逸的环境下，领导者的精神容易松懈下来。作为一种规律，奋发图强的劲头一旦减弱，耳根子也会变得硬起来，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赞歌，听不进既刺耳又耸听的危言。其实越是这个时候，领导者越需要一些危言刺激他日渐麻木的神经。
追求物质享受之心大概是人所共有的，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想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一些。由于贞观初年君臣上下的励精图治，贞观中期经济有了大的起色，然而随着国库的充盈，李世民也渐渐有了享受安逸之心，国中时风也渐有奢侈之象。有鉴于亡隋之鉴，一些忠良的臣子们由此而生出忧虑。
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左仆射房玄龄和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了少府监（少府：唐初专管工程修建的官署）窦德素，问他北门宫近来又在建造什么工程。窦德素便将两位大臣问事之举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有些不悦，心想：虽然本朝从不以僭越问罪于下臣，敞开怀抱纳谏，但你们做下臣的也未免管事太宽，于是召来房玄龄，有些动气地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宫建造一些房屋与你何干？”
房玄龄等人听了，只好伏首谢罪。然而，魏征却由此看得更深远一些，站出来指责李世民的做法无理。他进言道：“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高士廉，也不明白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要谢罪。房玄龄等既为国家大臣，就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纵使北门有所营造，为什么就不容许他们知道？臣对此有所不解。修造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用的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对，做大臣的则应当协助陛下把事情办好，若陛下做得不对，就是已开始营造，做大臣的也有责任奏请陛下停工。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根本之道。房玄龄等询问此事固属无罪，而陛下却责备他们，这是臣所不明白的；房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所应管的职守，而只知道向陛下磕头谢罪，这也是臣所不解的。”
听了魏征的话，李世民不但没有动怒，反而深以为愧。
北门宫的土木之工既完，此事未过多久，敢言善谏的魏征看到奢靡倾向越来越严重的各种政令又频频发布起来，他更加担心李世民难以保持俭约之美德了，于是在贞观十一年，向李世民上奏了名垂青史的“治国三策”。
魏征在“治国三策”中写道：“以臣所见，自古以来，凡是承天受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面南而治，都想德配天地，名齐日月，让子孙百代将帝位永远传下去。然而善始善终者少，倾败衰亡者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之道。前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就近在眼前，可以为鉴戒。”
魏征说：“隋朝统一天下三十余年，兵强马壮，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覆亡，尽为他人所有。那时的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社稷长久，故意要推行桀纣之暴政，以造成自己灭亡吗？而究其实，他只是犯了仗恃其国家富强，而未考虑后患的错误。他驱使天下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收刮天下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美女，掠夺远方的珍宝，宫苑装饰得豪华壮丽，楼台修建得高峻宏伟，徭役无穷无尽，用兵无休无止。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谗佞邪恶之臣，必定会得到他的官禄和好处，而忠正之士却连性命都难保。佞臣上下互相欺蒙，君臣离心离德，老百姓不堪忍受，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像隋炀帝这样的堂堂一国之君，竟死于匹夫之手，连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能不令人痛心吗？”
魏征指出：“如果考虑到既成的东西不要毁坏，仍然保持旧貌，就要免除那些不急之务，徭役要减之又减。即使是茅舍与华厦共存，玉砌和土阶并用又有什么妨害？既要使人敬业乐业，又要不竭民力，要常想到自己受而不劳的安逸和别人劳动的辛苦，这样，老百姓就会自愿来服役，他们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乐业。这是治国的中策。”
魏征指出：“如果是惟我独尊，不考虑后果，不善始善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有天命可以依传，从而忽视住陋室时的艰苦朴素作风，一味追求雕梁画栋的奢侈生活，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加以扩充，并大加修饰，惟美是求，做事皆以此类推，从不知足，人民所见到的只是无止无休的劳役，见不到国君的恩德，这是最糟糕的治国方法。这样的做法好比是背着柴薪去救火，向锅里添滚水来止沸，是用暴政来替代暴政，与原先的乱政同出一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旦如此，后世子孙将如何看待陛下的事迹？没有清明的功迹就会遭到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则灾害必生，灾害发生就会引起祸乱，祸乱一起，要保全自身性命和荣誉名声就很难了！这是治国的下策。”
“臣下以为，顺应天命、鼎革天下之后，大唐将有七百年隆盛的国运，并将江山遗留给子孙，传之万代。江山难得而易失，陛下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吗？”
看了魏征的“治国之策”，李世民内心十分感动，他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征，诏书中说：“你所呈献的至诚之言，使朕明白了自己的过失。朕当置之茶几上，就像西门豹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佩弦以自急一样（注：意即西门豹性急，经常身带柔软的皮件来提醒自己；董安于性缓，经常身带绷紧的弓弦作为提醒），时刻提醒自己。朕必定能在晚年把国家治理好，使‘康哉、良哉’的盛世颂歌，不只出现在虞舜时代。如今，我们君臣之间，就如同鱼水一样亲融无间，对于你的佳谋良策，迟至今日才做答复，希望你仍能犯颜直谏，无所顾忌。朕将虚怀静心，恭候你的善言。”
从李世民君臣之间发生的这些关于禁绝浮华奢靡的劝谏、从谏之事上，后世不但可以看出贞观时君臣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清新政治之风，更能找到李世民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将大唐推向昌繁的原因。
勇于从谏，克制己欲，使君臣无猜而人人愿意为国分忧，这即是天下大治的秘诀。
正所谓饱暖思淫欲，人的生活一旦安逸无忧，私欲就会膨胀。纵然是自制力很强的人也是如此。到了贞观中期，随着物质的丰富，李世民谦逊俭约的作风一年年地减少，并且还常常大兴土木，追求锦衣玉食，这就使得民心没有贞观初那样安定了。
李世民的幸运在于，一旦有政治上的失误、舆情的变异，即便他还没有觉察到，但由于他对臣子的信任，使得手下臣子纷纷冒死相谏，也能使政治上的失误及时得以纠正。由此看来，治理国家要想善始善终，手下总归是离不开一批忠心耿耿的有识之士的。
3.能够容忍下属的指责和冒犯
有的领导者面对下属的不同意见或指责时，心里也清楚别人讲的话是事实，有道理，但就是不能容忍人家“大不敬”的态度，并为此放弃改正错误的机会。殊不知，只有那些能够容人，尤其能容难容之人的人，才值得别人尊敬。
侯生，韩国人，史佚其名，原为秦始皇信任的方士。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曾派他与韩终、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韩终、石生都是秦时的方士。据说韩终曾经不穿衣服，只着菖蒲（一种植物），长达三年之久，以致身上都生了毛，以后冬天再冷他也不怕。还说他能“日视书万言”，并且都能背诵出来。石生则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接受秦始皇的命令后，二人便均不知所终。也许死于咸阳“坑儒”的四百六十余人当中，也许逃亡它地。
